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錄集釋全校本（全三冊）》读后感100字

《日知錄集釋全校本（全三冊）》是一本由顾炎武著作，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80.00元，页数：2124，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日知錄集釋全校本（全三冊）》读后感(一)：讀顧亭林先生和王船山先生需要功力

顧亭林、王船山二先生，我是很讚賞的。兩者都是曾文正公所讚賞的。

顧亭林先生的日知錄，非常高，可謂是《困學紀聞》之後的第二個筆記型綜合書籍。沒有經學、史學、子學等功夫，是不行的。還有很多經國濟民的制度方面也是很精到。

日知錄現在有很多版本，有《全集》版本，有集釋版本，有四庫全書版本，有線狀版本。

我最喜歡線裝版本，尤其是有了pad等工具，讀起來異常方便。

《日知錄集釋全校本（全三冊）》读后感(二)：文人思想之觉醒

明清之文人总给人以趋炎附势之感，无风骨可言。然顾炎武先生缺已然有了思想的觉醒。初始是在历史课时，那就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十分有名的。然其出处确少有关注。

我对于“国”与“天下”的区别确实从这开始的。所谓“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至今任是时长都有。三百多年前的先生已有思考，不知现在的人又是否真的能不能分清呢。

深沉的热爱着祖国的大地山川。

《日知錄集釋全校本（全三冊）》读后感(三)：读顾炎武《日知錄集釋全校本》

易学即神学与哲学，虽对日用无助益，但实是修身之本。

自地以上皆天也。故曰天在山中。

唐书选举制，云取人之法有四，一曰身，体貌丰伟。二曰言，言辞辩证。三曰书，楷法溢美，四曰判，文理优长。四事皆可取，则先德行，德均以才。可见唐取仕，甚为注重外在。

涉及极为广泛，不过也有一些识见未脱俗套。例如未能领悟城市对于经济的推进作用，主张聚人于乡。

士大夫子弟不宜使读世说，未得其隽永，先习其简傲。

文笔很好，每篇文章都写的很好。

汉武帝遗刺史周行郡国，省察治状，黜陟能否，断治冤狱。以六条问事。一条，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陵弱，以众暴寡。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倍公向私，旁谄牟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三条，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任赏，烦扰刻暴，剥削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讹言。四条，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五条，二千石子弟，怙倚荣势，请托所监。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政令。又令岁终，得乘传奏事。夫职卑而命之尊，官小而权之重，此小大相制，内外相维之意也。这些宗旨很重要。

后面主要是一些考证，例如对通鉴的笔记

《日知錄集釋全校本（全三冊）》读后感(四)：顾炎武谈文人与文章

读《日知录》卷十八、十九，多谈治学、作文之方，感慨良多，往日未曾细读，甚为愧悔。

卷十八《勘书》条云：“凡勘书必用能读书之人。”具体例子就不及细举，他用的是《焦氏易林》和梁简文帝《长安道诗》。亭林对于后世臆改文字之风，很是不满，直云为“大害”。

卷十九《文人之多》条云：“唐宋以下，何文人之多也！固有不识经术，不通古今，而自命为文人者矣。”并举宋刘挚之训子孙：“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黄汝成集释用亭林《与友人书》证明亭林此观念并非偶然：“仆自读此一言，便绝应酬文字，所以养其器识而不堕于文人也。中孚为其先妣求传再三，终已辞之。盖止为一人一家之事，而无关于经术治理之大，则不作也。”李颙乃关学名家，与亭林情若骨肉，请他为母亲作传，竟然毫不犹豫拒绝。未免有些不近人情。

亭林此论之轻视文人，只怕也多少有些问题的，在今天看来，文人与救世之思想，不过是社会分工之不同而已，并无高下之分。而且文章与思想之间并非就可以简单划清的，文兼经史，经史兼文，都是很常见的。当然，亭林自己的文字，就是名传千古的文字，正合于他把文字视为经术工具的思想，也是艰苦卓绝生涯和思想的体现。

《文人模仿之病》云：《曲礼》之训“毋剿说，毋雷同”，此古人立言之本。诚哉斯言！我想象不出，一个人的文字只是以嚼他人的剩饭为目的，会有什么写作的热情，思非己出，文非己有，不过应付差事而已。何谈文章之事！当然，我在此要把自己在博客上的抄书作一区别，并非撇清自己，而是自认在此不过做一材料积累，与朋友的讨论而已，与严肃的文章无关。

《文章繁简》条云：“辞主乎达，不论其繁与简也。繁简之论兴，而文亡矣。《史记》之繁处必胜于《汉书》之简处。《新唐书》之简也，不简于事而简于文，其所以病也。”此论可谓一语中的。文章的目的在于表达思想、记叙事情明晰，短短几句话就可以表述清楚的，非要数千言，则反成累赘。心中只要有多少字才够标准这样的想法，目的不在思想和叙事了，而在于文字的数量，失其本矣。各位读《日知录》即可知亭林如何处理文字繁简的，多的一条有几千字，少的甚至不过十几字而已。

《文人求古之病》：“以今日之地为不古，而借古地名；以今日之官为不古，而借古官名；舍今日恒用之字，而借古字之通用者，皆文人自盖其俚浅也。”今日之好学者，常以古文为雅，是否合适呢？要看对象和环境，也要看自己的文字能力。写给大家的文字，自当用清楚、明白的白话文，偶有文白相杂处，亦不必忌讳，文白之间何尝有绝对的界限？如给同好写信，以古文作文，亦未尝不可。

亭林《日知录》，本为治世之用，而我在此不过撮抄几条有关文章的条目，愧对前辈大儒训诲。然正如亭林此类文字所示，小道关乎大道，亦不可废也。

《日知錄集釋全校本（全三冊）》读后感(五)：申生非孝子論

《日知录集释》（卷二）：“文侯之命”载：“《竹书纪年》：幽王三年，嬖褒姒。五年，王世子宜臼出奔申。八年，王立褒姒之子伯盘为太子。九年，申侯聘西戎及曾阝。十年，王师伐申。十一年，申人、曾阝人及犬戎入宗周，弑王及王子伯盘。申侯、鲁侯、许男、闻子立宜臼于申，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携，周二王并立。平王元年，王东徙雒邑。晋侯会卫侯、郑伯、秦伯，以师从王入于成周。二十一年，晋文侯杀王子余臣于携。然则《文侯之命》，报其立己之功，而望之以杀携王之效也。郑公子兰之从晋文公而东也，请无与围郑，晋人许之。今平王既立于申，自申迁于雒邑，而复使周人为之戍申，则申侯之伐，幽王之弑，不可谓非出于平王之志者矣。当日诸侯但知其冢嗣为当立，而不察其与闻乎弑为可诛。虢公之立王子余臣，或有见乎此也。自文侯用师，替携王以除其逼，而平王之位定矣。后之人徒以成败论，而不察其故，遂谓平王能继文武之绪，而惜其弃岐、丰七百里之地，岂为能得当日之情者哉！孔子生于二百年以后，盖有所不忍言，而录《文侯之命》于《书》，录《扬之水》之篇于《诗》，其旨微矣。《传》言“平王东迁”，盖周之臣子美其名尔，综其实不然。凡言迁者，自彼而之此之辞，盘庚迁于殷是也。幽王亡宗庙社稷，以及典章文物荡然皆尽，镐京之地已为西戎所有。平王乃自申东保于雒，天子之国与诸侯无异，而又有携王与之颉顽，并为人主者二十年，其得存周之祀幸矣，而望其中兴哉！……”

我昨夜读此条考证始知，周幽王之亡国并非因为“烽火戏诸侯”，而是因为他要废掉王后太子立褒姒母子，儿子宜臼愤而造反，勾结犬戎推翻自己的老爸，西周于是灭亡。这件事与后来晋国内乱的原因相似，晋献公因为宠幸骊姬，也想把二奶立为正室，同时废立世子，从而导致孝子“申生在内而亡”，晋国乱离数十年，重耳则在外流浪的悲剧历史。因为有这样的悲剧，所以春秋诸侯会盟订立的国际公法就有了“无以妾为妻，无废嫡立庶”这样的条文。孔子关注纲纪伦常并非没有理由，“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纲常混乱，家、国没有不败亡的！而且孔子也明确指出了，这种混乱都是“乱自上出”，所以他对君臣、父子的义务和责任是要求平等的，也就是说做父母的要像个父母的样，做子女的才能像个子女的样，从来没有片面要求子女孝道，而父母却可以为所欲为、败家亡国的。今日家庭之分崩离析，不亦如是乎？哀哉！

申生知道自己父親走在錯誤的道路上卻沒有盡到規勸的責任，反而是默認並在一定程度上縱容了晉獻公的昏亂行為，最終自己選擇了自殺，以為這是孝道，其實正是因為他選擇自殺才陷自己的父親於殺子、昏君的罪名，而且還因此導致了晉國儲位鬥爭的幾十年內亂。所以，申生不能算是一個孝子。歷史上很多理學家把申生捧為孝子的典範，說什麼“无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張載《西銘》），這些都是我民族一種病態的價值觀，《春秋三傳》——包括孔子都沒有這種愚忠愚孝的價值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