经学通论的读后感大全

《经学通论》是一本由李源澄著作，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小32开平图书，本书定价：12.00元，页数：104，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经学通论》读后感(一)：好玩的一本小册子

此书论经史之别，今古文与今古学之别甚精。以成为国家意识形态论经学，从而以为经学当断自汉代。

书中大量引用其师之言，可谓尊师说。

批评今之研究经学史之学者，但读儒林传，而不涉及经文，批评的到位，呵呵。

《经学通论》读后感(二)：读李源澄《经学通论》札记

从汉武帝表彰六艺到民国初年学校废止读经，经学一直是中国古代学术的主体。虽然民国初年废止读经，但是对经学的研究并未随之中断，经学研究著作仍然时或有之。李源澄为廖平关门弟子，学问深湛，其经学思想集中体现在氏著《经学通论》一书中。

李氏在该书《自序》中言作此书的旨趣有三：一说明经学的性质与后来经学的途经，二是提出整理过去经学的方法，三是对各时各派经学从其长处予以说明。这三点志趣是从大的方面来说的，如果细分的的话，可以将该书的内容归纳为八个方面：第一，经学是什么；第二，经学的性质；第三，经学的地位；第四，经学的研究内容；第五，治经的方法；第六，经学概说；第七，经学的历史；第八，读经的门径。其中第一、二、三、四、五部分相当于该书的第一节《论经学之范围性质及治经之途径》，第六部分相当于该书的第二节《论经文》，第七部分相当于该书的第三节《论经学流变》、第四节《论古今学》、第五节《轮唐修五经正义以前之经学》、第六节《论宋元明经学》、第七节《论清代经学》，第八部分相当于的该书的第八节《论读易》、第九节《论读尚书》、第十节《论读诗》、第十一节《论读三礼》、第十二节《论读三传》。如果这样看待李氏的《经学通论》，那他的这本著作涵盖的范围已经超过皮锡瑞的《经学历史》《经学通论》，只是皮氏的这二部著作有关经学历史和五经通论的内容更加系统、更加详细。

经学是什么，李氏认为经义就是经学，而汉人才开始才有了经义，但是统论诸经大义是从战国开始的，经学是“起于晚周而成于汉代”，因此他说：“吾人所谓经学者，汉代始有之学问也”“经学者，汉以来之学术”。而且李氏认为经学之“经”当以“常法”为正解，这才是经学的本意。作为经学家，李氏对经学持有尊崇与敬意，认为经学是中国文化的源泉，是统一我国思想的学问，也是国人的大宪章，因此他说：“故经学为陶铸吾国二千年历史之学问、吾国文化史之中心”“经学为吾国古代文化之总汇”。

关于经学的性质，李氏继承了廖平先生的看法，是从传统的四部之学来说明的。他认为经学是子与史合流的学问，既非史学也非子学，但是和子史有密切的关系。因此他说经学“为子史河流之学问，为以特殊之学问，自具独立之精神，而非史与子所能包含”。要知道经学对我国的影响，应当探求历史，只有从历史求经学，才能发现经学的意义。但是有趣的是，钱穆先生并未从历史中发现经学的意义，而是从中探求经学的本来面目，将晚清以来经学的今古文之争予以了解构。他在《两汉博士家法考》一文中说道：“夫汉人仅言‘古学’，不言‘古文学’；仅言‘古文’，不言有‘今文’；故无所谓‘金文学’。后世强造新名，谓古人如此，宁有是理。”钱、李二氏的区别，即是经学家和史学家眼光的不同，更深层的原因应该也与二者对廖平经说的看法不同。李源澄氏《经学通论》是守廖平《今古学考》的师说而发己见，而钱穆《两汉博士家法考》则是和廖平《今古学考》立异的。

关于经学的研究内容，李氏以三事为说：“一曰治经，二曰治经说，三曰考经学对中国文化各部分之关系。”治经要治理经的本文，因为经学是汉代才有的学问，因此研究经学要以汉代为断限，而且要与古史明其畛域。治经说要治理先儒说经的书，对其说经之文要疏通证明，对其学术思想要发挥介绍，而且要与其他各家进行比较以显示其在学术史上的地位。经学是我国古代文化的总汇，古代的一切都与经有关。因此考经学对中国文化各部分的关系，不能仅靠《儒林传》了事，还要剖析经学对我国政治、社会、人心、风俗的影响。

关于治经的方法，李氏认为治经之道在于释文和释义，既要以文字始，也要以义理终。“今文明大义，古文重训诂”，李氏提出的治经之道可谓是融汇了今古文经学各自的长处，作一综合的的研究。李氏还指出治经的致力之处在于明其纲领和条目，他说：“学问之事，有纲领焉，有条目。一学有一学之纲领条目，一书有一书之纲领条目，得其纲领，条目虽不备，无伤也，势不能也。”李氏所说的纲领条目应该就是治经的家法和条例，蒙文通先生在《经学导言·结语》中说：“不明家法，不明条例，还算什么经学？”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李氏对今文学家法和师说的遵守。

对于经学历史，李氏将其分为古今学、唐修五经正义以前之经学、宋元明经学、清代经学。大要言之，汉代经学主要为古今学之争，至郑玄注经而兼採古今文；魏晋到唐修《五经正义》以前，经学分为南学和北学，南学尊王肃，北学尊郑玄，唐修《五经正义》合南北而一之；宋元明经学主要为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独重大义而轻视训诂、章句，而其与汉唐经学产生如此变化的原因则在于“宋之正统由唐之异儒变成之也”；清代经学分为三期，初期为清学启发时代，其精神在于经世致用；二期为清学全盛时代，无经世致用之精神；三期为清学蜕变时期，其精神又转为经世致用。而有清一代学术的转变皆在于清朝政治的影响。从李氏对经学历史的分期可以看出，李氏的不是按时间作为分期的标准的，而是以学术发展的内在脉络为参照的，非明于经学发展流变者不能为此。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有清一代学术的转变受到清朝政治的影响， 但这不是全部原因，学术风气的转变也与学术自身发展的成坏相关，因此清一代学术的转变不能一概以政治影响论之。

关于经今古文学区分的问题，李氏在书中引用了龚道耕先生的说法：“是今文明大义，古文重训诂，一也”“是今文多专经，古文多兼经，二也”“今文守章句，古文富著述，三也”“是今文多墨守，古文多兼通，四也”“是今文多朴学之儒，古文多渊雅之士，五也”。钱穆在《两汉博士家法考》一文中也指出，今文尚专守，古文尚兼通；守章句师法者为今学，不守章句师法者为古学。由此可见二氏对经今古文学的区分是得其要旨的。周予同先生对今古文经学的区分就和龚道耕、钱穆二氏的区分有所不同，他们认为今古文经学的分别在于：书目不同、经典次序不同、对待孔子和五经的态度不同。龚道耕作为经学家，是从经学家的视野去揭示今古文经学的区分主要在于治经家法和范围等的不同。而周予同则从历史研究的校对对今古文经学的做出了区分，主要眼光停留在经文本身。钱穆在《两汉博士家法考中》指出经学古今文的差异是学派的差异，也就是治经方法的差异而非经文的差异，而且钱氏还指出：古今文之分仅在于《尚书》一经，其他诸经无今古文之分。如果钱氏此论为历史的事实，这就是对以经文来区分经今古文学的说法的解构。李氏守师说，书中引用廖平、蒙文通、龚道耕诸先生之说不少，这些师说也是李氏自己对经学的认识，他也持“兼通今古，本东汉古文学者之通例”的看法。因此就我个人而言，李氏引用龚道耕氏区分经今古文学的说法更持论周全有据。

经今古文学孰优孰劣，李氏作持平之论。他说：“以治学之态度言之，今学略于训说文字，而古学则以训说文字见长。故通经致用，今学为优；释文正读，古学为最。”清代乾嘉学术的成就和道、咸以将今文经学的兴起适可为李氏此言作注脚。而在对郑玄的看法上，“自廖先生论古今学，以混合古今罪郑氏”，李氏则云：“郑玄虽兼通今古之学，其治学纯为古学精神，况兼通今古，本东汉古文学者之通例”“该以汉时经有数家，家有数说，学者莫知所从，郑君兼通今古文，沟合为一，于是经生皆从郑氏，不必更求各家。郑学之盛在此，汉学之衰亦在此”。郑玄勾合今古文而一之于经生为便，因此而郑学盛而汉学衰。郑玄混合今古文并不是要唱衰汉学，只是他的治经方法无意中造成了这一局面，这既是郑玄治经的特色，也和唐修晋书而十八家晋书一样，是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以“混合古今罪郑氏”许是过论。两者相较，李氏的看法则比其师廖平持论更为平允。

总归而言，李氏《经学通论》一书虽然区区四万言，简明扼要的论述了经学史上的主要问题。虽然书中多引用廖平、蒙文通、龚道耕之论，但持论平允，可谓守师说而不囿于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