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早期的亚洲主义》的读后感大全

《日本早期的亚洲主义》是一本由[日] 狭间直树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9.00，页数：332，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日本早期的亚洲主义》读后感(一)：早期的亚洲主义即万隆精神的日本版

日本之于梁启超，就相当于苏联之于李守常。甲午战争之后，中国文人(志士阶层)对日本有种奇怪的信任，迥异于一般情况下战败国国民对战胜国的态度。因为在当时的中国志士心中，战败的是满族人的清政府，而不是中国。在当时清日两国的文人眼中，两国文字相通，且两国是少数没有沦陷的亚洲国家，大有联合起来抗击西方列强的必要。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实现初步富强后，迫不及待要将自己的经验传授给中国。同时，俄国对东亚的虎视眈眈，也是日本倾向于联合大清的时势原因。当时日本向中国输入的观念中最重要的便是“国家主义”，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以吾妻兵治的《国家论》(译自德人伯伦知理的《国家学》)为代表，经梁启超手部分连载于《清议报》。不过，在早期亚洲主义框架的中日交往中，矛盾一直都存在，一开始是琉球王国的归属问题，后来是涉嫌干涉中国主权的“保全支那论”(与西人的“分割论”相对立，但显示了日人要替中国做主的优越感)。总体来说，在亚洲主义盛兴的早期(从甲午到义和团)，中日交流中的对等主义是主流。这种对等主义，有点像新中国对待“第三世界”的态度。从这个意义说，早期的亚洲主义即万隆精神的日本版。

《日本早期的亚洲主义》读后感(二)：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 李大钊

日本近来有一班人，倡大亚细亚主义。我们亚细亚人听见这个名辞，却很担心。倡这个主义的人，有建部遯吾、大光谷瑞、德富苏峰、小寺谦吉等。我们须要把他们所倡的大亚细亚主义，认识得清清楚楚，然后再下判断，再加批评。

第一，须知“大亚细亚主义”是并吞中国主义的隐语。中国的运命，全靠着列强均势，才能维持，这也不必讳言。日本若想独吞，非先排去这些均等的势力不可。想来想去，想出这个名辞。表面上只是同文同种的亲热语，实际上却有一种独吞独咽的意思在话里包藏。

第二，须知“大亚细亚主义”是大日本主义的变名。就是日本人要借亚细亚孟罗主义一句话，挡欧、美人的驾，不令他们在东方扩张势力。在亚细亚的民族，都听日本人指挥，亚细亚的问题，都由日本人解决，日本作亚细亚的盟主，亚细亚是日本人的舞台。到那时亚细亚不是欧、美人的亚细亚，也不是亚细亚人的亚细亚，简直就是日本人的亚细亚。这样看来，这“大亚细亚主义”不是平和的主义，是侵略的主义；不是民族自决主义，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不是亚细亚的民主主义，是日本的军国主义；不是适应世界组织的组织，乃是破坏世界组织的一个种子。

我们实在念同种同文的关系，不能不说几句话，奉劝邻邦的明达。此次欧洲战争，牵动了全世界，杀人杀了好几年，不是就因为这个“大……主义”吗？你倡大斯拉夫主义，我就倡大日尔曼主义，你倡大亚细亚主义，我就倡大欧罗巴主义。人之欲大，谁不如我。这样倡起来，那还得了，结局必是战争纷起，来争这一个“大”字。到头来这个“大……主义”不是死于两大之俱伤，就是败在众小的互助，那德国就是一个绝好的教训了。试想日本人倡这个主义，亚洲境内的弱国、小国，那个甘心，那欧、美的列强，那个愿意；必至内启同洲的争，外召世界的忌，岂不是自杀政策吗？

若说这个主义，是欧、美人蔑视黄人的反响，那么何不再看一看这回平和会议的结果呢？如果欧、美人不说理，想拿我东方的民族作牺牲，我们再联合起抗拒他们不迟。如果那排斥亚细亚人的问题，还是没有正当的解决，还是不与平等的待遇，那真是亚细亚人的共同问题，应该合我们亚细亚人的全力来解决。为争公理起了战争，也在所不惜呢！不从此着想，妄倡“大亚细亚主义”，实在是危险的很。这个危险，不仅足以危害日本，并且可以危害亚细亚一切民族，危害全世界的平和。防制这种危险的责任，不仅在日本以外的东亚民族，凡世界上的人类，就连日本的真正善良的国民也都该负一份的。

看世界大势，美洲将来必成一个美洲联邦，欧洲必成一个欧洲联邦，我们亚洲也应该成一个相类的组织，这都是世界联邦的基础。亚细亚人应该共倡一种新亚细亚主义，以代日本一部分人所倡的“大亚细亚主义”。这种新亚细亚主义，与浮田和民氏所说的也不相同。浮田和民主张拿中、日联盟作基础，维持现状；我们主张拿民族解放作基础，根本改造。凡是亚细亚的民族，被人吞并的都该解放，实行民族自决主义，然后结成一个大联合，与欧、美的联合鼎足而三，共同完成世界的联邦，益进人类的幸福。

（一九一九年元旦）

1919年2月1月

《国民》杂志第1卷第2号

署名：李大钊

*这篇文章作于一九一九年元旦（见作者的文末注，并见《再论新亚细亚主义》一文），在一九一九年二月一日出版的《国民》杂志第一卷第二号上发表，同年三月六日和二十一日的《晨报》曾先后两次转载过。编者

《日本早期的亚洲主义》读后感(三)：理想终不是现实

本书是两大部分对半开，第一大部分是狭间直树的连载讲义的汉译，第二大部分是资料。但当涉猎者，只要读半本书即可。 我是奔着“亚洲主义”看的书，希望了解一下那个粉饰的“大东亚共荣圈”的来龙去脉，不过翻开后才发现本书还有一个关键词“早期”。所以本书里叙述的“早期亚洲主义”非我们经常接触的“大亚洲主义”。所以如果要了解日本的侵略粉饰思想，可能得另寻他著了。不过本书可以大致暗示一些东西。在粗略一点的思维里，日本搞侵华是一以贯之的，甲午战争等早期日本与中国的战争和后期整体的侵华战争都是在一条轨迹上发展的，是从很早就开始的。以此观点推理，我们对于孙文与日本，康梁与日本，以及袁世凯与日本等联系会有一些误解。当然学界应该有过很多对于近代早期日本与中国的关系认识的研究了，譬如本书提到的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与中国的关系，可以说是20世纪中日的两个主要的“蜜月期”之一(还有一个是新中国与日本建交之后的一段时期)。 从全书来看，日本这个早期的亚洲主义虽然理想满满，然而却始终“不成气候”。从振亚社到兴亚社，再到亚细亚协会种种，明目虽然换了不少，但是力量薄弱。譬如因为中日外交上的琉球问题，何如璋虽然高度评价兴亚会，但却缺席第一次会议，并且拒绝贺词。再如这些协会都是非官方的或者半官方的，虽然有官方的资金资助，但是“亚洲主义”并未成为日本政府的一个重要的政策。到日本政府军国主义化之后，日本搞了“脱亚”，侵略各个亚洲国家，那更是南辕北辙了。

应该说在日本明治维新不久，在中国还未走向现代化的近代，这部分主导的日本人以及参与的中国人是非常有远见的，在绝大部分人甚至都还没有现代的民族观念的时候，他们已经发见了更远的目标了，以我们事后诸葛亮的眼光看，日本后期的脱亚，搞军国主义侵略，无疑成为了日本后期失败的国策。历史上的亚洲如果搞联合，可能是挺有希望的。不过依当时的亚洲格局来说，联合确实可能只是个“梦想”。如书中所言“在亚洲还真正保持独立状态的只有日本和中国，朝鲜、越南、老挝只有名存实亡，缅甸、印度等处于欧洲诸国的直接统治之下”，而我们中国的独立，也是一团乱麻。清政府各种被割地不说，就是搞宪政，也是没有成功。而戊戌变法，孙文的各种起义又是一股股转变为现代国家的势力，大家搅在一块，谁都有变革的意识，但却是谁也搞不成功。所以搞联合，最后也近乎是纸上谈兵。以至于这个“早期的亚洲主义”甚至都不太让人知道。 不过这个过于早熟的“亚洲主义”还是可以给现代不少启示。 首先，我们看到这个“早期的亚洲主义”主张的是“平等的”，这个观念非常重要。我们可以发见近现代也有一些联合体，是不平等的，譬如日本用来粉饰侵略的“大东亚共荣圈”，苏联等国家的联合，强国和弱国结成联盟之后却是去压迫剥削弱国，这样的联盟自然太容易瓦解。我也从不少邻国的视野发见，无论再小的国家，无论它再需要外国的帮助，本质上它都不愿意成为其他国家的附庸。譬如古代日本，虽然遣唐使搞的火热，学唐文化学得痴迷，但最终不是想成为唐的附庸，而是自己强大。但是一个联盟里极有可能会有强国，所以如何让强国运用其权力，如何把握联盟内联系的尺度，这是一个很值得考虑的问题。 其次，我们发见“早期亚洲主义”认为要搞同盟，首先要通文字文化。我以为这是很关键的一点。如以前，搞同盟完全取决于国家层面的利益关系，如果利益破裂，那么政府对于同盟国家完全就变了嘴脸，譬如咱们叫苏联“苏修”什么的。这样的同盟是“纸老虎”。如果要建立以地缘、文化为纽带的同盟，我以为自然需要更牢靠一些。以今东亚的格局来看，诸国对于外国还是很喜欢妖魔化或神化。民众如果长期只是接受政府的宣传，很难真正了解其他国家，这样即使建立了联盟，也很容易破裂。我一向对东亚这个“汉字文化圈”很看好。虽然说这个文化圈在古代有挺多的中国大国强力辐射的意味，但历史已然过去文化却已经根治在东亚各民族中。在现今，战争已经成为一个“下下策”，因为现代的人类文明发展，面对着一个巨大的障碍——铀障，如果地球文明不是搞和平经济发展路线，而是搞战争掠夺路线，那么人类也许逃脱不了恐龙的命运。

百年前，亚洲的志士仁人就有亚洲主义的思想，然而即使到今天，这个理想要实现还是十分渺茫啊。

2017/5/21补 发现一本《 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

《日本早期的亚洲主义》读后感(四)：关于兴亚会的想法

曾根俊虎作为振亚社，兴亚会的重要发起，组织者，在创会后，受制于已经遭遇暗杀的前任明治政府要员大久保利通所布置的会长、干部等，以至于在兴亚会中作为创会元老的权力被架空，并不能实施自己作为“兴亚家”的抱负。无法改变兴亚会的最初目的，达到曾根的“亚洲主义”的理想。这也最终导致兴亚会在三年后改名亚细亚协会，走向保守路线，最终隐没于东亚同文会中。 在1878年振亚社成立的5年前，根基未稳的明治政府，在实行大正奉还，废藩置县等剥夺日本各地藩主权力的政策后，便招致武士阶层的不满。以1873年征韩论事件为导火索，接连发生1874年的佐贺之乱，1875年的江华岛事件1876年的士族叛乱，1877年的西南战争等大大小小的地方叛乱。均造成了日本内部、中日之间剧烈的摩擦。大久保利通政府不堪政治压力的重负，立刻采取的绥靖政策，目的就是在于稳定整个东亚的政治局势。其主要政策为：一、佐贺之乱后立刻出兵台湾，二、迫使朝鲜签订《日朝修好条约》三、安抚自由民权派。四、与清国修好。 而振亚社，正是与清国修好政策的一个重要窗口。1878年，大久保利通接见了驻日公使何如章，进行商谈。在《对支回顾录》中记载将要实行一个计划，而计划的主要团体便称之为振亚社。商谈结束后的1878年春，由东次郎前田谦吉还有曾根俊虎共同发起创立振亚社。也就是说振亚社的背后是由大久保利通支持的，并推断出作为计划执行人宫岛诚一郎作为主要计划执行者在振业社中发挥作用。但振亚社成立不久在1878年5月14日大久保利通遭到暗杀，欲以振亚社为主体的平衡中日关系的计划受挫并延迟了两年。 在《兴亚会的成立》中记载：曾根俊虎与金子昵兵卫在1880年1月商讨过被延迟的计划。以及在1878年确立下计划后实行人——宫岛诚一郎也是知情人。同时在1880年的兴亚会4月选举上担任议员。由此推断，兴亚会的发起人中包括曾根俊虎，金子昵兵卫，宫岛诚一郎。 而在1880年2月开始担任历代会长的人物长冈护美、伊达宗城、副岛种臣、榎本武杨等均为废藩置县前的历任藩主以及反政府派的重要人物。1880年西南战争刚刚结束，面对日本国内的华族与反政府派的绥靖政策依旧不会停止，而这些会长们的任职便是最好的证明。会长们德高望重，政治地位很高。作为会长把持整个兴亚会按照大久保利通生前的计划安排顺利进行，恰恰是阻碍了曾根俊虎作为兴亚家的后路。 自1878年建立振亚就在为一个计划而行动——建立支那语学校。终在1880年2月，支那语学校建成，计划完成。 而在4年的时间里，从建立振亚社到成立兴亚会的过程中，整个计划完全没有改变过。 第一、建立支那语学校是大久保利通自己的考虑。一是在五年内与清发生的大小摩擦不断而又有1871年《清日修好条约》在先，必须向清国示好。同时又要照顾国内反政府派与士族派的情绪。二是自明治政府建立，日本教育机构短缺，1870年政府将横滨外国语学校转籍后变作陆军幼年学堂再建立兵学寮青年学堂等军事教育机构来填充教育的空缺。国内的外国语学校也十分稀少，自中日1871年实现正式邦交关系，外务省方才建立汉学文学所，1873年同俄文学所合并成为外国语文学所，再并入东京外国语学校。到1875年国内初级教育跟进，方才废除兵学寮青年学堂。而完整的教育体系尚未完成，由此可见大久保利通的安排是否得当，即进一步解决国内教育资源短缺问题，又解决了向清示好问题。 综上所述，建立支那语学校这个计划在双方都没有反对意见，不然驻日大使何如璋不会在1880年兴亚会第一次大会上宣布参加兴亚会，并邮寄会费。而作为藩主、反政府派也就不会同意参与兴亚会，并担任会长。 草间时福在《兴亚会的成立》中说到振亚社的任务是建立支那语学校。在第一次兴亚会大会上，宫岛诚一郎也曾发表演讲，创立支那语学校将其普及。 再看振亚社的创会宗旨为：振起亚洲诸国之衰弱，挽回往昔之隆盛。兴亚会的宗旨为：夫欧美诸州之能致隆盛者，皆由于彼此言语相通...使我全州诸国若此，则振兴衰颓，而比隆欧美诸州，岂其难哉。均为曾根俊虎所写，其中不乏其兴亚思想，但主要还是希望日清联合，以语言相通作为联合的前提。 按照大久保利通的设想与安排，在短短六年里就完成支那语学校的建立，如果大久保利通不被暗杀，时间将会更短，收到的阻力也会越小。 在大久保利通在世时，或许在不经意间就已经将曾根俊虎欲图在兴亚会中施展的兴亚思想遏制。 1878年大久保利通与何如璋进行商谈的时候，就已经与何如璋商谈好了关于振亚社主要是以建立支那语学校为主的，而1880年曾根俊虎找何如章商谈时，何如章便表示：敝国选举少年十名留贵地，亦送贵国选举少年敝国，互学国语，各知两国情实……缓急相扶以御海外。并未赞同其“益发密亲同心协力，振兴亚洲之雄念”云云的想法，则以外交辞令“这章程，甚详密，请将此本留此，当细细留心，此会盛举，同阁下，劝我国协心同力也。”以婉拒。但同意参加兴亚会。并未出席。这说明，何如璋十分清楚兴亚会是振亚社，它继承的只是支那语学校的事，而关于，曾根俊虎的兴亚理想，却以外交辞令打发。 后来又找过李鸿章，商谈兴亚大计。李鸿章也已“大赞其事”外交辞令婉拒。这说明，李鸿章拒绝他的理由也如同何如璋一样，甚至，何如璋都未将兴亚会的事情报告李鸿章，因为在何如璋的文书中并未找到关于汇报支那语学校的内容。这也就是说曾根俊虎想要以兴亚会的背景实现他兴亚家的理想是不可能的。 1880年兴亚会第一次大会结束后曾根俊虎在兴亚会能够行使的权力微乎其微。 第一，在1880年4月5日也就是第一次兴亚会大会结束后至1884年8月，期间不断被派遣中国，无心插手兴亚会事物。 第二，历任会长作为华族与反政府派也将兴亚会的走向牢牢把控在手里，直至1882年5月关闭支那语学校。翌年，兴亚会便更名为亚细亚协会，兴亚会的历史结束。

《日本早期的亚洲主义》读后感(五)：东亚先觉者之梦

贵州遵义人黎庶昌，在晚清绝无仅有地出任过两届驻日大臣。第一届从1881年至1884年，第二届从1887年到1991年，中间因为母丧丁忧回国，由徐承祖代替。在任期间，黎大使最重要的政绩，一是与杨守敬合作搜罗日藏汉籍，刊成著名的《古逸丛书》，二是就琉球归属问题与日方展开艰苦交涉。前后在日本待了六年的黎氏，深谙岛国之可畏，在一封拍回国的电报中，他近乎预言地写道：“蜂虿有毒，未可以其小而忽之。”

话虽如此，表面的友好工作还是必不可少。每年春、秋两季，黎庶昌会在东京精养轩等高档酒楼办诗会，邀请日本、朝鲜友好人士出席，三国俊彦饮酒赏花，吟诗唱和。这些唱酬诗文后来由姚文栋、孙点辑成《黎星使讌集合编》，洋洋洒洒共十三卷。如果把里面的作者名字全部去掉，单看内容的话，完全会让人觉得这就是清代士大夫的手笔。

无论是刊刻汉籍，还是办汉诗酒会，既是黎庶昌“文化统战”的形式，也暗含政治诉求：中、日、朝同文同种，在西方的共同压迫下，更应唇齿相依，如果用1898年前后《善领协会主旨》第一稿的话说，就是“三国同心戮力，当平世文物相资，有事缓急相济，则虽泰西列强，孰敢侮之。”不过试看今日之东亚，处处剑戟，几乎是世界火药桶，再回头看这句话，让人觉得无比反讽。

黎庶昌自己，以及经常出席酒会的重野安绎、宫岛诚一郎、中村正直、三岛毅等日本人，据狭间直树《日本早期的亚洲主义》的研究，都属于明治时期热心的亚洲主义者。与明显带有对外扩张性质“泛亚洲主义”不同，“亚洲主义”主张东亚各国精诚合作，学习欧洲的同时对抗欧洲，这种合作“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际上，都必须以亚洲内部的平等关系为前提。这是亚洲主义的起点。”但在实际发展过程中，亚洲主义却随着政局的发展而不断地变异，直至中日战争期间，完全沦为推行日本化的殖民主义团体。

为了梳理这一变化，狭间直树将日本的亚洲主义分为早、中、晚三个阶段，分别以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和1928年山东事变为界，三个阶段的特点是：“早期的国家（特别是中日两国）关系基本对等；中期变为在列强协调的框架下；晚期则是将日本推向顶峰，一味地追求日本的利益。”乍看之下，这种分法没有将甲午战争作为分解点，着实令人费解，作者自己也预感到了读者会有这一疑问，特地解释道，由于东亚文明史特殊的一面，“亚洲主义的变迁，与其他诸事象多少有时间上的错位。”

产生这种“时间错位”原因，就是甲午战争所影响的，主要是两国普通民众间的观感。尤其是日本民众在战争结束后，对清国一举由敬畏转为鄙夷，这从歌谣、浮世绘、报刊等各种社会史史料中都可窥知。但亚洲主义从来就不是属于普罗大众的思潮，它的主要参与者，是两国的政治家、知识分子以及商人。就这一阶层来看，两国在甲午之后的关系，毋宁说是变得更亲密了——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先后逃往日本，与日方高层来往密切，便是最好例证。

追本溯源的话，日本最早的亚洲主义团体是振亚会，创始人是从小学汉学、后又习洋学的米泽藩人曾根俊虎，这种横跨新旧，和、汉、洋夹杂的知识背景，在早期亚洲主义者中非常普遍。曾根的本业是日本海军军官，并以浪人的身份介入中国革命，最大的贡献就是介绍宫崎滔天和陈少白、孙中山认识。

但振亚会并不存在实体机构，基本上就靠曾根一人孤军奋战。1880年2月，在其基础上成立的兴亚会，才开始有了章程、规则和组织，并逐渐发展壮大。在当年3月份第一次会议召开时，出席人员中已经包括明治初期两位大儒、后来先后任教东京帝国大学的中村正直与重野安绎。狭间此书行文过于清简，以下对这两位文化界名流稍作介绍。

1832年，中村正直出生于江户的一个下级武士之家，十七岁时入德川幕府所办的昌平黉学习朱子学，因为成绩优异，三十岁时升任该黉“御儒者”。1866年，幕府选拔了十二名官家子弟赴英国留学，中村也随行任副监督。在目睹“楼阁宏丽”、“财货充填”、“车马殷辚”的英国社会后，他受到强烈刺激，但却因为年龄太大被伦敦大学拒之门外，只好自己买书，闭门苦学英文。回国后，他先后翻译了《西国立志编》（Self-Help）和《自由之理》（On Liberty），后者比严复的《群己权界论》早了整整三十多年，两书出版后，均畅销一时。

作为最早出洋的一批人，中村却强烈反对甚嚣尘上的全盘西化论，提出“汉学不可偏废说”，并以自己举例，指出“有汉学基础者进而习洋学，有非常明显的效力。” 而且中村的政治立场亲中，黎庶昌任满回国前夕，他还扶病作千字长诗《奉送黎公使一百韵》，其中有“六经做根柢，西艺是分支。体用欲兼备，东西岂两崎”的句子。

中村在昌平黉的同学重野安绎，则是日本现代史学的奠基人。他因为率先用实证主义方法编纂《大日本编年史》，而被水户学派的皇国史观学者赠以“抹杀博士”的诨名，讽刺他竟敢否认《太平记》中儿岛高德的存在。1887年东京帝国大学建立史学科时，他与星野恒、久野邦武一起受聘为教授，一生育人无数。重野与王韬等中国学者来往密切，所著《日本维新史》更是在中国长销不衰。

在兴亚会的第一次会议上，副会长渡边洪基认为，共同的语言是团结东亚的前提，故当务之急就是创办“支那语学校”，并在各地加以普及。对此重野不但表示认同，还提出学习汉语必须“正则”，即从字音而不是从字意开始学起。狭间感叹道：“这与后来日本对亚洲诸国语言不正确的轻蔑，以及日本强调自身优越的历史有太大的反差。明治初期的日本人，在于邻国接触方面有着正确的感知。”

但稍加浏览兴亚会的名单，就会发现的精英主义色彩过于明显，其主张虽然持中，但总有几分曲高和寡，远不如西化派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那么简洁明快。在明治维新初期，魏源的《海国图志》、合信（Benjamin Hobson）的《博物新编》、《全体新论》等书被翻译为日文后，确实促进了日本的现代化，但进入十九世纪末期，学习中文对于解决日本最迫切的文明开化方面，本已没有多大帮助，遑论中文本身的难度。除了少数狂热爱好者，日本普通读书人，又何暇顾及中文？

更为隐患的是，正如访日归来的上海报人王韬在《兴亚会宜杜其弊论》中所尖锐指出的那样，该会“其志甚大，其名甚美”，但它却回避中日关系中最为棘手的琉球问题：“今日本无端而构衅台湾，蓄谋而翦灭琉球，则其所为睦邻者，概可知矣”，即使说得天花乱坠，“其谁信之”！王韬敏锐地捕捉了日本亚洲主义内部“睦邻”和“侵邻”的二重性，对此《兴亚会报告》理屈词穷，只能泛泛地反驳他“杞人之忧”、“不待赘辩”而已。

在上一本书《东亚近代文明史上的梁启超》中，狭间定义“东亚”为“曾经是一个同把中华文明的精萃汉字和他的书面语文言文作为主要传播和记录工具的地域。”但这种秩序早在明清之际就已经趋于崩解，15世纪朝鲜李朝世宗创造“谚文”（1970年代彻底取代汉字），江户时代日本“国学”的兴起，皆是其征兆。而亚洲主义团体早期的活动，更像是曾根、中村、重野、渡边这些从小浸淫汉学的过渡时期人物，为恢复汉字文化圈荣光的最后尝试。

在1882年12月的委员会议上，兴亚会又改名为亚细亚协会，重视中文的色彩更加强烈，会刊《亚细亚协会报告》也几乎成为中文杂志。1883年吾妻兵治、冈本监辅、草间时福担任编辑时，将会刊恢复为和汉双语。甲午战争后，亚细亚协会迎来其最高潮，不仅发展出了上海组织，吸收了郑观应、郑孝胥、文廷式、张謇、汪康年等中国士大夫入会，其中最狂热者，甚至有“中日合邦”这样的非常异议可怪之论。

“败者对胜者并不是卧薪尝胆、寻求复仇，而是与胜利者一起谋求改革富强，这在历史上非常少见。”与此同时，其他的亚洲主义团体东邦协会、东亚同文会也纷纷兴起，活动区域渐渐从日本转移至中国大陆。亚洲主义运动在“走出国门”的同时，其性质也发生了变化，比如东邦协会中的陆羯南、三宅雪岭、杉浦重刚等人，原本都是围绕在《日本人》杂志周围著名的国粹主义者，他们入会的动机，实在令人怀疑。

在甲午战争后二十世纪初，中日间“师”、“友”的传统关系彻底颠倒，以日本为媒介，吸收西方近代文明的风潮波及全中国，中国留学生大量涌入日本，日语一举成为强势语言，兴亚会创办的汉语学校则日渐式微，反而是以翻译日文书为目的的善领协会、善领译书馆应运而生。

善领协会的灵魂人物冈本监辅，1839年出身于今天的德岛县，幼名文平，号韦庵。他年轻时研读汉学，二十岁时才开始接触西书，结果“大悔不修其西学”。明治初年，维新政府开始经营北海道，以抗拒俄国势力的南下，冈本被任命为函馆裁判所权判事，带领农工一路开拓到了桦太（即库页岛），后著有《北虾夷新志》、《万国史记》等。冈本为善领协会的成立殚精竭虑，占《日本早期的亚洲主义》一半篇幅的《善邻协会、善邻译书馆相关资料》，就是影印自德岛县立图书馆藏《冈本韦庵先生文书》。

文书中《善领协会主旨》一文，前后经过了十次修改，字斟句酌，狭间认为它显示协会“完全没有将日本的优越性与侵略性国权意识相关联，也没有对其他国家任何的歧视痕迹。”但他同时又承认，除了该文书外，至今对于善邻协会“除了日期之外没有任何线索，所以无法了解其本质”，多少有些自相矛盾。其实就在文书中收录的招股章程里，就有通过译书可以“得彼国朝野之信任”，“使其抱有日本为先进国师邦之观念。我实业者紧随其后，必得其信任与敬爱，交易中无疑有巨大便宜”的句子，优越感早已呼之欲出。

在写完善邻译书馆后，狭间此书在1900年前后戛然而止，并没有写到后来惊心动魄的济南事变，也没有在终章对亚洲主义做出整体性的评价，这多少令人遗憾。在解释选题动机时，作者描述了自己某天读到1933年版《东亚先觉志士记传》时，书中“完全无视周边民族的自命不凡”带给他的震撼。其实“先觉”一词，最早来自于《孟子》“天之生此民也，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也。”这种“先觉”之感是双刃剑，一方面会带来帮助落后者的激情和责任感，另一方面则有不容他们质疑的强势甚至专断。

对于这一点，时人中看得最清楚的还要数梁启超。在1899年发表在于《清议报》的一篇评论中，他表示平生最不喜欢欧洲人、日本人把“保全支那”之类的话挂在嘴边，因为中国如果要依靠别人才能保全的话，最终必然不能保全，“言保全人者，是谓侵人自由。望人之保全我者，是谓放弃自由。”岂止国与国之间日此，政府与民众间，人与人之间，不亦如是？东亚先觉者之梦，一做就是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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