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精英》读后感摘抄

《培养精英》是一本由薛涌著作，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2.00元，页数：297，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培养精英》读后感(一)：关于了解美国教育很好的书！

薛涌这本书其实是他以前写过文章的合集，或者说是精华版，对于像我这样只买过一本书的读者来说，此书的性价比颇高，但对于那些已经买全他的书的朋友来说，是不是还要再买这本书，则需要自己斟酌。

本书通篇论述了关于美国教育的方方面面，为中国的读者打开了一扇了解世界头号强国教育的窗户，引人深思！从这层意义上来讲，我觉得薛涌的文字极其重要！难怪俞敏洪在扉页上说：开卷不读薛氏书，纵谈教育也枉然！

希望薛涌能够再接再厉，深入发掘美国教育强大的基因，同时也对现在美国教育所存在的问题进一步的提出批判性意见，以参照我们当下的教育，能够建立起后发优势，少走弯路。

《培养精英》读后感(二)：乱七八糟的想法

底层劳动人民的孩子就算进入大学后也很少有人取得优异成绩。因为他们在上作者的历史课的时候，对作者讲，我要赚钱，学历史有什么用？作者将其称为反智主义。哎哟，原来我学习什么都想着这个有什么用的时候，就表现为反智啊，靠。

保守党派的单身领袖女性们真是太屌了，赖斯啊，迈尔斯啊，等等等，是我学习的榜样呢。

作者认为，随着体力在经济社会的重要性下降，女性在各方面都表现得越来越卓越，但是事业成就上只有少数女性做的很好，是因为在2，30岁的事业奋斗期也是生育最佳年龄。所以对女人而言，事业和孩子只能选一个。太惨了。作者甚至举例讲，许多奋斗过的事业性女性后来都倾向于待在家里面带孩子。所以她们的女儿接受了母亲的想法，将会出现很多耶鲁全职母亲。对于这些女性的在家庭内对下一代做出的贡献不应忽视。他们的孩子将会是精英中的精英。所以她们的做法也值得肯定。

但是对于这一点，我可不敢苟同。如果对于普通女性而言，在成为赖斯居里夫人等伟大女性和成为母亲之间选一个，取决于这个女性本身的社会地位吧。像我这样出生草根的女孩子，如果能够选择，当然会希望奋斗过后改变自己的命运，成为一个高素质高能力经济独立影响远大的人。而不仅仅是只是当一个穷困潦倒忍受家暴的幸福母亲，奶粉都买不起，切，脑子有病啊。

《培养精英》读后感(三)：精英为何成为“道德洼地”？

原本带有褒义成分的“精英”一词，现在却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嘲讽。尤其是在一些“草根”眼中，“精英”多是脱离大众，利用信息不对称、专业门槛等谋一己私利的既得利益者，从而被当做“道德洼地”。

这一指责，本质上是出于对“精英”们的不信任，尤其是在他们面对权力或金钱时。传统意义上以“立德、立言、立功”自许的“精英”已渐渐褪去道德上的光泽，同时不可避免的陷入到道德的泥沼中去。为何如此？除了“精英”自身的负面说法外，笔者想起了小时候受到的教育。当时，父母经常说的两句话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聪明保一人，富贵保一家”；老师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你是为自己读书，不是为别人。这几句话意义很明确，便是读书出头成为人上人，以及成为人上人后保证小我、小家的生计——这一精英培养方式的关怀视野明显狭隘、自私，但用这套去教育子女的民间家庭应当不在少数吧。衡量什么就会输出什么，对以这种方式输出的“精英”，非亲非故的大众天然不会有几分信赖。

所以，与其对中国式精英进行盲目的“道德审判”，还不如从教育养成的角度进行反思。“卧底”美国教育界多年的中国学者薛涌，用一部《培养精英》详细介绍了美国的精英培养模式，有利于我们有的放矢的比较、借鉴。

在《培养精英》一书中，薛涌的核心论点是：美国社会是由公民组成，而非由社会工程的“零件”、“螺丝钉”所构筑。他认为，美国的教育精神是先塑造人，然后再谈专业，教育首先是人文教育，否则你不知道如何把专业技能用到人身上。对那些在苏联模式下被当零件锻造而又自以为是的“精英”，这是很恰当的一课。在美国，学生从一开始就要培养如何对自己的生活作出选择，而不是在一种高度专业化权威主义教育体制和哲学下，掌握别人需要他们掌握的技能。教育与训练的最大不同就在于，教育不仅传授着知识，更孕育着一种源源不绝的人文资源。

不难发现，薛涌笔下的美国教育精神正如孔子所说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但不知从何时起，唯分数论的应试教育，迫使学生接受了架着眼镜从ABCD中选出正确答案的学习方式，不为兴趣多为找个好前途。这种功利性教育培养出来的“精英”，多的是一知半解的空头理论，缺乏社会关怀和公民意识。

相反，美国实行了德育和智育并重的基础教育，他们对青少年儿童的品格教育有一种很强的危机意识，每当媒体上出现腐败政客、吸毒明星、贪婪商人时，人们的本能反应是这些人的早期品格教育出了问题。美国教育形成了一种共识：对孩子的教育是为了整个社会的未来，一旦孩子的品格教育出现问题，整个社会、每个人的子孙后代都要为之付出代价。

在这种制度下培养出来的“精英”，他们的游戏规则不仅仅是谋取个人福利，更会为社会福利而奔走的人文关怀，因为这不仅有关道德品质，还涉及到具体的“福利”。薛涌说，“生意场上，你赢得人家尊重的最好办法，就是和人家有着共同的社会理想和人文关怀。你最好是把和你生意有关的人都看作是志愿人员。他们如果不感到和你接触有意义，而只是赚几个钱而已，他们早就干别的事情去了。”也就是说，具有人文关怀的公民是美国教育的目的，自然也就成为精英圈的游戏规则之一。难怪薛涌会说，“在美国，大家平等，医生对病人并没有无可置疑的权威，你必须自己去赢得病人的信赖。而在中国、日本等东亚国家，病人不过是医生权威之下的一个有问题的东西，而不是人。”

可见，从小实施人文关怀的教育训练，不仅能使人成为一个更完美的人，还有利于整个社会关系朝健康和谐的方向发展。

《培养精英》读后感(四)：培养精英

学生通过集中住宿，培养共同的社会理想、公共责任、献身精神和未来领袖之间的凝聚力。这种寄宿学院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早已经脱离了当初造就盎格鲁一撒克逊的统治阶层的狭隘目标，越来越强调多种族、多阶层的聚合。但是，尽管受教育者的范围早已今非昔比、越来越多元化，寄宿制培养未来社会领袖的基本目标并没有改变。以大历史的目光看，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统治世界二百多年，至今仍然主宰美国的政治，还没有退出其全球领导地位的迹象，最多不过是把其统治集团的基盘扩大而已。这样的成就，和其教育能够成功地塑造一代又一代优秀的统治阶层不无关系。 研究性大学和寄宿制学院，作为来源于德国和英国的两种不同的传统，共同塑造着19世纪末以来美国大学的发展。两者有互补性，也有冲突。在这种互补和冲突中，维持着大学教育的平衡发展。19世纪末以来，德国的高等教育在研究方面领先于世，以哥廷根大学为代表的德国大学，吸引着欧美各国的学子，挑战着牛津、剑桥的古典教育传统。有许多批评家一包括亚当. 斯密和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一指出， 牛津、剑桥食古不化，似乎大学教育就是培养绅士，片面注重道德、品格、行为举止的训练，课程太窄，跟不上现实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甚至有人进一步推演:牛津、剑桥孕育的这种“绅士帝国主义"，使英国的精英缺乏实际技能，结果到了20世纪，英国被德国全面赶超。这样的绅士教育，导致了大英帝国的衰落。 但是，捍卫牛津、剑桥所代表的盎格鲁一撒克逊传统的人指出，德国大学过分专业化，培养的是专门人才，却不是完整的人。20世纪德国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全部失败，而且有对犹太人进行种族大屠杀这样的恶行。人们常常感叹:德国人作为个体而言，才干出群，只要你看看近代德国培养的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就不能不惊叹德意志民族的创造力。但是，德国作为一个整体而言，表现再令人失望。德意志民族缺乏盎格鲁-撒克逊民族那种自治的政治传统和天赋，频频走火入魔，把自己的才干变成破坏性的力量。这一现实，和其教育不无关系。相对而言，牛津、剑桥的传统培养的优秀公民和领袖，在关键时刻能够挺身而出，挽狂澜于即倒，奠定了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对世界的统治。甚至有人制造了英式教育的神话，认为当年的滑铁卢战役，就是那些在伊顿公学的运动场上训练出来的子弟打赢的。 其实，要解释这一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仅仅讨论牛津、剑桥是远远不够的。寄宿制的教育，可以直追溯到古希腊的城邦。 在斯巴达，所有公民都要在俭朴的共同居室中长大。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特别强调，为培养城邦的统治阶层，即城邦的守护人，必须让他们集体在公共居室长大，甚至不能有私有财产，这样才能培养他们献身于公共事务的美德。实际上，皮博迪在设计格罗顿时，就特别参考斯巴达的原则。在这个美国头号贵族学校中，孩子们必须寄宿在窄小、荒秃、毫无隐私可言的小隔间中。淋浴必须是冷水。每周的零花钱最多为25美分，其中的5美分还必须捐献给星期天的宗教活动。所有孩子都必须进行严格的体育训练。在皮博迪看来，这种斯巴达式的贫困、严酷的教育，培养孩子对集体的忠诚和献身精神，使他们有高度的公共责任感、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忍受痛苦的超常能力，在关键时刻堪当大任。 我们片面强调研究性大学，忽视了寄宿学院制度，这不仅大大扭曲了美国大学的面貌和经验，而且对中国大学的发展有着极其有害的影响。当我们模仿这样个被扭曲的样板时，大学就会片面耗资投入研究，置学生的教育而不顾。 或者一味培养专家，忽视了培养未来社会领袖的责任，使得我们没有足够的人才来应付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变。实际上，中国的本科教育，比起博士教育来，更需要彻底的变革。像北大这样的精英大学，应该把目前的宿舍改造成师生共居、教育与生活混合的寄宿学院，免费或以低收费供大一大二的学生居住。在这两年中，大学的教育应该打破以系为中心的专业制，改成以学院为中心的通才教育，让学生在心灵、知识和身体上全面发展。只有那些具有强烈的公共责任、对社会的献身精神，富于远见，怀抱着高尚的道德目标和勇气的人，才能在没有前人经验可循的条件下，领导未来的中国完成伟大的转型。寄宿学院制，为培养这样的品性提供了有益的环境。在一个有“富不过三代”警世格言的国度，在高度的经济增长和前所未有的财富面前，我们的大学，更应该把培养未来领袖阶层的战格作为自己责无旁贷的使命。 美国社会是由公民组成，而非由社会工程的“零件"、“螺丝钉”所构筑。教育要先塑造人，然后再谈专业，否则你不知道如何把专业技能用到人身上。所以，教育首先是人文教育。布什当年在清华讲"大学不仅是培养技术人员，更要培养公民”，正好道出了美国教育的精神，对那些在苏联模式下被当零件锻造而又自以为是的“精英”，是很恰当的一课。学生从一开始就要培养如何对自己的生活作出选择，而不是在一种高度专业化权威主义教育体制和哲学下，掌握别人需要他们掌握的技能。教育与训练的最大不同就在于，教育不仅传授着知识，更孕育着一种源源不绝的人文资源。 越是精英的大学，那里的学生就越务虚不务实， 人文学科的香火就越盛。 以耶鲁大学为例，在过去25年里，历史一直是头号热门专业。 历史专业的学生占本科生的13%到15%。史景迁的中国史课年年几百人上，已经成了传奇。英语专业一直是四大热门专业之一，在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还是第二热门的专业，后来才被经济学和政治学超出。而耶鲁的经济学，是高度理论化的人文学科，不是实用学科。耶鲁根本就没有实用的经济(商务)本科专业。哈佛大学前四大热门专业，第一是社会科学，选该专业的人数占本科生的48%;第二是生物，为10%;第三是英语，为8%;第四是心理学，为7%。普林斯顿的传统五大专业是政治学、经济学、历史、英语和国际关系。最近心理学上升，取代了英语，目前最热门的是政治学。传统上，46%的学生集中在这五大专业。最近学校努力推行专业多元化，已经初见成效。2005年，选择人文学科专业的学生上涨了15%，选择自然科学的学生上涨了7%。学生人数上涨率最快的全是人文学科的小系，依系(60%)， 比较文学系(57%)， 宗教系(52%)。 同时艺术与考古、法文、意大利文、德文等系，学生人数也明显上涨。总的趋势显然和美国一般的大学正好相反:人文学科越来越热。 解释这一现象，还要诉诸我们最基本的常识。这些精英大学，培养的是未来的领袖。当领袖，要把握大方向，其关怀和训练当然必须宏观，不能一天到晚坐在那里数钱算账。从这些精英学校的学生背景看，大部分学生出身于中高产阶层，父母受的教育很高，对大学有充分的理解，鼓励孩子追求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上大学的最基本目标，是发现自己，认识世界，反省人类最基本的价值。大学主要是一种精神经历。度过了这样4年的人生，再想实际问题也不迟。 普通大学的大学生，则是另一番光景。他们许多人来自劳动阶层家庭，常常是家里的第一个或者第一代大学生。 他们的父母没有受很好的教育，许多人反智主义情结甚重，觉得大学总是教一些读书人才喜欢的没有用的东西。可惜，如今的大潮流是蓝领工作越来越少，连招警察也开始要大学毕业生。不上大学，没有出路。所以他们的子弟勉为其难，进大学就是为了找饭碗。大学不过就是个职业培训班。如果你让他们一年花几万块送自己的孩子读什么柏拉图，他们肯定觉得你有病。 其实，劳动阶层的子弟并非一定不喜欢柏拉图。问题是，如今大学越来越市场化。学费涨得奇高，学生和学生家长成了消费者。一年几万块花出去，构成全家最大的开销。这钱花得值不值？于是有了个消费者权利的问题。结果，每年新生一入学，你就会发现家长比学生还多。和教授、校方交涉的，几乎都是家长。他们从选择孩子的宿舍、课外活动的安排到所学的专业，事无巨细，全要和学校讨价还价、给孩子决定好，保证自己花的钱不冤枉。在这样的情况下，处在青春期的孩子，即使有许多梦想，希望利用大学时期探求人生、了解世界，也没有办法。他们的一切选择都由家长代劳了。 结果也可想而知。那些务虚的学生几乎肯定会成功，成为自己这一代人的领袖；那些务实的学生，还和父辈差不多，卖力气为生，等着人家给工作。何以如此？当然，精英大学的学生智商高，社会关系也多，学什么都会成功。但为什么在这群人里，彼此竞争时也要争先恐后地务虚不务实呢？可见，人文教育，对人实际的成功还是有关键作用。 1980年从耶鲁毕业的苏珊.克朗(Susan Crown)，读的是文学专业，目前是芝加哥一家投资公司的合伙人，已经当上耶鲁的校董。她的体会是，人文教育教你如何思考、如何分析、如何阅读、如何进行有说服力的论述。这些技巧，在商业活动中每天都要用。另外，如今的社会变化快，信息多，令人目不暇接，人们对任何东西的了解都浮皮潦草。大学的人文学科，则给你提供了一生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机会，去专心致志地读伟大的历史和文学著作。这样，你就学会了专注于大的理念，不被一些琐碎的细节所支配。 理查德，弗兰克(Richard Franke)是1953年的耶鲁毕业生，领导一个大投资公司24年之久，如今已经退休。他的体会更为具体:“生意场上的情况瞬息万变。不管你把公司办得多么成功，你那一套不到5年就得变。也就是说，你每5年要有秩序地重新塑造你的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你需要专业技术人员，但你更需要一些能够综合思考不同的问题，并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的人。所以我作为公司首脑，就喜欢雇用人文学科出身的人。” 他这个意见几乎代表了所有被访者的看法:人文学科培养的分析深度、创造力，比商学院教的东西更可靠。 大学教育在于提高人的综合素质，而不是仅仅学一门手艺。特别是一流大学更是如此。学得越专、越实际，反而越无法适应实际工作。对这一点，我们的学生大学、和用人单位都还没有充分认识到。 在哈佛必须学什么 核心课程改革有四大目标:一、培养全球性的公民;二、发展学生适应变化的能力;三、使学生理解生活的道德面向;四，让学生意识到他们既是文化传统的产品，又是创造这一传统的参与者。 这四大目标，则以核心课程的方式显示出来。所谓核心课程，是所有本科生都必须修的基础课，也就是通才教育的主干。哈佛把这些核心课程分为七大领域:文化传统与变迁，道德生活，美国，世界中的(各种)社会，理性与信仰，生命科学，自然科学。同时，所有本科生还必须修一门写作课并掌握一门外语。 《华尔街日报》把雇主对商学院毕业生的素质期望进行排列，结果“沟通与人际关系”的能力最为重要，达到88% (88%的雇主认为这项素质“非常重要”);合作能力占第二,为87%;个人的道德和品性居第三，为85%;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占第四，为83%;过去受雇时的成就占第五，为74%;适应企业文化的能力为第六，为73%;领袖的潜力居第七，为72%;战略性思维居第八，为67%。 不领皇粮，又不靠学费，学校靠什么吃饭？靠捐助!名校都有一笔巨额的捐赠基金，这是学校实力的基础。那么谁来捐呢？过去的毕业生，即校友，便是一大主力。为什么校友们会这么慷慨？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校友们事业成功，挣了大钱，有实力捐款。第二，这些校友当年在学校读书时，度过了一生最美好的时光，对校园流连忘返，对学校感恩戴德，以后成功，就像孝敬父母一样孝敬自己的学校。 按这个逻辑一看，你就明白美国的一流大学彼此在竞争什么了。他们的竞争，实际上是产品的竞争，不是教育硬件的竞争。他们要比的是：谁培养的毕业生日后更成功？谁的教育，给学生的心灵留下了永久的印迹、奠定了他们一生的事业和生活的基础？你到各名校看看就知道，学校对学生，就像家长对自己的孩子一样体贴备至。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以后能没有出息吗？人家有出息后，能不回来“孝敬”学校吗？ 按我们一般的看法，所谓私立学校，就是从学生身上赚钱。错了。人家一流的私立学校，是向学生身上投资!一个一流大学，就是一个超级的人才投资组织，能够通过这种投资，把一个一文不名的人造就成百万富翁。所以，当你看到美国各大名校争夺优异的穷学生时，就不会奇怪了。 SOM秉承这一精英精神， 严格控制规模，每年录取200个学生，而哈佛商学院一年要收900人。由于人数少，一堂课的平均规模只有25人，大课不超过80人，小课可以只有8个人，同学之间关系密切。学校在这种小巧温馨的气氛中，强调同学之间的合作和团队精神，而不是竞争意识。这也更适合SOM所寻求的为社会服务而非为个人利益争斗的教育目标。 体育是培养精英的重要手段 专制王朝对体现个人主义的勇武一直惧怕，担心更多的不是军队不能打仗，而是军队要造反。所以尚文轻武，军人缺乏训练，甚至到了扛不动自己的口粮的地步。教育精英们也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无用文人，遇到危机只会坐而论道，毫无行动能力。最后，中国作为世界最富有、人口最多的国家，常常被人口只有我们百分之几的小民族征服。这也难怪西方人称中国是“东亚病夫”了。这一传统，在我们今天的教育制度中仍然根深蒂固。这样的教育不改变，中国就还是一个硕大的病夫，中国永远不可能有一个大国气象。 19世纪大英帝国崛起，使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成为世界的统治者，也使这个民族不得不面对斯巴达人曾经面临的困境:这么一个小小的民族，如何维持对全球众多人口的统治？这对英国的教育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培养“雄赳赳的基督徒品格"，也就成了教育的目标。 这么被训练出来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到了哈佛，想的当然不是读书，而是进橄榄球队。当时的哈佛和耶鲁、普林斯顿一样，学生的首务是竞争进入精英秘密会社、再就是进入橄榄球队，读书的重要性远远排在后面。运动场是证明自己的领袖才能的地方。竞技体育要求献身精神，要求参与者为自己的队作出牺牲，是进入公共生活的准备。读书则是私人的事情，是为自己。读书好常常会给人一种与世隔绝、自私自利的印象。 你到美国的学校看看就知道，最出风头的，不是功课好的书呆子。而是那些体育明星。父母从小不惜工本，带着孩子这个班那个班地上个没完。体育明星从小是孩子王，是同龄人中的领袖，长大了自然也是。所以不仅是在政界，在商界体育人才也到处都是。 在一个社会中，个人脱离家庭越早，家庭的财富、地位对个人成功的影响就越小，社会的平等度和流动性都会因此增加。美国的价值立足于反贵族的传统: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在这个没有等级的自由市场秩序中出人头地。如今的变化则从根本上挑战了这一价值。 希拉里.克林顿喜欢重复一句俗话:培养一个孩子需要一个村庄。这个意思是说，孩子的成长，不仅需要家庭，而且需要一个社区的关怀，当然也需要一些自己父母之外的长辈的指点。毕竟再好的父母，也有不足之处。特别是一些成功人士工作繁忙，对自己的孩子没有时问照顾，就更需要朋友们帮忙。教父教母之盛行，和这些恐怕都不无关系，对孩子的成长当然有好处。目前中国的中产阶级，挣了钱忘了孩子，他们的子女其实很需要类似这种教父教母(类似中国的干爹干妈)的帮助。 由于大量学生的SAT成绩都快到了顶，再看分数录取就已经意义不大了。高分只是进名校的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在高分之外，必须有其他的课外业绩。结果，美国的中学生们在学期中努力提高自己的学术能力，漫长的夏季则成了他们创造自己的课外业绩的繁忙季节。著名的考试补习公司“普林斯顿评论”，还出版了一本《青少年过暑假的500种最佳方式》，告诉学生暑假是为上大学打基础的关键时刻。 要了解这些中学生的暑期计划，我们不妨看几个简单的例子。 克莱顿(Jessica Clayton)是一个科罗拉多州的高中生。她的SAT拿了1540分，几乎到顶。她上个学期通过了5个高级课程的考试，这等于提前修完一些大学课程，使她获得了上大学后免修这些课程的资格。她每个月在一个中学打两天的义工，并在一个饮料店工作，还是学校越野长跑队和兜网球的队员。不过，当-一个常青藤盟校的录取人员告诉她另一个申请者为竖琴作曲、并出售自己的光盘资助慈善事业时，她马上坐不住了。她用自己辛辛苦苦打工挣来的钱，跑到了秘鲁，帮助当地人油漆学校建筑、收割小麦、组织清理垃圾。结果，2005年她虽然没有进“常青藤"，却被几个精英名校录取。 戴利(Will Daly)是一个来自马萨诸塞州的18岁的高中应届毕业生。2004年夏天他跑到印度，用3周时间在那里设计英语课程，又花了3周时间旅行。另一个来自新泽西的高中应届生杰曼(Daniel Germain)则到印度教英文、建足球场，做其他一些“值得做的小事”。弗里德曼(Liza Friedman)是来自曼哈顿的高中应届毕业生。她申请时提交的文章写的是她越南旅行的经验。她还到斯洛伐克和坦桑尼亚进行社会服务，并由此决定从事非洲研究。她还为国际特赦组织工作过。这些国际经验，使她被几个大学看中，虽然她还在等自己首选学校的录取通知。 不仅是高中应届毕业生，一些更小的学生也开始为了进名校而提前行动。来自纽约州的科恩(Jomie Cohen)年仅16岁，却要到非洲的塞内加尔工作4周，照顾艾滋病患者。然后她马上飞回美国，到耶鲁大学参加青少年艾滋病大会，提出自己的“艾滋病行动计划"。现在离她申请大学，还有18个月之遥。 巴拉茨(Amanda Baratz)是来自加州的一个14岁的女孩，还没有参加SAT 考试。不过，这个夏天她要到Georgetown University上一个5周的医学课程，并观察心脏外科手术。 这些努力，无非是针对精英大学的要求而去。一些大学的录取人员明确地说，他们要看申请者在社区服务方面的创造精神。 只要大学录取有激烈竞争，中学教育就不可避免地要围着高考的指挥棒转。中国是如此，美国也不例外。所不同的是，大家培养精英的理念有所不同。欧洲是研究性大学的先行者。美国对高等教育的最大贡献则是服务社会的理念。富裕家庭的子弟，要通过参与基层社会来完成自己的精英教育。从“二战”以来，几乎每二十年，美国的高等教育就对精英子弟提出新的挑战，逼着他们不断地适应，无法故步自封。如今全球化的浪潮排山倒海。美国精英家庭的孩子，不少十三四岁就开始计划上大学，十五六岁开始就周游世界，到贫穷的发展中国家锻炼，成为全球社会的一个积极参与者。虽然贫富分化、教育资源分布不均的问题还远没有得到解决，但是，许多富家子弟为了上大学参与了这些暑期和“空缺年”的课程，改变了自己对世界的看法，了解了不同阶层人们的生活。结果，他们没有变成势利的特权阶层，而是成为有责任感的社会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