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爆炸”亲历记》读后感1000字

《文学“爆炸”亲历记》是一本由何塞·多诺索著作，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塑封图书，本书定价：8.60，页数：210，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文学“爆炸”亲历记》读后感(一)：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这下可以了解基本面貌了。怀念和羡慕那样的年代，大师辈出，眼花缭乱，并且居然互相都是朋友，还被混不进圈子的人忌妒地称为黑手党.....

不过，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终于都消逝了。

《文学“爆炸”亲历记》读后感(二)：不是中国小说已死

阅读此书，大致知晓拉美文学爆炸的前因后果与过程，作为大爆炸的大师之一的何塞·多诺从自己的角度去观察与理解那一场惊天动地的文学运动（也许这个词欠妥，但色彩却较合适），于是便有了《文学“爆炸”亲历记》一书，其中有自己的看法，自己历经的历史细节，再加上他的夫人撰写的一篇细节性的文章，全书读起来颇为生动有趣。

阅读此书，再次加强了我对中国小说界的鄙视（就象每看一场足球会坚信中国足球永远是弱智，每看一场大陆电影会更坚信中国人在电影方面永远是白痴），中国小说家还没进化好，只进化到“讲故事”这个低级阶段，他们理解的小说就是故事。写小说就是“讲故事”，要分析其原因，与中国重视“历史叙事”有关系，更与《红楼梦》《西游记》这类三流而被当作一流的小说的影响有关系，与苏俄文学的影响也有关系。不能说这些影响没有有益的部分，但更多的影响是让中国小说陷入了讲故事的可怕恶习中。我不反对小说讲故事，但故事只是小说的一个元素，小说可以没有故事，但故事却不是小说。从我的观点来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小说，其实都是故事，能称得上小说的没有几部。

在语言上，中国小说家大多未写过诗歌，对语言质地没有感觉，语言在他们手中只是一种日常工具，而不是小说所存在的世界，中国现当代小说中的语言，除了在孙甘露刘恪等少数几个作家的笔下保持着质感之外，一律都是混凝土般实用而无质地的言说。

仅从文本上而言，“用日常的工具性语言讲故事”——这是对中国小说最好的也是最恰当的定义。至于为何会出现这种小说大垃圾的现象呢？与小说家们被养起来有关系，也与他们要发表有关系。被养起来的小说家没有紧迫感，写作变成了他们的职业而非事业，能隔三叉五出本书混个脸熟、不被人遗忘就算万事大吉。而那些未被养起来的边缘小说家，因为要靠稿费为生，所以在写作上被文学杂志那些老朽的编辑们牵着鼻子走，中国的文学杂志，基本都是垃圾，除了《山花》等一二份另类杂志之外，所有的文学杂志都是“故事会”的另一种版本，尤其以影响最大的《收获》《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为甚，这些文学故事会以其影响力一再向作家们灌输：小说，就是讲故事。

于是，就算受到西方现当代文学的冲击，在中国所激起的也不过是死水微澜，小说家们仍然保持在固步自封、心不在焉地讲故事的低级阶段。相比之下，当西方文学冲击到拉美时，激起是“文学大爆炸”！为世界文学提供了一种新的言说方面，更提供了我们的另一种观察世界与进入世界的新方式、新角度。略萨、科塔萨尔、马尔克斯、富恩特斯、多诺索等大师的出现，就是大爆炸的成果之一。中国也经历过改朝换代、也经历过那样的荒诞岁月、更经历着社会阶层大变动的改革时期，但是，中国的小说却没有刻下时代的烙印，更没有表现出新的美学倾向或新的美学法则，反而，一再退缩到讲一些老掉牙的故事的历史尘土中。

中国小说家们不过都是一些蹩脚的“故事大王”，中国的小说不过都是些无聊的“民间故事”，中国的小说杂志不过都是些胡弄人的“《故事会》”。不是中国小说已死，而是中国小说从来就没有活过，一直是躺在美丽想象中的“僵尸”罢了。

对中国小说，我永远竖中指！

《文学“爆炸”亲历记》读后感(三)：形形色色出书法

所有的文人都向往出书，这应该是不太好怀疑的结论。

当然也有文人不愿出书，我一朋友便是。她说掏钱出书多划不来，书出来后还得觍着老脸送人，求人看书，简直把脸面都丢尽了。她先生是画家，印了很多画册，家里堆得到处都是，那时候就把她搞怕了。她说她有生之年绝不出书，可说归说，她还是出了几本书—不过，那是印客网上印的书。有她印度游记，也有西藏游记。一次印一本两本的。因为稀缺，凡见者皆奇之，纷纷向她索取，每每这时，她便不无得意地说，只有一本，盖不外借。散文集她印的多一点，三四本吧，因为图的是有趣轻松，文字便多少沾点邪性，这让见者更喜欢，没多久，这三四本书旋即被人强行抢走，再也讨不回来。

这，其实也是一种出书法。

朋友丙丁，是个文学发烧友，散文、小说写得甚妙，他出过几本书，最让我感兴趣的是他的两本集子，白皮，书名是某某小说集，“土狼工作室”印制。这”土狼“，是他网名。也就是说，这书从编排到校对，都是他一人所为。他也不要什么鬼书号。出书就是为了玩嘛，反正也不图名不图利的。送送朋友，自己留点念想而已。

能让出版社看中给你出书，当然是天大的运气。可这样的运气，大部分文人都轮不到。于是，只好自费出书。有本事的，出了书后不但能把本捞回来，还能狠狠挣上一笔。当然，这要看他的运作能力了。周围人中，就有自费出书挣上几万十万的。当然，有顶官帽子戴着出书更方便。销路不愁啊。但私底下，总是有人瞧他不起，说，这跟受贿区别不是太大。呵呵。最令人心动的，是你找到一个好角度，为富家写传或为企业写书，那样的话，写书者总能挣上些银两。可这样的钱也不是好挣的啊。一个作家朋友说，每次写那些“报告文学”，都让她头疼，差点写到呕吐。不是因为穷，还真不想挣这钱。那钱不是不干净，而是因为你在写作时得委屈自己。

其实，港台那边的文人出书，也多半是自己掏钱买单的。不久前一个笔会，碰到两个港台大学的教授，他们来出席笔会也带了书来，碰上合适的，他们就送书送文章给你看。然后说，他们出书也是自费的。这在那边非常正常。送书时很自然，毫无委琐样。看不到“觍着脸”的样子。偏巧我看到时，教授们带来的书已送完了，见我想要他书，就说回香港后寄我。半个月后，一本名《翠微回首》的书果真寄到了我报社。他们一诺千金的做法让我非常感慨。

最近在读智利作家何塞·多诺素写的《文学‘爆炸’亲历记》一书，他说到的拉美作家当年的出书样，也和我们很相像。

何塞·多诺素这一代作家，在智利，被称为“50年代作家”。1955年他出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消夏》时，很多出版社都不敢冒险出书，怕发行得不到保证。他只好找到10个女朋友（幸亏女朋友多），让她们每个人，在印书之前售出10张图书征订单，拿到了这笔现金，交付了出版社要求付清的第一笔款子，书才印出，印数为1000册。销售书时，他和朋友们分头站在街角，把书塞到熟人手中，说服他们买下。这就是他的第一次出书经历。

1957年虽然他的短篇已获得市级文学奖，但要出书还是很困难。为他的小说《加冕礼》寻找出版社的时候，接连找了几家，有的不敢为一本“难读的书”投资太大，有的要求删去许多，最后一家勉强同意了，但有一个附加条件：三千册书中，要自己接受700册。并且放弃稿酬。这一次他又动员很多男女朋友，到大街，到学校，到集会场所，到咖啡馆，卖他的书。他父亲则向他的牌友们兜售儿子的书。就这样，书总算卖掉了，据说，当年拉美国家他的那些文学同道们，几乎都是这种窘迫的出书法。

这就是他们当时的命运：自费出版，然后顶风冒雨地去卖书。碰上好运气 ，会有国内评论家对它关注。再走运点，会被推荐到外交界，走出国门。

那时候整个南美国家，文学界都很闭塞。作家们都很贫困。包括《百年孤独》的作者。何塞·多诺素回忆说，他们读到其他作家的作品并不是在书店里买到的，而是靠作家们自荐或互相推荐才传播开来。很多作家往往边旅行边带书来，像“信使”一样，这就是他们的书传播开来的唯一办法。到60年代上半叶都这样。国家不出口书，也不出口书。“幸好那时我曾经并且继续到处旅行。”很多作家也在旅行。“我们在自己的行李里装上书好送给朋友。朋友们念了书，就写文章，发表评论。”

其实，所有的文坛都是相似的。智利文坛如此，中国文坛也如此。作家们出书，然后互相送书，看了书后，就写评论。如果你有著名的作家朋友，那你的书一经他们推荐很可能销量迅速改观，难怪现在无名者出书，都要拉有名者推荐。虽然有人恶意抨击，这是作家们在“互相吹捧”，不过，不这样做，作家们的作品又怎么走出去呢？“吹捧”本身也有正面意义吧。毕竟好书也是作家们首先发现的。比如六十年代下半叶，拉美文学“爆炸”被全世界瞩目，也是拉美作家们首先自我介绍、推荐的结果。

也因此，什么样的出书法都不必奇怪。不但古已有之，别国也是如此。我的一位也算著名的作家朋友，要出一本散文集，出版社早答应了，可迟迟不开机，一年两年，作家等不及了，说我自己买回一千册书。一听这话，出版社迅速同意开机。哈。真是说不尽的出书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