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迹年代读后感精选

《奇迹年代》是一本由（以色列）阿哈龙·阿佩菲尔德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2.00元，页数：260，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奇迹年代》读后感(一)：不一样的二战氛围

一个独特的方式表达了那种特殊年代的人事变化。感动于那些在大动荡的环境里依然保持着坚强内心的小人物。这个本描写细腻忧伤，在字里行间的感觉像经历一部黑白电影，焦虑、压抑，以及一些特写人物给人的坚强。

《奇迹年代》读后感(二)：这里已经不是你的家

当代以色列文坛有四位大师级的人物：奥兹，耶霍舒亚，阿佩菲尔德和格罗斯曼，他们的主要作品都已经被译介到中国来了。但是除了奥兹的大多数作品被引进之外，其他三位作家都是只有一本长篇小说被翻译成中文。倒是另一位比较接近畅销书性质的作家的沙莱夫的书被引进了两本，其两本长篇小说《蓝山》与《耶路撒冷之鸽》无论是思想深度和文学造诣都无法与以上四位作家相提并论。可是其却在国内得到了不少赞扬之声。有时候你不得不惊奇于我们这个神奇的国度，一如阿佩菲尔德笔下的纳粹威胁下的中欧那般充满着奇迹。

《奇迹年代》写于1978年，它与在此之前的1975年出版的《巴登海伊姆，1939》，以及在此之后的1983年出版的《不朽的巴特法斯》是阿佩菲尔德最具国际影响力的三本小说。

阿佩菲尔德曾有段时间在美国的大学里教授小说写作，上过他课的学生里，有不少后来也成了著名作家，哈金就是其中一位，哈金在谈到阿佩菲尔德时说，这位老师讲课时，只有一本教科书，那就是圣经。每堂课的内容，就是分析圣经研读圣经。这令许多学生头大，哈金说他很喜欢，至今保持阅读圣经的习惯，并从中受益。

阿佩菲尔德和其他的当代以色列作家不同，他更象是一个流亡以色列的欧洲作家，一个逃到以色列的卡夫卡或布鲁诺•舒尔茨。而阿佩菲尔德也为他的这本小说里小主人翁设定的名字为布鲁诺，似乎在呼应着那个被枪杀的布鲁诺。

阿佩菲尔德的所有小说全是关于过去时光的，全是来自记忆和回忆，正如所有那些经历过大屠杀的作家，保尔•策兰，凯尔泰斯•伊姆雷和普里莫•莱维一样，大屠杀永远是他们的写作绕不过的大山。

只是阿佩菲尔德没有象其他的写大屠杀的作家那样正面而直接地描写大屠杀，他永远是间接甚至是暗示的方式在写，如果你不仔细看，你甚至不觉得他是在写大屠杀。

小说开头写道：“多年以前，我和妈妈乘坐一趟夜班火车回家，我们从一个宁静却鲜为人知的休养地消夏归来。”然后残疾女孩，男爵夫人，以及大笑的女人和其他同车的人纷纷登场，当大家发现残疾女孩的缺陷时，所有人都毫无同情心地嘲笑着残疾女孩，只有我这个叫布鲁诺的小男孩没有这样做，可在一次意外停车在一个车站时候，需要所有乘客登记，布鲁诺和母亲的犹太身份暴露了，于是所有人都开始用鄙夷的目光看着布鲁诺和母亲，就连那个残疾女孩都拒绝要布鲁诺给他的糖果。

从开头的这个片断，作者把那个时代的欧洲排犹情绪的强大展现无疑，也正是这一点，恰恰说明，这种排犹情绪渗透到了普通民众，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纳粹能够犯下那么大的罪行。

到了小说中断当灾难将要降临之时，一切却那么平静而安乐，那位花花公子似的萨洛舅舅，仍然在调戏着女仆打发着无聊的生活。而布鲁诺那位作家父亲，此时也仍然沉迷与其女保护人的感情纠葛之中，可以说，作者在这里也点明犹太人本身缺乏对危险的一种警醒状态，也客观造成了他们的悲剧的原因。

小说最后，成年的布鲁诺从以色列回到了当年生活的地方，那些曾经出卖了他和母亲的人已经老了，已经认不出布鲁诺的样子，布鲁诺试图寻找到当年他生活过的一些场景，但却发现这不过是徒劳的。因为这里已经不再是他的家。

《奇迹年代》读后感(三)：残酷的黑色年代里，依旧存活的小小奇迹

狗血指数：★★★☆☆

犀利指数：★★★★☆

压抑指数：★★★★★

诗性指数：★★★★☆

伴读推荐：白兰地

阿佩菲尔德是一位大屠杀幸存者，也是当代以色列文坛公认的四位大师之一（其他三位是耶霍舒亚、格罗斯曼和为国内读者熟知的奥兹），他出生于罗马尼亚王国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9岁那年祖母和母亲被纳粹枪杀，他和父亲被分别送往集中营，此后他历尽艰辛，终于独自一人抵达耶路撒冷（那年他14岁）。这部《奇迹年代》，称得上他半自传体的童年回忆录。

二战前夕的奥地利，小男孩布鲁诺过着宁谧优渥的童年，身为作家的父亲名利双收，亲戚们也个个富有体面，生日宴会、乡间度假、拉丁文法和数学题……一切仿佛照旧，然而波澜不兴的水面下，早已涌动着不祥的暗流：火车上屈辱的身份登记、亲友因犹太身份遭遇解雇、聪慧绝人的小姨诡异的疯癫……隐秘的恶灵已栖息在家中，潜入了布鲁诺每晚的睡梦，孩童那敏锐的直觉告诉他，“以前的一切永远也不会回来了，我的童年也一样。”

不久，“暗处”的批评家们，开始对父亲的作品进行恶意攻击，而布鲁诺的父亲，这位自诩“与犹太性毫无关系”的知识分子，对此无力应对，他起诉“诽谤者”，抨击“犹太小资产阶级”，竭力清除自己作品里的“犹太因子”，然而所有的撇清、辩解和反击，都不过是无法赎清的罪状。最终他失去了信仰和自尊，抛弃妻儿，投靠到位高权重的男爵夫人裙下，以此乞求奥地利文坛，再施舍给他一席之地。

布鲁诺的母亲善良而隐忍，她尽心慈善，如殉道者般帮助他人，却无法减轻周遭的恨意和仇视：在奥地利人眼中，他们是“伪装成奥利地的犹太人”，在同族人眼中，他们是“同化的背教者”，最终布鲁诺和母亲在犹太集会时遭拉比出卖，被送往集中营，故事的第一部分，随着一声预示着地狱般岁月的汽笛，戛然终止。

故事再开篇，已是“多年以后，当一切都已结束”时。人到中年的布鲁诺回到了故乡，这个幸福破碎梦魇开始的小镇，仿佛不曾有任何改变，“同样的阳光”下世事变迁，“同样的阴影”里故人如旧：背叛者死不悔改，旁观者漠然遗忘，忏悔者永难释怀……而父亲的“羞耻、愤恨和有意的忘却”，则在布鲁诺身上以另一种形式膨胀，将这道犹太人“隐秘的伤口”，撕裂成一道赫然的创痕。

就像菲利普·罗斯（阿佩菲尔德的头号大粉丝）所说，这本书的主题，是犹太人的“自我憎恨”：以布鲁诺父亲为代表的犹太知识精英，诅咒族人的“粗俗、贪婪和自满”，将自己的身份视作一种耻辱，竭力消除犹太文化的印迹，无意或有意地对排犹主义助纣为虐，“犹太领袖们在摧毁他们自己这个民族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毫无疑问是整个恐怖故事中最黑暗的一章”（汉娜·阿伦特）；那些被父亲所鄙视的“犹太小资产阶级”，在灾难来临时咒骂、迁怒、不顾一切地求生，如今则自嘲着“人不过是些爬虫”、依旧过着只知道积累财富的日子；而那些自称“杂种”、未经历大屠杀的年轻一代，对自己的犹太血统，只剩下刻板肤浅的认知，老一辈经历的一切，在他们眼中不过是个久远无聊的秘密。

不同于《无知》的失落、《我辈孤雏》的梦醒，布鲁诺的返乡之旅，是对“家园”本身意义的深刻反思：长久以来，犹太人渴盼着失落的家园，然而如果他们不去思考，身为犹太人究竟意味着什么，那么返乡，就不过是空间上的逃离；如果不能创造足以一同归属的文化，那么圣城耶路撒冷，便也不过是一座“和所有城市一样的城市”。

和茫然徘徊的布鲁诺一样，《奇迹年代》留给读者的，是悬而未决的结局，然而这位颠沛流离的作家，也许已经用毕生的文学生涯，做出了自己的解答：虽然通晓德、俄、英、意、乌克兰和罗马尼亚语，他从始至终，都坚定地只用战后才学会的希伯来语，写作犹太人背井离乡的故事。

而命运对阿佩菲尔德，也比布鲁诺多了一点点仁慈：1960年，他发现自己的父亲，竟也从集中营生还，于是这对分离了二十年、都以为对方早已离世的父子，得以在以色列再度团聚——于是便有了这本书的献词和标题：残酷的黑色年代里，那依旧存活的小小奇迹。

《奇迹年代》读后感(四)：“大事件”前的“小故事”

罗豫/文

生在这个靠视觉冲击来达到说服力的时代，人们对二战中一车皮一车皮将活生生的人运向死亡的景象已不陌生。奥斯维辛、卡廷森林、南京大屠杀、731部队……几乎不读什么历史书的当代市民，周末的下午拉上窗帘，打开高保真家庭影院，安放好沙发上的靠垫，翻出一张碟片，按下遥控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内，获得一种类似于看恐怖片的紧张和揪心。与其说这是在回顾历史，毋宁说是在满足人对隐秘而恐怖的罪恶天生的好奇心。深谙此道的电影人和畅销书炮制者，都不会错过能把这些元素加入作品的机会。

二战后，德国在人们心目中逐渐树立起了反思与道歉的形象，同时犹太人因自己苦大仇深的过去成为同情的对象。或许是厌倦了对德国纳粹屠犹暴行的反复渲染，以色列作家阿哈龙·阿佩菲尔德在这本以二战前夕一个犹太家庭为主角的小说《奇迹年代》中，主动避开了那些耸人听闻却又耳熟能详的大场面和大事件，用一种忧伤细腻甚至常常流淌着诗意的笔触，从一个小男孩的视角，描写了巨大社会动荡出现之前，一个犹太家庭的不安、骚动和悄悄没落。

在“大事件”发生之前很久，“恶灵”已经悄悄渗透了男孩布鲁诺一家优裕闲适的生活：亲戚因犹太身份丢了工作，旅行时火车意外停下让犹太人下车登记，年轻而有才华的姨妈莫名其妙患了精神病……布鲁诺的父母对犹太人身份并没有多少认同。身为作家的父亲一再强调犹太身份对自己毫无意义，猛烈抨击犹太小资产阶级，尤其对犹太人的“厚颜无耻”极其反感：“就知道财富，就知道金钱。对于文学和音乐一窍不通。把满足生存的本能看得至高无上。”布鲁诺的母亲贤良能干、热衷慈善，但这一切都未能改变周围人日渐敌意的目光。父亲终因犹太身份受到攻击，无力面对现实，离弃母子二人，投奔了一位男爵夫人。母亲去找犹太拉比希望重拾犹太身份却遭拒绝，不久又因拉比的出卖被骗至犹太会堂、送往集中营。

从这里到成年的布鲁诺从耶路撒冷回到故乡之间的日子，阿佩菲尔德只用一句话带过：“多年以后，当一切都已结束”。回到自己曾被歧视、驱逐的地方，可不是愉快温馨的故地重游或者忧伤甜蜜的怀旧。老街道、老房子、老街坊，那些物是人非与人是物非，那些忠诚与背叛，那些幸存和死亡，那些真诚忏悔和死不改悔……布鲁诺的返乡之旅，展示了的是这样一个空间：无论是缅怀往事还是享有和平的现实，犹太人都还远不能获得平静。“你是从哪儿来的？”——“从耶路撒冷来。”“耶路撒冷”这个地名一出现，就再次提醒着人们，犹太人对往事的缅怀远未结束，距离和平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奇迹年代》以一种不安开头，又以另一种不安结尾——故事还远未结束。

阿佩菲尔德笔下布鲁诺返乡的这一幕，也许恰到好处地回应了洛维特在1940年1月14日写于日本仙台的《纳粹上台前后我的生活回忆》后记中的预言：“即便有人可以重新找到一个家乡，在另一个国家取得公民权，这个人也必定得耗费人生里一段很长的时间，来填补这个被撕开的裂痕。”（学林出版社2008年12月版，P165）事实上，洛维特早已洞察了布鲁诺父亲这样一批德奥籍犹太知识分子的身份境遇：“在德国时，我努力从犹太文化中解放出来，现在这努力被中断了。而这中断也决定了我的人生，甚至把问题升高到一个关键点：我之所以既是德国人也是犹太人，完全是因为前者与后者在德国被区分开来的结果。”至于原因，我们已然得悉，那些“在1933年以前，自认没有政治兴趣也不涉政治地过日子的人，……在那由知识阶层所催发的基督教与人文主义的崩溃解体里，自己也参与其中”，“市民阶层在遭到战争和通货膨胀的掠夺之后，毁于一种看似没有出路可寻的自我毁灭”。（同前书，P5）

从视角上看，比起《奇迹年代》中的小说虚构和洛维特的私人回忆（伽达默尔曾说，“洛维特是小故事的大师，这项才能并未因他颠沛流离的生活而丧失”），历史电影和纪录片还原的历史往往是最不真实的历史：除了上帝，没人能够头一时刻在柏林亲睹纳粹高层的政治决策，下一刻看着坦克履带嚓嚓轧过列宁格勒郊外的雪地，再下一刻听着赤身裸体的犹太人在毒气室里尖叫，同时屏幕下方打出一个个末尾有好多零的数字。关于历史的全景式再现气势恢宏却也常常让人无法消受。阿佩菲尔德所塑造的历史似乎更易让人亲近：像男孩布鲁诺那样，埋头纠缠于无解的代数习题，听见父母在争吵，隐隐感觉到，过去再也回不去了。大多数人并不是历史长河里兴风作浪的角色，而只是坐在自己的小舟中，默默承受变幻难料的惊涛骇浪。普通人往往要在时过境迁之后才能抓到一些线索，了解到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这种日常的、心理现实主义的历史复原，或许能给那些真正对历史感兴趣的人带来新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