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历史而战》读后感摘抄

《为历史而战》是一本由[法]吕西安·费弗尔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98.00元，页数：511，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为历史而战》读后感(一)：勇士为历史而战

什么是历史学？历史学只是关于过去的事物的科学吗？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本质上是人还是人类社会有组织的群体？历史学是研究人的科学，不过是研究处在时间中的人，而时间这种连续体系却是不断变化的，历史学研究的重大问题就来自这两个属性的对比。作者认为，历史学就是一种对过去的事物进行组织，以免人类负担过重的方法。历史学在作者心中的地位之重无法言喻，然而如同如今的任何科学，历史学也在迅速发展，有些人越来越倾向于集体工作，但是踌躇不前，并且屡屡受挫，因此作者发自内心地想要“为历史而战”。 本书是由吕西安•费弗尔从1906到1952年间写的部分文章和演讲稿汇编而成的文集，阐述了他关于历史学研究的整体观点和杰出洞见。在前33篇文章中，他对史学性质、历史认识论、方法论、跨学科研究等都提出了新的想法，颇具创新意义。后11篇文章，则忆述了30年间，11位不同领域的杰出知识分子的生平，借此强调了对历史进行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

《为历史而战》读后感(二)：抒情+辩论+随想录的历史书，你读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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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西安·费弗尔（1878-1956），法国历史学家，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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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费弗尔1945年的自选文集， 这书既好读又不好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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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读：没有学术理论概念，抒情+辩论+随想录的散文风格，可以当作文学作品来读。

比如，《回忆一段伟大的历史：马克·布洛赫与斯特拉斯堡》，行云流水，感情澎湃。有这么好的纪念文章，布洛赫会含笑九泉吧。

费弗尔气势磅礴滔滔不绝，口诛笔伐信手挥就，做他的敌人不容易啊，而他的朋友有多么幸福，他夸起人和书都是一串串的，遣词造句之珠圆玉润华丽顺滑让我叹为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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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读：这些文章大多有具体指向，假设看谁不顺眼或不认同对方观点，费弗尔可能就会撰写洋洋洒洒的批驳文章，现在脱离当初的语境，有时就不明白他在说啥，而且费弗尔写文不在意脉络清楚这类感觉，指哪打哪，铿锵有力，着重抒发情感，我们的阅读被激发共鸣，但思考的逻辑不够连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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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弗尔的历史观主要形成于两次大战期间，与时局紧密关联。他明确反对方法学派史学家将历史工具化为国家服务的做法，反对“自以为能够认识事实本身的兰克式的天真的实在论”，与布洛赫一起致力于更新历史学家的提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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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弗尔是历史的实践者，他想“通过例子与事实”来干预，而非理论阐释的形式，他对坐而论道不感兴趣，他强调学者的责任以及将研究工作组织起来的紧迫感，主张用创办刊物等方式加强历史学的职业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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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历史学与人文地理学、自然、物理和科学技术相关联。从书本目录就能感受博识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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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费弗尔看来，历史是有关人的科学，而且是处于时代中的人，历史是流动的，是有关变化和差异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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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弗尔务实的态度很现代，很干练，而感性的文风有些十九世纪的浪漫，往远了说，是古典时代希腊罗马思想家雄阔纵横的气象。这种写作风格即将消逝啊，在他之后，法国人热衷于玩概念玩解构，费弗尔大约是这种转向之前最 后的老派学者了吧。

《为历史而战》读后感(三)：“战斗”的史学：吕西安·费弗尔与史学重建——《为历史而战》读后

彼得·伯克曾对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二人的性格有过精准概括：“费弗尔年长八岁，性格开朗、热情、好斗，惯于责备不遵循其想法的同事，而布洛赫沉着、惯讲反话、行文精炼，几乎想一个人那样偏好限定性、克制性的陈述。”这样的性格也影响了他们对历史学发展的认识：面对史学危机，费弗尔为捍卫历史而始终保持一种作战的状态，而布洛赫则更愿意坐在辩护席处为历史学进行理性的辩护。《为历史而战》正是费弗尔“战斗”多年的思想结晶。该书出版于1953年，收录了费弗尔45篇书评、演讲，深刻反映费弗尔对如何重建与十九世纪截然不同的新史学的新认识。

一、史风与史家

在费弗尔成长的时期，法国史学处在一个平庸的时代，受兰克的影响，法国史学主流——“方法学派”只重视史料的考证与罗列而忽略思考维度，研究领域亦限制在政治、军事史。与此同时，法国社会科学以其丰富的研究面向与方法使史学相形见绌，尤以社会学为最。以涂尔干为代表的社会学家对历史学展开猛烈的抨击：历史学以政治、个人与编年为部落偶像，迷失于史料的排列而缺乏分析解释，迷失于碎片化的事件之中而无法宏观地看待问题，只能依附于社会学之下，为其发现、考证和提供原始材料。其他学科如地理学也引入历史维度以分析人与自然的关系。一方面感受传统史学的故步自封，另一方面也面临其他学科带来的冲击，费弗尔等人开始思考史学革新的问题。费弗尔以求知的态度与不同学科的学者进行交流学习，广泛吸取各家所长，并在颇具理论关怀的亨利·贝尔的影响之下，开始独立探索史学的新路径。他和布洛赫一起创立《年鉴》杂志与年鉴学派，并在战后成功建立带有他自己个人色彩的一系列机构。为了建立起自己心目中的史学——“一种与未曾预料的新时代相称的历史科学”，费弗尔始终保持着强烈的战斗姿态，在批判与反思中，构建了自己独特的史学思想。

二、何谓历史学：纵横于科学与人文之间

在19、20世纪，史学的最大变化即不同学者按照自己的理解推动史学科学化。方法学派的学者将历史学简单等同于文献学，按照史料的时间顺序进行排列就是史学的科学性所在。费弗尔并不否认对史实的尊重，但他认为真正体现科学态度的是研究环节：考证与提出问题和假设。依靠，考证方法，历史学攻城略地，征服了所有人文学科。针对以往的史学家的事实不能选择的观点，费弗尔带有嘲弄意味将他们称为“拾荒者”，并认为他们不能科学的反映历史，毕竟任何科学事实都是“编造过的”事实。在他看来，面对丰富的文献，研究者本身就要学会取舍，同时，还要将不同的史料进行勾连以建构新的史实。而史料选择与史实构建依赖史家提出问题和假设。从史料中提出问题并提出可以探索的研究路径，并在此基础上，对史料进行分类和分析，而不纠缠于可能永远找不到的真相，使得史学从考证中解脱出来。这也对知识生产的创新提供了新的方式，并影响了后续史家，如勒高夫就宣称“新史学就是问题史学”。

同时，史学不能脱离人而存在，不能沦为智识者的游戏，历史学家的任何研究必须围绕人而进行。就研究领域而言，不应只局限在帝王将相，而应扩展到整体人民，将他们置于所处的社会中，关注他们的生活与情感；从史学功用来讲，历史应该为现实服务并回答现实问题，史家应根据现实需要去组织、理解过去，并且这种史学要具有推广意义，必须为所有人所需要和认识；就史家个人修养而言，不能脱离人类生活而进行写作，他必须先全身心投入到生活当中，汲取人文精神以增强自己对历史的感悟力。同时，费弗尔还提出艺术不应与科学对立，应使艺术和科学相结合以照亮人类的黑暗处。

在他看来，历史学是关于人的科学，以科学为手段，以人为研究对象和终极关怀。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费弗尔努力试图粘合史学的人文与科学的面向，在“人性”的基础上重建历史学。

三、从手工作坊到实验室：史学家的集体合作

在传统视阀中，史学研究应当是个人的沉思的结晶，类似于高超的工匠独自一人在手工作坊内埋头苦干，雕琢出一件精美的工艺品。然而，费弗尔对这种研究嗤之以鼻：“坐在扶手椅上的老先生，身后是他的细心保存的卡片，只供他个人使用，还小心翼翼地提防竞争对手的觊觎，还有一个文件夹收藏在保险柜里。”他想要建立一个“历史学实验室”，由一位顶尖的学者带头，带领小组共同制定研究主题、收集资料和分析史料。他希望其他历史学家都能像他一样，集合起来共同革新史学。

同时，在他看来，科学本为一体，所有学科相互关联，再加上历史学应该朝着包含社会、经济等多重因素的总体史路径前进，所以历史学应该敞开胸怀，打开“实验室”的大门，与其它学科共同交流协作，以探究人类的整体历史。在第三、四部分中，费弗尔通过书评与回忆的形式展开跨学科的对话，甚至介入到学科内部的学术争辩，试图引起其他学科对历史学的重视。他反对“各人待在自己的窝里，像狗一样小心翼翼地看护着被啃过无数次的老骨头”，学科不应该设置壁垒甚至你争我斗，他还提出“历史学家应该是地理学家，还应该是法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这就意味着历史学家应该成为其他学科方面的专家，其他学科的专家也能成为历史学家。在历史学与其他学科互动的问题上，他尤其重视地理学和心理学。在地理学方面，他汲取了地理学的相关研究成果，并对地理学思想的发展提出创建：他一方面在历史学内引入地理学视角与概念，强调人类文明发展的地理因素，另一方面也试图呈现历史中的“地理”，即地理因素的变迁过程。在心理学方面，他开创了心态史的研究传统，通过认识人的心理活动以了解社会结构。同时他并不单纯主张历史学家利用心理学理论这种单向模式，而是提倡心理学家与历史学家的团队协作，要求双方一起整理心理方面的材料并进行重新组织，心理学家为历史学家指明方向，历史学家为心理学家创造工作条件。尽管他曾不无心酸地表示：“他们坚持瞧不起我们的历史学，瞧不起我们历史学家的拙劣的历史学，而我们历史学家，尽管因为接触了肮脏的现实显得灰头土脸”，但他仍认为历史学应该打破自设的壁垒，汲取其他学科的利用他们的理论武器，增添自身的活力。

正是带着这样的理念，他在《年鉴》创立之初就建立起史学小组，并在战后利用自己所获得的学术权力，通过高等研究应用学院（EPHE）第六聚集了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学者，让历史学家能与其他学者一起围绕“人的科学”进行探索，这既使得年鉴学派走出法国史学的边缘而迈向世界的舞台，也让历史学把研究延伸到所有人文科学领域中，覆盖人文科学的“全局”。

四、反思、继承与超越

费弗尔的史学思想并非毫无争议，无论是其在世抑或今天，学者都在不同程度上进行反思，并试图实现超越。

首先，尽管费弗尔对斯宾格勒、汤因比等人的历史哲学极尽嘲弄，但他本人也无法归纳总结出更为系统和有说服力的观点。在雷蒙·阿隆看来，本书缺乏抽象化的历史哲学，仅就自身职业而讨论而不涉及哲学范畴；这样的说法不无道理。在费弗尔看来，历史学的工作并非要将事件抽象化，而应当是丰富细节，将历史事件更全面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即“把问题复杂化，是深化充实，是逐步扩大，是融入生活。”既然费弗尔提出要过去为现在服务，要求建立总体史，就必然要通过阐明因果关系、演变趋势等向世人揭示历史的发展规律，而非提出某些经验性的理念抑或将不同历史事件拼凑在一起。

其次，费弗尔的“人类中心主义”亦显过时。费弗尔强调历史学的唯一研究对象为人，从传统的人文主义角度来看是正确的。但是在全球生态严重恶化、各种环境问题频发的今天，迫使人文主义者不得不承认人类并非处在星球的中心，必须正视其他生物乃至生态环境的存在。要想建立起真正的总体史，同样需要将其他生物以及自然环境因素包含在史学研究中。这一点已在勒华拉杜里的“没有人类的气候史”中得到证明。

在费弗尔去世前后，包括布罗代尔、勒华拉杜里等不同世代的年鉴学派学者都对费弗尔有着不同程度的反叛或者超越，这对年鉴学派是一种更新与突破，使其能一次次应对不同学科乃至时代的挑战，但在使得自己的原有特性消解，走向了困境。尽管部分年鉴学派的学者又重新回归到费弗尔与布洛赫的思想上，试图重新阐释他们的观点，沿其路径再次开创新的辉煌，但总体而言年鉴学派已然式微。然而，由费弗尔开创的“问题史学”、“总体史”等史学路径仍未过时，如何继承并探索出超越的新方向，实现新的“历史学重建”，仍考验着每一位历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