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恋理论与精神分析》读后感1000字

《依恋理论与精神分析》是一本由[英]彼得•福纳吉著作，世界图书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9.00元，页数：296，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依恋理论与精神分析》读后感(一)：殊途同归：依恋理论和精神分析的异与同

文/赵客·

精神分析的建立至今已经一百多年，虽然对于一门科学来说，还只是方兴未艾刚刚起步，但是已经有足够的时间演化出不同的方向。从弗洛伊德与弟子们理念不同，导致他们离“家”出走各立门派，到二次世界大战时安娜·弗洛伊德和克莱因的论战、以及由此产生的英国中间学派等等，精神分析在欧洲可谓百花齐放。而美国又因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摧残，接收了不少精神分析学家，因而自成一派。可以说，从弗洛伊德时代到现在，精神分析的分支已经各自发展壮大。

相比较而言，依恋理论出现较晚。依恋理论之父创始人约翰·鲍尔比曾经和克莱茵一起工作，后来两人爆发冲突导致分道扬镳，这才有了后来的依恋理论。鲍尔比早期的学习并未跳出精神分析的框架，他曾经在英国精神分析学会接受了七年的训练。他的依恋理论深受弗洛伊德、克莱因、温尼科特等人的影响，但与其大学最初攻读医学相关的自然科学背景也密不可分。

鲍尔比和安斯沃斯的依恋理论横空出世后，曾经被诸多精神分析学家所诟病。随着时间的流逝，心理学发展出了更多的分支与流派，经过实证的依恋理论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成为心理学最重要的理论之一。既然依恋理论汲取了精神分析的营养，那么他们的共同点与分歧在何处呢？作为英国当代精神分析代表人物的福纳吉博士，对依恋理论与精神分析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将精神分析的各大流派与依恋理论的异同点归类整合。

福纳吉博士生于1952年，是匈牙利裔英国人，伦敦大学学院教授，创立了“心智化（Mentalization）”这一理论，是现代精神分析的巨擘。不同于他的前辈们以现象学为导向，福纳吉博士更注重精神分析的实证性研究。如果不是对精神分析各个流派的理论都了如指掌，恐怕很难将精神分析和依恋理论的异同点写得清楚明白。虽然有时心理学家们所用的名词不同，依恋理论和各个流派总有相通之处；而由于各人成长过程及环境的不同，依恋理论的基础和精神分析往往仍然有区别。

以现代的观点来看，科学是在不断的发展中的，依恋理论和精神分析也不例外。一方面，依恋理论具有精神分析所缺少的某些特征；另一方面，“精神分析超越了依恋理论所能提供的洞见”。也就是说，这两种知识体系并非是排他的，他们“朝着相同的终点继续发展，即关于人格与心理障碍的发展型认识”，殊途同归。

《依恋理论与精神分析》读后感(二)：曾奇峰：学派与人格

不考虑生物遗传因素，那么一个人的人格，是被他早年的关系塑造的。这个塑造包含两个方面：他的某些禀赋被保留和拓展，另外一些禀赋被压抑和限定。双管齐下之后，他成年时就变成了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样子。

人格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它在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中，既能感受外部世界的真相，也会改变这些真相，使其符合自己的幻想。这就是为什么同一个外部世界，在不同人的眼中可以很不一样。在研究人的心理的时候，研究者的人格决定了他愿意看到什么样的结果，以及对这个结果做出何种解释。

有所谓天赋异禀者，如弗洛伊德，能最大限度地突破时代限定，增加人类对自身精神领域的了解。这种了解具有鲜明的特点，所以形成了一个学派。在后继者中，那些天赋不如弗洛伊德的人，无力开创新的领域，便跟“父亲弗洛伊德”达成妥协，声称自己是弗洛伊德主义者或精神分析学派治疗师。

把自己归于某个学派至少意味着：我天赋不如人，不能开创一个学派；拒绝其他学问对我的影响，并且捍卫本学派的基本理念，永不背叛，是我的投名状；我明明知道学派归属对自己是巨大的限定，但我可以享受同门之间的温情脉脉，以及肆无忌惮地把敌意投射给其他学派的快感。综合一算，皈依一派确实是笔不错的买卖。

个人智力和人格缺陷向外投射，产生了学派之争。从防御的角度来说，学派之争是对人际冲突的掩饰。自我内部和人际关系都相当和谐的人，并不需要利用学派差异向外投射冲突，来缓解自己的焦虑。

幸好这个世界上有另外一种人，他们选择不被限定。他们觉得“在自由的土地上自由地劳作”（浮士德语），并且得出自己关于心灵的答案，是最有价值的事情。鲍尔比就是这样的人。福纳吉在本书中详尽地描述了鲍尔比的实验和解释。我们看到，由此诞生的依恋理论，填补了心理学研究和临床实践之间的断层线，实现了数代心理学家的梦想：知行合一。

从心理地质学的角度看，“知”更多属于意识层面，而“行”更多属于潜意识的见诸行动，意即我们并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这样做。无论是知难行易，还是懂得很多道理却仍然过不好这一生，都是意识和潜意识之间的巨大隔离造成的。解决这一问题，就是扩大意识范围，把潜意识意识化。意识化之后的“行”，变成了“知”的一部分，知行分离的问题便迎刃而解。

一个人的人格，是他最隐秘、最基本的学派。让我们再次回味一下“拈花一笑”那一幕。释迦牟尼拈花示众人，是在把自己宏大的意识弥散开来，寻求他人的迎接。众人大多意识范围狭窄，并且有融合焦虑，于是防御心起，表现得茫然不知所措。唯有迦叶尊者开放了自己的人格，不带任何防御地回应释迦牟尼的邀请，所以释迦拈花而迦叶微笑，两人合而为一，形成了为后世赞叹不已的人际风景。

不久前在一堂心智化课程上，我问福纳吉博士：“在刚才的技术演示中，你几乎积极回应了来访者的每一句话，这是否违背了节制这一精神分析的基本原则？”他笑了笑说：“我不知道还有这个原则，但我自认为还是精神分析学派的治疗师。”一个做了10年国际精神分析协会主席的人，说自己不知道“弗洛伊德三原则”之一，这在意识层面是说不通的。所以我猜想他可能在表达这样的意思：原则是用来防御的，弗洛伊德当年需要，而我们现在强大到不需要了。

弗洛伊德当年创建精神分析的目标，是要让“此理论之后再无理论”。这种一统天下的雄心令人神往。但事实恰好相反。精神分析之后，反对精神分析的理论层出不穷，即便精神分析内部，也派系林立。到目前为止，一个整合全部心理学学派的理论出现的可能性非常渺茫。

但是，如果我们抛弃传统的一统天下的思想，转向另外一个思路，整合的目标也许容易实现一些。这个思路是：每个人都形成自己的个人风格，每个人都属于自己的人格的学派。这一情形看起来使学派的数量极大地增加了，但本质上却只有一个学派存在，所以应该算是真正的整合了。

群体无法对这个学派命名。治疗师各自对这个学派命名的过程，是他开宗立派的一部分。待到千万个“学派宗主”相聚，世尊再次拈花之时，相信回应以微笑的就不仅仅是迦叶一人了。

曾奇峰

国内著名心理学者

武汉中德心理医院中方创始人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精神分析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2017年11月24日

于东湖纯水岸

《依恋理论与精神分析》读后感(三)：埃里克森vs.鲍尔比：唧唧复唧唧，还好遇到你

今天我们要说的是两位世界级的心理学大师，他们成名于同一个年代，受雇于同一个老板，追过同一个偶像，提出了相似的理论，遭业内人士排挤，受业外人士抬举。他们就是埃里克森和鲍尔比，一个提出了人格发展八阶段理论，一个提出了依恋理论。继续写下去，这本可以是一个基情四射的故事，然而以科学之名，让我们掐灭这个不纯洁的小火焰，来看下他们的理论有什么异同吧。

弗洛伊德提出了有争议的性欲区模型。埃里克森（Erikson，1950，1959）被誉为第一位用其让人难懂的概念“器官模式”（organ modes）拓展这一性欲区模型的研究者。在埃里克森之前，学者一般认为与每个区固有的快乐相关的活动既为依赖与口头攻击等心理模式提供了基础，也为合并与投射等特定机制提供了基础。埃里克森有关器官模式的概念拓展了身体固着的心理功能部分。他在1950年写道：“除了强烈的食物需求，婴儿在许多方面也具有或者说很快变得具有接受力。他想要并能够吮吸合适的食物，吞咽食物中的汁水，并且他也想要并能够用眼睛‘摄取’进入视野的事物。他的触觉似乎也能‘摄取’能带来美好感觉的事物。”这样，埃里克森严格区分了驱力表达（drive expression）与功能模式（mode of functioning），这为从精神分析角度理解人类行为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驱力表达模型使人们对社会互动的理解限于生物需求的满足。另一方面，“功能模式”的概念使我们能有时间思考在特定发展阶段中获得满足或者了解客体的特有方式。埃里克森说明了个体如何把获得满足的方法（最初与特定的阶段或性欲区相关）作为之后表达欲望与冲突的有效方式。埃里克森向精神分析核心小组介绍了一系列概念（包括同一性、再生性、伪物种）以及与依恋理论相关的概念（基本信任）。虽然他的理论仍在生物建构中，但他拓展了驱力模型。他认为力比多理论是一个围绕着身体孔洞发生悲喜剧的理论，这巧妙地总结了埃里克森受人类学与发展理论影响的深刻见解。

在埃里克森看来，基本信任是口唇期的功能模式。在这一阶段，嘴巴被看作普遍生活方式的焦点——合并方式（incorporative approach）。埃里克森强调，通过这些过程，人际模式被建立起来，主要是从物质与精神上获取与持有客体（taking and holding onto objects）的社会形式。埃里克森把基本信任看作“接收并接受被给予的事物的能力”（Erikson，1950）。

在他的著作中，埃里克森通过强调相互作用的社会心理发展内容，悄然改变了兴奋（excitement）在弗洛伊德性心理发展理论中所处的中心地位。虽然他接受了力比多阶段模型及其发展时段，但是他的理论重点首次从“僵化的早期发展驱力论”变成“与孩子自我意识的发展有关的孩子与看护者之间内在的人际互动特征”。

埃里克森和鲍尔比大约在同一时期对婴儿与看护者在分配与给予刺激上的平等交换产生兴趣。（埃里克森和鲍尔比都曾受聘于安娜·弗洛伊德，约翰·鲍尔比于安娜在伦敦开设的战时托儿所工作，埃里克森在维也纳工作。）和鲍尔比一样，埃里克森把发展看作连续的过程，从出生后的几分钟直至生命的终结，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形式。埃里克森与鲍尔比都具有开创性的终生发展视角，他有关“文化在许多方面促进了孩子的社会潜力，并与之产生交互影响”的观点逐渐被人们所接受（Erikson，1950）。

埃里克森超越其所处时代的睿智见解（Erikson，1950）在于，他认识到微小的体验逐渐累积，导致个体“牢固地建立起基本信任与基本不信任之间的持续平衡模式……源于婴儿早期经验的信任度似乎并不取决于食物或母爱表现的绝对量，而取决于母婴关系的质量”（Erikson，1959）。

当前的依恋理论与埃里克森的观点具有一些相似性：低层次情景经验在高层次神经结构中累积；婴儿与主要看护者之间破裂的依恋关系决不是孩子“健康人格”持续发展的要素；母婴关系的质量决定着母亲带给孩子的信任感，这种信任感会延续一生。埃里克森也预测依恋理论家会对优缺点的代际传递越来越感兴趣。心理表征的一致性作为可靠或安全的人际模式的关键要素，可能会出现代际传递。他认为基本信任的代际传递有赖于“孩子感到看护者是统一的存在，看护者以可预期的方式回应孩子身体与情感的需要，因此值得信任，而且看护者的表情如实反映他的想法”（Erikson，1964）。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埃里克森的理论与同时代关于依恋及其起源的研究相一致。他的看法早于有关内在工作模型的观点（Bretherton，1987，1990，1995）以及丹尼尔·斯特恩提出的一般化互动表征（Representations of Interactions Generalised，RIG）和“与看护者共处的方式”（Daniel Stern，1985，1994）。

埃里克森写于1959年的著作让我们更深刻地了解了安全依恋（基本信任）的决定因素。事实上，用埃里克森的术语重新表述依恋安全性的分类是有益的。安全型婴儿相信看护者会回来，并且“接收并接受”对方给予的安慰。不安全型依恋模式是不信任的模式。矛盾型婴儿不能“接受”安慰。回避型婴儿通过退缩与“沉默、拒绝食物与安抚、忽视对方的陪伴”等方式应对无法互相调节（mutual regulation）的情形。他们“沉浸在自己的事情中并厌恶这个世界”。埃里克森没有描述这种临床上有重要意义的混乱模式。另外，鲍尔比与埃里克森在叙述上的相似性表明，他们从不同的理论视角描述了相同的行为现象。

我们从埃里克森的《童年与社会》中可以找到能预测婴儿发展出安全感的看护特征。我们在前面提到过安斯沃思的关键概念——母亲的敏感性。埃里克森在一个脚注中描述了适度刺激（moderate stimulation）的重要性，把它定义为“在积极刺激与消极刺激之间的某一比例，当平衡点偏向积极的一侧，个体更可能不受损伤地度过以后的危机”。埃里克森认为母亲的非干扰性（Malatessta et al.，1986）是指母亲不会设法过度控制互动的过程。互动性同步（Isabella & Belsky，1991）相当于埃里克森所说的“互惠性或相互调节”。

有关依恋决定因素的文献有两种不同的研究传统，这两种传统在埃里克森的著作中都有体现。埃里克森一直强调前面讨论过的个体因素或交互因素的重要性，并且指出文化因素（依恋术语中的情境或生态因素）也是关键性的因素。事实上，他一开始就清晰地认识到依恋的文化差异性与相似性（van Ijzendoorn et al.，1992）。埃里克森还强调，母亲当前的社会处境也许是关键性的。事实上，从丈夫（Goldberg & Easterbrooks，1984）与其他人（Crnic，1983）那里得到的支持也被证明是重要的。在伦敦亲子项目（London Parent-Child Project）中，我们发现母亲期望的支持与从丈夫那里得到的实际支持之间的差异被证实是最有效的预测因素（Fonagy et al.，1994）。这个结果再次强调了埃里克森有关“在看护者受文化制约的期望的背景下研究环境影响的重要性”的观点。

当埃里克森探讨信任与不信任的长期影响时，他的理论与依恋理论之间的共同点又多了一处。他认为最重要的关联是信任与同一性之间的关联，这类似于玛丽·梅因有关成人依恋结构的核心概念——统合性（coherence）。在同一性形成的渐成序列（Erikson，1956，1968）中，他描述了同一性混乱的病症，并认为它反映了自我同一性的失败。埃里克森（Erikson，1950）认为，这类个体既不信任世界，也不信任自己的思想，这或许逐渐削弱了心理治疗过程的效果。他扩展了这一概念，认为相互性在实现基本真理（basic truth）上是最重要的。埃里克森热衷于纠正那些误认为“信任的实现是一劳永逸之事”的人，这个误解让人想起关于安全依恋连续性的争论。他写道：“那些认为‘任何阶段实现内在的美好，不受内部新冲突与外部变化的影响’的观点是儿童意识形态发展的投射。”这一说法呼应了依恋分类不连续的结论。

综上所述，埃里克森与鲍尔比的观点显然存在许多相似之处。他们的观点表面上都看似简单，故当时精神分析学界都不认可他们的理论。像埃里克森一样，鲍尔比的眼界被少数人误认为是肤浅的。他们都被误解了。他们的创新性与创造力几乎超过了在精神分析运动中其他所有同辈所能企及的高度。精神分析领域之外的学者对他们的理论大力赞扬，这有力地印证了精神分析学家对他们提出的理论的肤浅理解。他们都尊重与精神分析相关的其他领域的证据，尽力使自己的理论系统化。

文章内容选自《依恋理论与精神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