旷野呼告读后感精选

《旷野呼告》是一本由舍斯托夫著作，24.00元出版的2009-4图书，本书定价：278，页数：，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旷野呼告》读后感(一)：回到上帝

舍斯托夫几乎是三句话不离克尔凯郭尔。从苏格拉底到克尔凯郭尔的哲学回顾，让他把理性建立在更清晰更明确的视域中。

但是，我总觉得这本书应当用文学的方式来写，就像舍斯托夫喜爱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般，将读者便成为热血沸腾的崇拜者。

因为论荒谬，还是加缪在西西弗斯的神话中写得更让人如鲠在喉，痛彻心扉。而恐惧与颤栗是克尔凯郭尔倾其一生生命体验向世人昭示的痛苦。关于黑格尔，斯宾诺莎、康德，文脉不顺者很难去理解这样一部作品。

好在，舍斯托夫还是很客气的，并没有特别深奥难懂的句子。但是，击败理性以后是信仰，而且是约伯和亚伯拉罕的信仰。

于是，我开始犯迷糊，上帝不是理性的么？信仰都是荒谬的吧。原罪可以被取消么？当你当你大声喊冤时，上帝会否听取并不重要吧。重要的仅仅是对于荒谬的一种反抗。于是，本就是荒谬的。这一条所选的道路也是自由的表达，抗击直面虚无的恐惧。

浅陋如我，不想回归对于上帝的信仰。

我还是生出存在的勇气，好好过活吧。

《旷野呼告》读后感(二)：信仰之路：思辨哲学和存在哲学

众所周知，西方文明的很大一部分是建立在古希腊人的文化之上。苏格拉底无疑是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尽管有人认为，苏格拉底大义凛然，饮鸠而死，是为追求真理而献身的圣人，但实际上，他并非是寻求真理，而只是寻求事物的普遍定义：意见可以纷繁多样，但真理只能有一个；意见可以随时可变，可真理却永恒不变。这种普遍、确定、永恒的真理实际上就是大家必须遵守的原则，共同依据的基础，是根据公认的论点进行推理而达到的公认命题，是从各种不同意见中的一致处推演出普遍的判断，引出定义，获得清晰明确的概念，例如知识就是至善，美德就是智慧等。苏格拉底的丰功伟绩在于，他树立了对理性和为理性所获得的知识的信仰。

以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贤哲为我们高筑起一座大厦，这是一座以理性为基础，以逻辑为工具，以永恒真理为目的的知识大厦。它用必然性作为自己的坚固不破的城墙，它企图凌驾于一切之上；它傲视芸芸众生，蔑视有限和偶然。自此以后的思想家和贤哲们大都是对这座大厦修修补补，或者添砖加瓦，就连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直到胡塞尔都莫不如此。他们口口声声扬言要探索真理，其实只不过是追求公认的判断，都不过是在向知识、必然性和理性表示自己的俯首听命、爱和奴隶般的忠诚。

舍斯托夫认为，克尔凯郭尔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两位卓绝超群的思想家，尽管他们都生活在黑格尔主宰欧洲思想界的年代，但并未被黑格尔的思辨哲学所迷惑，而是竭尽全力挣脱知识的支配，与思辨真理及把启示归于认知的辩证法进行殊死的搏斗。

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了远比康德更为深刻的问题：与人毫不相干的石墙和二加二等于四为什么能支配活人的命运？它们从何而来？又是谁赋予它们这种统治人的无限权利？思辨哲学把这些奉为终极真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却发现它们荒唐透顶、愚蠢至极。他不仅不去接受这些真理，还要用脑袋去撞开这堵石墙。他要走出地下室，脱离规律、原则、自明对人统治的迷宫，摆脱"正常"人的“理想”国。

克尔凯郭尔认为哲学不是心灵的纯智力活动，而是绝望。克尔凯郭尔与举世闻名的伟大导师分道扬镳，他在伟大导师的哲学里感受到了致命的谎言和可怕的诱惑，因为他们神化了理性、伦理、永恒和无限，漠视了人类的苦难、悲哀、诅咒等一切偶然、有限的个体存在，只要求人们去理解，让人受永恒普遍和恒古不变的原则所支配，用我们毫无限制的自由和无限可能性的信仰去换取知识和理性，获取奴役般的信赖。由此，克尔凯郭尔奔向了自己的唯一救星----《圣经》中的约伯和亚伯拉罕。于是存在哲学诞生了。

存在哲学不像思辨哲学那样无视有限与偶然，漠视个体的存在，恰恰相反，它致力于关怀着每一个人的现实际遇，注视着每个人的苦难、折磨、悲哀、诅咒、绝望、呼告甚至死亡，它只是表明：“通往生活的原则、源泉和根本途径是通过向创世主呼吁时的眼泪，而不是通过那询问现存事物的理性”尽管克尔凯郭尔内心充满了“恐惧和颤栗”，有着种种的“非此即彼”，为自己的“肉中刺”、无能、昏迷不醒而在绝望的深渊里痛苦呼告，但他已经清醒看到，约伯的哀号绝不是荒谬的、毫无裨益的呼喊，这些呼喊已经开辟了走向真理的一条新路。他在约伯的呼喊中已经感觉到一种巨大的新生力量，它能使昏迷不醒、软弱无能的人重新振作起来，撞开石墙，摧毁大厦，冲破思辨哲学千百年来对人的束缚和限制，回归生命之树。他在自己的书中和日记中一再重复：“对于上帝----一切都是可能的。信仰的斗争就在于这一点：争取可能性的疯狂斗争......只有身心受过震颤，变成精神的人才能理解这一切都是可能的，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接近上帝。”

然而，舍斯托夫也指出他们两人的局限。陀思妥耶夫斯基晚年由于家庭幸福，过着吃穿不愁的富裕生活，享有天才作家的世界名誉，开始伪装斗争，开始鼓唇弄舌地说教，以为最终胜利已在他手。他害怕孤独，突然在信仰开始要求斗争的地方结束了信仰，并转向理性，从而求助于斯拉夫主义以及宗教国家学说。克尔凯郭尔则始终未能彻底摆脱苏格拉底、斯宾诺莎的影响，深陷于各种矛盾中。由于克尔凯郭尔把人类始祖的纯真无知视为精神的昏迷不醒，否定了蛇的诱惑，认为知识和不会区分善恶才是一切危险的根源，他就没有看到未堕落的人类始祖不知善恶正是纯真无知、自由的体现。原罪、知识、区分善恶，这才是危险之渊，才使人类的精神昏迷不醒，而这种知识的渴求恰恰是蛇的诱惑所致。

舍斯托夫指出:"克尔凯郭尔对有限的狂热追求是无限的，尽管内部有矛盾，但因此从人的评价来看这虽不可能和毫无意义，而从神的评价来看，可归结于那个战胜一切‘不可能‘和‘你应该‘的‘唯一需要‘。"这一结论也适用于陀思妥耶夫斯基。

舍斯托夫比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克尔凯郭尔更坚决、更彻底地反对思辨哲学，凡是敢于向理性、必然以及永恒法则发起攻击的作家、哲学家，他都不放过，都对他们一一分析、评价，指出他们的伟大贡献。文学家包括海涅、契诃夫、莎士比亚、果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易卜生等等，哲学家有奥卡姆、路德、帕斯卡尔、尼采、克尔凯郭尔等等。但对他们的软弱和无能，他也一一指出。

舍斯托夫告诉我们，在人类精神生活的总进程中，想克服自明的思想是有其巨大的无法估量的重要意义上的，哪怕它是无人理睬的旷野呼告，也仍是必须的。为了同思辨哲学和理性作斗争，我们就必须不用理性来证明，必须超越解释。因为当我们用去解释去证明时，我们仍在思辨哲学里，而且解释之后罪和恶仍然存在。我们不能去解释罪和恶，也不能接受它们，更不能同它们谈判、妥协、调和，唯一出路就是斗争。只能用超自然来征服超自然，用信仰来征服理性，用上帝来挑战自明。

当然，我们很容易不同意舍斯托夫的提倡启示、反对思辨、赞美上帝和信仰而反对理性和自明，但我们也不会轻易忘却他的旷野呼告，因为我们个人毕竟都有自己的悲哀和诅咒，有自己的苦难眼泪、恐怖和不幸。一个人只要有过绝望的体验，他就会感到各种观念乃至各种所谓进步美好希望都只是一种逃避现实的廉价安慰，都只是一种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

最后，笔者认为，虽然舍斯托夫、克尔凯郭尔都让我们加入信仰的阵营，但目前的基督教或佛教提供的教义和形式等等却不能令我信服。然而，神秘主义者西蒙娜.薇依的思想和行为却感动了我，她把耶稣（基督）信仰和宗教信仰区别开来，虽然她一直拒绝受洗和参与圣事，置身于教会、基督团体之外，但她的实践和思考却证明她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基督徒。所以，如果我有信仰，我将信仰西蒙娜.薇依的上帝。

《旷野呼告》读后感(三)：虚无和自由

虚无

"人忘乎所以，梦想自己无所不知，而且既神圣有正直。“这里隐藏着最大的危险，它是存在的一切恐惧之根由。知识是如何诱惑了并继续诱惑人的？又如何会把“虔诚性”和“神圣性”奉为“最高的幸福”和“至上的幸福”？

通过《圣经》，人们知道陷入罪孽就是不服从上帝，就是耽于肉体的诱惑。但是，无论谁也不可能且不愿意假设罪孽之根，也就是认知里的原罪和区分善恶的能力就是堕落。在地球存在漫长世纪中，我们与理性暗示给我们的真理是如此之深地结合在一起，以至于我们无法想象，没有它们我们怎么可能存在。日常经验固定不变且经常不断地证明了，各种各样的不幸等待着放弃了理性指导的人。有理性的意识经受不了死亡和疯狂所讲的故事，然而那是为什么，为了何种需要去保护和爱惜它，按照它的要求奉之为神灵？假如它始终不肯放过我们，仍奢望成为人类命运的主宰者，那么这不意味着，它不是恩人，而是我们的死敌。“它不死，人就不能生活的怪物。”理性亦即人和神的敌人，这是不可想象的最大的悖论。最可怕和折磨人的东西，可能就是孤独、无力自卫的人遇到的境遇：“侮辱伟大理性的人为自己准备了什么样的祭坛---斯宾诺莎”假如理性不来指导，假如理性不来拯救，该怎么办？当克尔凯郭尔说拒绝理性就是最伟大的痛苦时，他一点儿没夸大其辞，恐怕未必会有一个人自觉自愿地接受这种痛苦。

宇宙和人类是在虚无中建立的，人类的最大的恐惧就是对虚无的恐惧，然而正是人类的有限性和恐惧，把虚无变成了无所不灭的巨大力量。虚无不再是子虚乌有，它变成了存在，它耸立着，以微不足道深入一切之中----尽管它的存在是毫无必要的。我们亲眼目睹它首先变成必然性，然后是伦理，最后是永恒。上帝比人更难与它斗争，因为上帝厌恶强迫，虚无却不厌恶任何东西。它只有靠强迫，除了突然的、毫无必要的存在的强迫，它就一事无成。

虚空迷惑住了所有人和和物：世界酣睡不醒，呆然不动甚至垂死消逝。虚无转变某物，而又渗透于全部某物中。理性，教会我们发现我们身上“最美好的东西”，它就把我们与上帝相似，却漠不关心、无动于衷地观察这一切的发展过程。在虚无取胜后几乎自动地转到它的一边（要知道一切现实都是合理的），并且迄今为止继续捍卫虚无无所征服的成果。

对于我们的理性来说，原罪的观念是完全不能接受的。理性的统治和自主权利只是建立在罪孽之上。假如人能即便使《圣经》的真理实现于刹那间，那么，理性立刻就会失去自己的自主权，反而转扮成顺从执行者的卑微角色。但是，这“假如”依赖谁？我们是否能自由选择？如果我们希望，我们是否能接受《圣经》的真理，如果我们不希望，是否能否定呢？答案恐怕是：不能。我们的自由，就是创始主赋予人生命时与人分享的那种自由，出于昏迷不醒的状态中。虚无这个可怕的怪物控制了我们，我们切身地感到了这是虚无，但始终不能与它进行斗争。不但如此，根据某种荒诞和噩梦般的辩证法，我们全力以赴，巩固虚无的统治和强大。我们自己把它变成必然性、伦理、永恒性和无限性，最明显的就是尼采，他在欧洲思想史上第一个把苏格拉底看成是颓废派，亦即脱落之人。然而，我们的知识、我们的良心不是外在，而是内在地被它迷惑者。像尼采这样谨小慎微、不甘守旧、思维敏锐的思想家，他也向现实弯腰鞠躬。他的哲学加冕了“命定之爱”，他告诉我们，不仅要接受，而且应当喜爱必然性。尼采的《善恶的彼岸》、《权利意志》都召唤人去求得最终解脱----但是他面临“认知”真理时就软弱无能了，他用追求暴力的意志去换取对必然性的俯首听命、爱和奴隶般的虔诚，并且引以为豪。他完全如路德所说“人忘乎所以，梦想自己无所不知，既神圣又正直。”

当克尔凯郭尔企图接近雷琪娜时，她就变成了虚构诗歌里的对象一样。世界上的任何人都毫无办法去反对由无处不在、万能的虚无所确立的永恒“法则”，所有人都像克尔凯郭尔一样软弱无能，只是谁也没有意识到并且也没有畏惧自己的软弱无力。智慧的人和有知识的人比其他人更孱弱不堪和无力自卫。因为智慧和知识不仅看到了一切存在的脆弱性和瞬时性，而且也懂得只能这样，别无他途，就像契诃夫的小说里人物，总是找不到出路，不知道怎么办。就连快乐的、无忧无虑和无所牵挂的年轻人，就连洋溢着和谐、温柔、和颜悦色的妙龄美女，也总隐藏着沉睡的虚无的绝望，有经验的人用一定的巧妙方式就会轻而易举地唤醒它。

绝望的呼声从克尔凯郭尔的灵魂里挣脱而出：“这剥夺我荣誉和骄傲的是什么力量？难道我失去了法律的庇护？”当然，他不会止步，他直达极限，从那儿他看到了，他的经验不仅发生在人类身上，而且发生在上帝身上；上帝也被剥脱了荣誉和骄傲，上帝也失去了法律的保护；他瞧着受折磨的儿子，去被忠诚性所钳制，不能动弹。这剥夺上帝荣誉和骄傲的是什么力量？一切都是爱，一切都是仁慈。作为凡人，他只能看到出现他面前的恐惧，感到不寒而栗。

曾经有少数人，他们在历史上没有取得胜利，且脱离大众，但他们有勇气正视疯狂和死亡启示给我们的东西，试图重新恢复孤立无援而又软弱无力的仁慈和爱的力量，试图摆脱虚无重新获得人类的自由。人类的出路不能再是靠智慧和知识，而是要靠信仰。

苏格拉底向人们宣传的自由，即在善恶之间进行选择的自由。然而，既然要在善恶之间进行选择，就意味着已经丧失自由。人，有也应该有另一种性质的自由：不在善恶之间进行选择，而是使世界摆脱恶。人对恶不可能有任何关系，只要恶存在就没有自由，迄今为止人们称之为自由的一切都是一种错觉和骗局。自由不是在善恶之间进行选择：它灭绝恶，把恶变成虚无。用克尔凯郭尔的话说，自由即可能性，可能性就在于我们能够。

敢于宣告上帝是万能的、是爱和善的克尔凯郭尔和薇依，他们摆脱了思维的甚至按基督教思维的人类所走的广阔大道，但是在这任何人也不知道的道路上或没有人开辟任何道路的荒漠里，向他们传来无人知晓、无人需要的人们的悄声细语。这些人包括路德、德尔图良、彼得.达米安，还有所有与之一起或步其后尘的人。他们都没有在历史上获得胜利，但是，我们最需要的终极真理不就在我们很少听到的声音中吗？它不就隐藏在历史如此关心爱护我们的羞愧、无用、无能、“野兽无从杀灭，人则不能永存”之下吗？这些人有勇气正视疯狂和死亡启示给我们的东西。虽然他们与大众没有共同语言，他们就是脱离大众的人。众人拒绝奇迹，以便亲眼目睹任何事情也不能干的纯粹仁慈，并因它而高兴。在我们的世界里没有奇迹，仁慈和爱孤立无援而又软弱无力，除了精神满足以外，任何东西也不会赋予人。为了归还它们应用的力量，应当把伦理学的一切慰籍拒之门外，因为这些慰籍遮掩了听命于虚无的、理性的“不可能性”，使我们失去了自由。

柏拉图支持了大家，但大家对他的支持更大：理性和伦理的最终和伟大的诱惑也就在此。这的确不幸，是可怕的不幸。然而我们深信不疑，还有更大的不幸，就是信任理性和伦理。它们把我们引向吞没一切的虚无面前，虚无变成了世界的主宰。摆脱虚无是不可能的，虚空就是那种恶魔，即“无从灭杀，人则不能永存”的怪物。只要人还要指望大众的支持，只要他还害怕失去和脱离自己脚下的根基，只要他还依赖理性真理和自己的美德，那他就完全处在自己最凶恶和冷酷无情的敌人的支配下。

应该抛弃有关可耻、荒诞、不可能的观念，忘却永恒真理，因为它们都来自狡猾的动物。关于善与恶、理性和疯狂、可能性和不可能性的知识越多，你就离生命的本源越远，虚无的权利就愈是强有力地支配你。最英明、最善良的人就是最可怕的罪人。在耶路撒冷和雅典之间没有也不应当存在和睦共处。来自雅典的是理性真理，来自耶路撒冷的是启示。启示不能容纳于理性真理的范围之中，它用自己的威严“它不羞愧、绝对可信”和一切定然的胜利回敬一切“羞愧、无用与无能”，以及不可战胜的虚无。

一切恐惧、一切忧虑都逼迫人去寻求支撑、保护、支援。当摩西直接面对上帝时，他无力自卫，接受了上帝的力量，恐惧和忧虑好像突然一眨眼就烟消云散。理性之光也暗淡失色，法律的镣铐被砸开了。人在这一原初的“黑暗”中，在这一无限的自由里，重新接触到了在我们始祖致命的堕落之前充满尘世恒古长存的“至善”。只有在“信仰的黑暗”中，人才重新得到真正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