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进退》经典读后感有感

《历史的进退》是一本由雷颐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9.80元，页数：296，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历史的进退》读后感(一)：进退之间

之前读了《历史的裂缝》觉得还不错，看到作者有新书，就再买了一本。有点失望。

作者推崇寓史论于事实之中，至少在本书中做得不算成功。文章太半篇幅是议论，而评论也多是老生常谈，读来无甚新意。

书里谈了些荒诞的事情。纵向来看，今天算是有所进步；而横向来比，恐怕还处在荒诞之中吧。希望将来回头看今天，也会觉得不可思议。

《历史的进退》读后感(二)：何以“激进”

本书上“何以‘激进’”一文比作者以前发表过的文章有内容增加，其中以下内容，可显作者真想法。

纵观晚清历史，每当还有一线希望、还能控制一定局面的时候，清廷总是拒不变革；只到时机已逝、完全丧失操控能力的时候，它才匆匆忙忙地被动“改革”。改革愈迟，所付出的“利息”也将愈大。但清廷对此似乎毫无认识，它总是在下一个阶段才做原本是上一个阶段应做的事情，而且拒不“付息”，不愿多做一点让步和妥协，步步被动，一拖再拖，一误再误，完全丧失了变革的主动权，始终是被形势推着走。这样，它后来便不得不为此付出更高的代价，直至完全破产。

《历史的进退》读后感(三)：历史的碎片

这本书让我失望，只是作者散见其他报刊随笔的合集，还起了个颇有意味的名字《历史的进退》，我看不如叫《记忆的碎片》更为合适。

四个章节应是因文而设，也只有第一个章节“帝国斜阳”，可以与他写的李鸿章那本书互相印证，读来依然兴味盎然。而后面的几个章节，特别是“不是故事”和“公共空间”两部分，都只是一点感受，读来如蜻蜓点水，力量太轻。

对于近代史研究很多，也有很多力作，包括作者的那本李鸿章的书，分析的越来越透彻而深入，由古喻今，感悟很多。但这本书中，颇多涉及当代史，尤其是那段时间的荒诞，点不透，说不准，微微评价一下，又有何益？

看历史是要有距离的，评价当代史的时候还未到，这时候说什么历史的进退，笑话。

《历史的进退》读后感(四)：“文本”之外读历史

我一直对写民国和五四一代人的书怀有一个警惕：总觉得关于这一历史时期的书太多了。书多其实不是问题，问题是大多数的书籍都仅仅停留在名人掌故和逸事的表面化书写之上，对那个时期人物的特立独行和风流韵事，歆羡之余倒是颇有认同，但对那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在学问和品德上的追求鲜有更加深入的追问和研究。这方面书籍的大量出现，倒是鲜活了许多重要历史人物，但对历史研究好像并无多大裨益。这也许就是雷颐在其新著《历史的进退：晚近旧事和集体记忆》中所提到的“唯文本”阅读吧。

这是雷颐继《历史的裂缝》之后又一本关于“日常生活的历史”的书。读雷颐的书不同于我开篇提到的私人化的历史书写，他书中也写到许多人物，但那些历史人物的鲜活是为了复活他们生活其中的那个时代。像徐友渔所言，读雷颐的书不纯粹是读史，在他的笔下历史不是冰冷的过去，而是就活在我们当下。雷颐所注重的历史虽然也有一个个鲜活的知识分子的灵魂，但更多却是普通人的历史。他所挖掘出的史料已经脱离了掌故和逸事的层面，深入到了过往历史的肌理，仿佛在触摸着历史的心跳。雷颐说在研究历史的时候一定要警惕“唯文本”阅读，这是因为当我们研究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时候，只能通过其有限的言论、主张和纲领等“文本”，但是这些公开的“文本”可能与真实的历史相距甚远。再加上每个时代都有他们的禁忌，还有研究者个人对“文本”取舍难免有感性的好恶，“对某种思想往往根据‘文本’便阐发、叠加、附会了越来越纷繁、丰富、精巧、华美、恢宏的意义。这一切都使‘文本’留下了更加巨大的空白”。雷颐的担忧并非简单的牢骚和危言耸听，其实在现今的学术体制下这种为研究而研究的学人已经有很多了。把历史研究仅仅作为一种职业，不去追问这种研究的背后存在的本体论意义，使大多数的研究者沦为了一种学术研究的附庸和奴隶。

书中有一篇文字《一身跨两代》，是写“旧知识分子”陈乐民先生。陈先生在2008年12月27日刚刚去世，因此在书中读到这篇文字时想到斯人不在，物是人非，颇有唏嘘感喟之意。陈先生生于1930年，自幼学书画诗文，国学功底深厚，青年时期先后就读于燕京、中法、清华、北大等京城著名学府，专修西方文化，英语、法语俱佳，于欧洲哲学与历史有特殊造诣。陈先生曾担任外交官，长期在涉外部门工作，后成功“转型”到学术领域，后半辈子主打欧洲研究。他认为研究欧洲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离不开更为基础的历史和哲学。因此在中外哲学和历史上着力甚多，颇多建树。但这篇阅读陈乐民先生文字中引起我注意的还是他对中国史的看法，“中国史学的先天不足是历朝历代的‘史’其实都是政治史，而经济史、社会史、民族史等都是空缺的。这是因为中国历史是在史官的‘实录’框架中写出来的……由于没有专门的治史为务的历史学家，所以在史学理论方面就难有独立发展，虽然强调史德、史才、史识，但都是在‘史官文化’的藩篱中论史。”因此中国历史的书写难免就是一部帝王将相史，距离现代意义上的日常生活史有很大的差距，也给当今的历史研究者设置了巨大的解读障碍。这是一种典型的“唯文本”式的历史，这样的历史书写只能遮蔽真实的历史。

还有写陈寅恪的《“不才蘋花即自由”的意义》。有关陈先生的“独立之精神，思想之自由”，有关其道德文章、学问人品和晚年的遭遇，我们通过那些私人化的历史书写已经了解很多了，我本来觉得雷颐写陈先生已经很难写出新意。但是，还是有一些引人深思的文字触动了我敏感的神经。我们一般人很难理解，像陈寅恪先生这样一生研究如此冷门的学问，纯粹的学者，怎么可能突然成为了大红大紫的受到无数人追捧的学术明星？雷颐在文中结合当时的历史语境分析了“陈寅恪热”现象：“实际上，当一种‘泛政治’无孔不入地侵入、渗透到一切领域时，一切学术都被政治化，都会成为‘热点’……在这种背景下，坚持‘考据’就是默默地反抗，放弃‘考据’就是默默地顺从，二者都无法摆脱政治”，所以“为了学术的进步、知识的积累和文化的繁荣，必须承认‘最低限度’的学术独立性，使学术在这个范围内能自由发展”。这样发人深省的文字不但突出了文本的新意，某种程度上也让过往的历史指涉当下，正所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现代与历史就有了沟通的可能性。

印象中，上个世纪90年代，年轻一代学人葛兆光先生在他的《中国思想史》中不满于传统精英思想史的研究，首先提出一般思想史的看法。这种提法好像与雷颐先生一直主张的“日常生活的历史”研究有许多相似和借鉴之处。葛兆光先生特别反对把思想史写成精英和经典的思想史，因此，他提出在精英和经典之外，“还有一种近乎平均值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作为底色或基石而存在，这种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真正地在人们判断、解释、处理面前世界中起着作用”。读过雷颐的《历史的缝隙》和《历史的进退》两本书，你可能会有些轻视这样浅显、通俗的历史文本，但也许这正是雷颐的煞费苦心之处吧，如果仅仅是把历史写成日常生活史，但还是用高深的知识分子的语言和极尽曲折的笔法，这样的历史依然是写给精英知识分子读的文本，只有采用这种通俗易懂的讲故事的叙述形式，借助公共媒体的影响力，化历史为生活中的可感知的具体化的事件，才可能在一般读者的心中播下启蒙和影响的种子。

思郁

2009-2-17书

历史的进退：晚近旧事与集体记忆，雷颐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第一版，定价：29.00元

《历史的进退》读后感(五)：历史对现实的叩问——读《历史的进退：晚近旧事与集体记忆》

历史对现实的叩问

——读《历史的进退：晚近旧事与集体记忆》

“不彻底的改革必然弊病丛生，在经历过改革初期的繁荣阶段因而普遍支持改革后，人们对种种弊端的感受必将越来越强烈。因此，是以继续改革来克服种种弊端，还是以此质疑、否定改革而回到旧体制，这是身处改革/社会转型中的人们不得不面对、不得不认真思考的。”

这是摘自近代史学者雷颐先生最新文集中的一句话，但请不要误解，这里谈的不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而是探讨伊朗的“白色革命”为什么在取得了经济腾飞、国家富强等令人眩目的成就之后最终被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黑色革命”所取代的问题。雷颐认为，伊朗“白色革命”失败的根源就在于领导改革的巴列维国王只想要现代经济制度，却不想要现代政治制度，始终否认民主宪政是现代经济制度所要求的普适的制度和价值，而迷信已成笑谈的自我监督式的“帝国民主”。然而却也不难发现，作者叙述的笔触落在遥远的伊朗，但问题的现实性却近在眼前。雷颐先生的最新随笔集《历史的进退：晚近旧事与集体记忆》就是这样一部以强烈的问题意识穿透古今中外，闪耀着治史智慧的佳作。本书读来精彩纷呈，而通过叙述历史而呈现出来的对现实的忧思却又使人十分沉重。

何以“激进”？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从曾经的“极端年代”走出来，“告别革命”、指责“激进”曾几何时成了知识界的主流话语，包括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在内的历史事件都被指责为“过激”。但是，简单地反对激进肯定渐进改良恐怕离真正的反思尚远。要真正改变“激进”的历史惯性，还要深入历史，考察“激进”产生的土壤。

1840年的鸦片战争提出了中国必须现代化的历史使命。但是，自一开始，中国的现代化就遭遇了今天人们难以想象的巨大阻力。“近代枪炮、机器、火车、轮船、电报……初入中国时，无一不被严责为‘以夷变夏’、于国家不是有利而是大为有害的‘奇技淫巧’”，学习洋人就是“变而从夷”、“师敌忘仇”，即被视为“激进”，宁可使中国落后挨打，也决不可向敌人学习。举凡修路架线建船造炮等等都被高度政治化、道德化、意识形态化，而遭到强烈反对。现在看来温和的洋务运动却只能在巨大的阻力中缓缓而行。（通过作者对这些“晚近旧事”的重述，使我们吃惊的不是现代化最终冲破了阻力发展的史实，而是封闭狭隘的泛道德化、泛意识形态化的思维方式，却一脉相承，在不同的年代呈现出了不同的表现形式，至今仍改头换面存在于很多中国的头脑之中，“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不过是它在新时代的翻版而已，近来抵制“普世价值”的论争也不脱此一窠臼。）

器物层面的变革尚且如此，遑论制度上的变革。鸦片战争后，中国面临的是深刻的社会转型，需要在经济、政治等一系列制度上进行变革。然而，在统治阶级内部顽固派的阻挠下，变革的动力逐渐下移。戊戌维新的发动把一群功名不高的读书人推上了历史的舞台。本来以实现君主立宪为目的的戊戌维新，因发动者对阻力因素的考虑而只进行了有限的“行政改革”，而却因触犯既得利益集团而以失败告终。发动戊戌政变的慈禧太后严斥光绪：“难道祖宗不如西法？鬼子反重于祖宗乎？”仍是用“激进”的意识形态话语扼杀本为拯救危机的改革。

在变革的空间一步一步缩小、变革的动力一步一步下移之际，经历了庚子拳变的流血和日本在中国领土上打败俄国的刺激，清政府在内外交迫的情况下，先后宣布施行“新政”和“仿行立宪”。对这迟来的顺应民意之举，人民还是报以欢呼，而反清的“激进”革命也一度因清廷宣布立宪而“稍息”。然而，清廷却毫不珍视此时对它来说极其珍贵的民情民意，先是在立宪原则上抛出了模拟日本强调皇权永固的《宪法大纲》（其对权力集中的强调有过之而无不及），继而对呼吁“开国会”的全国请愿视而不见，最后竟推出了利令智昏的“皇族内阁”，向世人宣示清廷所谓“立宪”只是一个幌子、其实根本不愿放弃一丁点权力的真实面目。在政治上拒不妥协拒不改革之际，清政府却扔在经济上倒行逆施地宣布将原本股份制的民营铁路收归国有。至此，清政府在耗费完了仅剩的一点点自主变革的空间后，彻底把变革的动力推到了“体制外”，终于为自己掘好了坟墓。因此，辛亥革命的胜利很大程度上是清政府的倒行逆施成就的。史实昭彰，人们到底应该谴责的是清政府的颟顸极端，还是革命者的“激进”，不是一清二楚吗？

作者总结道：“纵观晚清历史，每当还有一线希望、还能控制一定局面的时候，清廷总是拒不变革；只到时机已逝、完全丧失操控能力的时候，它才匆匆忙忙地被动‘变革’。改革愈迟，所付出的‘利息’也将愈大。但清廷对此似乎毫无认识，它总是在下一个阶段才做原本是上一个阶段应做的事情，而且拒不‘付息’，不愿再多做一点让步和妥协，步步被动，一拖再拖，一误再误，完全丧失了变革的主动权，始终是被‘形势’推着走。这样，它后来便不得不为此付出更高的代价，直到完全破产。”……“‘改革’是当事各方都以理性的态度妥协的结果，只要有一方坚持不妥协，就无法‘改革’，社会矛盾必然以不是‘坚决镇压’就是‘激烈革命’一类的暴力方式解决。一场巨大的社会革命，其实并非革命者的主观‘激进’造成的。在社会矛盾中，统治者往往居于‘主导’地位，革命往往是由统治者的种种‘极端’触发、造成的。”因而，“如果真要反对、消解‘激进’，重要的不是指责、批评革命党的‘激进’，而是研究分析何以产生激进、激进何以能够成功。‘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一直坚决‘反激进’、‘反革命’的梁启超，一语道破此中玄机。‘饮冰室主人’一百年前言之谆谆，吾辈今日岂可听之藐藐！”读来确是令人振聋发聩！

拒绝遗忘

近代以来，中国人生活在急剧变动的历史之中，巨大的历史波澜一浪一浪冲击着人们的生活。但是在传统的“宏大叙事”的历史叙述方式下，社会剧烈变动中众多个体的人的生命状态很少受到重视，他们被掩盖在一串串干瘪的数字、抽象的名词以及轰轰烈烈的历史事件背后，造成了历史记忆的“缺失”。有鉴于此，本书作者雷颐先生近些年已经更多将自己的笔触从“宏大叙事”转向了“私人叙事”，关注“日常生活的历史”，关注“大时代”下个体的命运，为保持真切的集体记忆而努力。

遗忘是人类的天性，“宏大叙事”又往往有意无意对“私人叙事”侵犯、涂抹、覆盖或清除，现在又继之以追逐商业利益的“历史的荧屏书写”，致使人们对于刚刚过去的历史都有些陌生，“极端的年代”都可以变成“激情燃烧的岁月”。作者在本书中讲述了一系列不是故事（文学意义上的虚构）的“故事”（过去的实事），真实再现了在“”的专制岁月中“政治”是怎样地侵入了人们日常生活的一切方面的。

在一切领域内“突出政治”，是那个时代的典型特点。“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生产、业务、技术统统可以不抓，就是政治不能不讲，否则就是“白专”、“破坏革命”，发展到极端，就连抗震救灾也要靠“毛泽东思想”、“批邓批修”；刘心武从同事借来的书里发现了同事亲友寄来的关于家乡地震的书信，但由于公开的媒体根本没有报道地震的消息，致令心存忠厚的他焦虑不安，他不想上交以“邀功”，却也不欲原封不动退还而致使主人惊悸，最终悄悄烧掉，避免了一场“政治祸端”，但他却一直在为自己烧掉人家的私信而觉得“亏心”；李泽浩一幅《你追我赶》的油画就因画了几根芦苇而成为全国声讨的“黑画”；回答外宾的提问都有“标准答案”，只有家里有几口人“可如实回答”，以致有人当场背出“可如实回答”的答案而闹出笑话；连十四五岁的中学生都被要求绞尽脑汁地“层层剥笋”地“狠斗私字一闪念”，其实就是强迫人往自己身上泼脏水，让人自己剥夺人作为人的尊严……寻常百姓的寻常日子就这样被无孔不入的政治干预。改革开放后，人们才渐渐从这种噩梦似的历史中走出来，开始了“日常生活”的重建。也许只有经历过“日常生活”匮乏，才能体会到“平常”是多么弥足珍贵。

“红宝像”、“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天天读”、“突出政治”、“斗私批修”……这些现在人们听起来好像天方夜谭的东西其实就发生在才过去不久的几十年前，然而的确像作者所说，没有经历过“”的人，可能想象不到那个时代的荒谬和疯狂到了何种程度。这些历史细节只有通过众多当事人的回忆、史家的织连补缀才能进入人们的视野，成为一袭珍贵的集体记忆。“但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更真实的‘私人叙事’往往不被记述，在时间的过程中极易也正在一点点地被吞噬、被忘却，正在被当时的‘宏大叙事’所覆盖。如果查阅当时的报刊或影像资料，人们看到的只是一段又一段、一幅又一幅、一场又一场轰轰烈烈、热火朝天的‘宏大叙事’，并且正在被拷贝、复制、放大。而许多家庭经历过的悲欢离合，许多个人经历过的难以想象的痛苦，都将永远被此遮盖。而且，这些很可能成为唯一的历史叙事。”而“当真实的私人叙事完全消失的时候，‘个人’实际便从‘叙事者’成为‘被叙事者’，由叙事的主体沦为物化的叙事对像。真实的、具体的历史将被消解，只留下一个貌似宏大，实却残缺不全、空洞虚假的‘历史’。”君不见近年来大有人出于种种目的，无视芸芸大众几十年的苦难，把政治全面侵入日常生活的那段“非人”岁月打扮得“激情燃烧”、“光荣”、“崇高”，惨痛的历史就这样被“创造性回忆”所涂抹。本书作者近年来或检索自己记忆、或从报章杂志中细加搜剔、或劝人自述历史，极力抢救、保存珍贵的集体记忆，来对抗这种历史健忘症，也由此才有书中那些不是故事的“故事”。人们应该自觉地以自己的“私人叙事”来补史之阙，记住自身的伤痛，拒绝遗忘，才能更加轻松面对未来。“一个丧失了记忆的群体同个人一样，不仅可怜、可悲，甚至更加可怕”。

重建“社会”

改革开放以来，“政治”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慢慢淡出，社会也逐渐走出“政治”的阴影，慢慢地自我发育，到现在已经初步显示了它的活力，公共空间在不断扩展，各种社会组织开始发挥它们在协调社会利益格局中的作用，但还远远不够。作者于“最怕‘无社会’”反复三致意焉，为此爬梳历史、观察现实，以期引起人们对重建“社会”的重视。

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会社兴起，商社林立，地方自治有声有色，中国的市民社会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社会已经有了很强的自组织能力。所以从辛亥革命到20年代的军阀混战，中国政治混乱不堪，但中国社会却大体稳定，大规模抢劫、社会失范的事情很少发生，“社会”保证了政局动荡中居民日常生活基本正常，使文明社会不至于退回到赤裸裸用暴力你争我夺、弱肉强食的“丛林时代”。

2004年12月21日早晨，一场大火将全国十大综合批发市场之一的湖南常德桥南市场付之一炬。据报道，引发这场大火的是一台小彩电的内部故障，但市场的消防设施实在是太差根本不起作用。调查显示，桥南市场“管委会”作为代表政府对市场进行管理和服务的机构，“只收钱不管事”，反而为“收钱”，即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违反种种安全规定。面对如此滥权行为，南桥市场的商户却是一个个分散、孤立的个体，没有“自组织”，即没有形成“社会”，而无力与大权在握的“管委会”博弈。又如，近年来中国煤矿事故不断，矿难频仍，但在历次矿难的处理中，却不见原本应为工人利益发挥更大作用的工会的身影，这也是中国民间社会尚不发达的佐证。

社会的“自组织”能力是社会成熟的标志之一，众多社会组织的存在也是社会应对危机、协调运作的可靠保证。正如作者所说，“建设和谐社会确是我们的理想，在和谐社会中，社会各阶层、各种社会力量通过‘自组织’彼此监督、制衡，互相协商、协调。在这种社会机制中，社会的不平与弱势群体的疾苦可以得到缓解，利益冲突、社会矛盾可以在理性、法制的秩序下通过协商、谈判得到解决。如果没有这种机制，没有各种社会组织，一旦社会不平加剧，不是出现‘群龙无首’的‘群体性骚乱’就是有人以‘替天行道’者自居‘聚众闹事’，并极易博得广泛同情，小则引起社会不安，大则激发社会动荡。”

梁启超说：“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人类的历史千差万别，但是出于共通的人性，人类的组织活动必然呈现出它自己的规律。人们研究历史，就是要从历史中寻找这些规律，让历史的经验教训照亮未来的前进道路。任何人都是历史的产物，今天的诸多问题都能从历史上找到其根源。对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的追问绝不简简单单是出于求知与猎奇的冲动，而是为解决当下问题寻找更广阔的历史经验和智慧。近些年，雷颐先生的历史研究成果多以历史随笔的形式出之，每每通过对历史细节的叙述引申出深刻的道理，读后让人确有印证培根“读史使人明智”这句哲言之感。哲学家徐友渔说，读雷颐的书不纯粹是读史，而是会不断产生抚今追昔，从历史中寻找钥匙的感觉。的确，只有让历史的经验叩问现实的问题，历史才没有被白白浪费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