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门闾》的读后感大全

《跨越门闾》是一本由[美] 许曼著作，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8，页数：433，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跨越门闾》读后感(一)：居处一方的宋代女性

文/希言

提起宋代闺怨词，似乎总会想起欧阳修的那句“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庭院深深，帘幕重重，似乎皆在暗示着被深锁于重门内的女子的压抑与苦闷。为了理解宋代女性的日常生活，让我们试着跟随其后，一道跨越那些重重门闾。

当我们推开第一扇大门后，迈过一进、二进、三进，中有照墙、穿堂、深井，又有花厅、屏风遮挡，真是深远不尽。这其中，还囊括着另外一扇意义非凡的门——中门。中门实际上是一道物理屏障，其后就是闺闱，意在将内眷与外面的男性分隔开来。事实上，“中门”还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中门”出现在三个重要的仪式上——笄礼、婚礼与葬礼，与女性在她人生中身份地位的转变有关。笄礼时，中门的跨越象征着成年；结婚时，中门的跨越象征着她从娘家的少女转变为婚姻家庭中的妇人；而在葬礼的情景中，中门则再次被赋予区隔男女、强化礼仪的屏障。另一方面，中门还是开放的，它显示了潜在的内外交流。梅尧臣和苏轼在追忆自己夫人时，不约而同地提到她们的一种习惯做法，即当客人来访时，夫人“多从户屏窃听”而“尽能商榷其人才能贤否及时事之得失，皆有条理。”在这里，“男不言内，女不言外”的框架仍然存在，却是可以协商且富有弹性的。

那么，一个养于深闺的女性若想迈出门槛、离开家门，是否可行？答案是肯定的。许曼教授抛出一个观点：与明清时期的女性相比，宋代所有阶层的女性都享有相对自由。宋代的国家和士大夫通常采用不干涉的策略来处理女性事务。女性在家族中的具体位置与责任，是随其身份的变换而转化的。此外，由于宋代商业浪潮席卷，平民女性纺织、经商的现象并不少见。《宋人轶事汇编》里就提到，临安名小吃“宋五嫂鱼羹”的创始人宋五嫂，原本是汴京城的酒家妇，善作鱼羹，宋室南渡后，因为手艺甚好，“人竞市之，遂成富媪”。士人家族中的女性走出家庭范围的机会虽然较少，即便如此，也有不少女性致力于为一方福祉作出贡献，如莆田钱四娘投建的木兰陂、泉州惠安的娘子桥、晋江灵源山的吴六娘井等，无不反映出她们处理社会事务的智慧和才能。

这些例证似乎与我们长期持有的观念相悖，人们普遍认为宋代理学兴起，缠足的现象进一步普遍，女性长期受礼教束缚和压迫，等等。囿于固有的思维，我们往往草率地下定论，而忽略了其源流与过程。许曼教授便是力图超越传统框架，基于福建拥有较为丰富的史料，且很少为人所发掘和利用。因此她通过多方搜集、考察和细致解读，在《跨越门闾》一书中重构了宋代女性的物质生活。由出生到死亡、从门内到门外，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种交互重叠的影像。其中既有传统秩序对宋代女性的框架限制，又有她们在夹缝中寻求沟通，尝试走出闺闱，探索一个儒家箴言中并未描绘过的广阔世界的身影。

《跨越门闾》读后感(二)：一门之隔

随着全球女权运动的兴起，以女性主义为主题的书籍、影视剧层出不穷，社交媒体也不断发声，“girls help girls”成为流行因素。社会多描写近现代女性的觉醒与抗争，但也有人探寻更遥远的过去，让过去与现在的女性产生联系，似乎想找出现代女性独立能力的传承。《跨越门闾——宋代福建女性的日常生活》就是通过揭示宋代福建这一地区的女性在“门内”与“门外”的世俗生活，来探寻古代的女性空间，构建儒学礼教下的女性视角。

本书的背景是宋代，这个时期被认为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开始的时期，商业开始繁荣，市民阶层显现，社会风气相对开放，为女性跨出门闾提供了客观的可能性。

“本书力图跨越传统框架，重构宋代女性在家庭内外的日常生活场景。作者以福建为重点区域，通过对文件资料的深入辨析和细致解读，对物质与图像资料的广泛搜集和切当运用，将女性还原到广阔的活动空间和社会网络之中。在宋代政治、经济及社会变迁的背景氛围下，厘清了儒学理念与地方实践的关联、差异甚至脱节，再现了性别建构中各阶层女性的能动性和灵活性。”作者自“进出之门”谈起，从出行方式及轨迹、家庭事务和地位、地方政府事务参与程度、宗教信仰活动、墓葬文化几个方面，从家到外、从物质到精神、从生到死全方面阐释了宋代福建女性，尤其是高层精英女性的生活世界。

在宋代“理学”思想的洗礼下，我们普遍认为当时女性生存空间逼仄，虐杀女婴、裹小脚、女子无才便是德等社会现象突出，实际上，通过本书我们可以看到在理念与现实的之下，些许弹性的空间。“存天理灭人欲”的理论在现实中会打折扣，屈从于社会习惯与风俗道德。即使是理学大师朱熹，在文中的描述也是富有人情味的，他们更讲究灵活务实，“礼乎人情”。女性的活动不止囿于闺房，而是与外界有不间断地尝试性地接触。底层女性为了生计抛头露面，做使女、做轿夫、做小本生意，高层精英女性则更多的通过娘家、夫家的对外交际应酬，参与地方事务，施展她们的智慧和才干。

文中尤其称颂官宦家庭“母亲”的身份，她们大部分家境优渥，有良好的学识和教养，在助力夫婿和培养子孙后代方面可为表率。她们无形当中也参与了社会规则的制定。“宋代福建女性以各种方式参与地方行政，从向仕宦的丈夫和儿子提供到的劝诫与实用建议，为男性后代寻求官职，到对当地居民进行通知。这种对女性干预公共领域动机的建构，使得她们的男性为官亲属可以将她们树立为榜样，以此提升自己家庭的地位，或者在其行政管辖范围内鼓励道德和伦理修养。”

从更深层次来看，宋代女性跨出门闾参与社会事务，是以遵从社会道德与规则交换来的，她们相较于同时代的男性，更注重自身行为规范，行为举止更符合当时社会风气和儒学理念，这样才能在一定程度上获得相对的自由。与当今女性相比，她们有限的自由是在严格的“父权”“夫权”体制下获得的，而现在的女性何其之幸。跨越千年，同为女子，命运天翻地覆的改变。

PS：许曼教授的该本著述，由英文书就，再翻译成中文出版，在某些叙述上带有不可避免的拗口之感，明显翻译腔，颇感遗憾。

《跨越门闾》读后感(三)：内与外：还原宋代女性的日常生活

中国有句老话形容封建社会中的女性，“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将女性的活动空间限制在家的内部。但中国女性的活动空间是一个变化的过程，并非自古如此，唐代诗人张的名句就形容虢国夫人，“虢国夫人承主恩，平明骑马入宫门。”，可见彼时的女性出门骑马。唐代的女性还喜欢女扮男装走“男友风”路线，唐代末期马缟著的《中华古今注》记载：“至天宝年中，士人之妻，著丈夫靴衫鞭帽，内外一体也。”

及至宋代程朱理学发达，儒家复兴，女性的活动空间较唐代缩小，并出现了裹小脚、虐杀女婴、女子无才便是德等社会现象和思想形态。大多人对宋代女性有着比较刻板的印象，认为她们严格恪守着“男主外，女主内”的规则。华盛顿大学历史系的伊沛霞教授（Patricia Buckley Ebrey）曾于1993年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内闱：宋代的婚姻与妇女生活》，该书被誉为海外研究中国女性史的开山之作。

如同伊沛霞教授一样，美国塔夫茨大学（Tufts University）历史学系副教授许曼对于宋代妇女的研究不仅仅限于“家的内部”，根据其博士论文所翻译修订的《跨越门闾： 宋代福建女性的日常生活》试图将不仅将目光局限于“內闱”，而是将其扩展至门闾之外。

许曼教授毕业于北大，曾经师从著名的唐宋女性史专家邓小南教授，获得硕士学位后赴美于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攻读博士，并于2010年获得博士学位。几千年来女性没有书写历史的权力，留存下来可供研究的女性相关资料较少，往往支零破碎不成系统。《跨越门闾》通过正史、政府文献汇编、法典、地方风俗志、笔记小说、诗词、绘画、传记、家谱、墓志等可获得的现存史料，试图超越传统框架，重构宋代女性在家庭内外的日常生活场景。之所以选择福建的女性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宋时福建经济发达，留存史料较为丰富和集中。

门，是家通往外部空间的隔离；闾，本意为宋代城市基本结构“坊”的门，至今福州仍保留着“三坊七巷”。宋代福建女性的日常生活在许曼教授的史料勾陈中渐渐被还原，宋代的精英阶层女性主持家中财政、为身为官吏的男性亲属提供行政或技术建议、和丈夫及亲戚出名旅行，投身于地方公益事业、积极参与宗教活动。与此同时，宋代的贫民女性们则因为生计而必须抛头露面。总之，宋代的女性生活丰富多彩，并未严格遵循“男主外，女主内”的规则。

通过史料的分析对比，相较明清时期的女性，宋朝各个阶层的女性享有相对的自由。宋代更依靠社会地方的自制，朝廷并未直接参与许多规章的制定；而明清的政府则更加集权化，将诸多儒家理学思想作为国家制度而推行。

许曼教授认为，在现实中，在当时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占主导地位的隔离女性或者束缚女性的意识形态。可以看到无论是研究方法还是认知上，许曼教授受到伊沛霞教授的极大影响，她们虽然承认“宋代存在着权力结构的不平等，同时却不会认为存在一种女性必然受到迫害的单线叙事，相反宋代女性具有让自己在现有框架下尽可能获利的能动性”；她们也同样强调宋代理学的理论理想和实际聚体施行不一致。

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韩明士教授（Robert Hymes）曾于1997年在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HJAS) 上发表对《内闱》的书评，指出“不应该把文化、体制当成是一种无所不包的统一体系，相反，它是变化多样、多条线索交织在一起的、不可能通过单线叙事就能阐明的复杂的社会现象的表象。”私以为，这一评论同样可以适用于《跨越门闾》。在有限的史料以若干个体推导出社会的意识形态和规则，在多大程度上存在幸存者偏差，也是值得探讨的话题。

《跨越门闾》读后感(四)：门易跨，权力难争

跨越门闾》涵盖了宋朝福建地区的女人从出生到坟墓可能经历的生活。她们一生能扮演的角色是有限的，大部分的时候她们只能从女儿，妻子，妾，奴婢，信徒，祖母等这些角色里选取几样，偶尔她们能有机会客串一把诗人、财务主管、家族事务主持人、地方公共项目发起人、原告或者被告甚至是犯罪团伙头目。不管她们选择什么样的角色，这些角色都是被规范了的。这些角色允许活跃的舞台也是被规范了的。这些规范都来自早期儒家经典对“男主外，女主内”的严格区隔。当宋朝为了重建一个由儒家理想主导的有序社会，这种“两性身体和职责的规范”得到加强，于是“男主外，女主内”几乎可以作为唯一理由来解释作者研究的女性群体为何自觉不自觉地囿于门闾之内，并对任何跨越之举表现得战战兢兢，似乎无时无刻都有上帝之眼在监督一般。

监督她们的不是上帝之眼，而是当时社会的上层精英男性彼此团结营造出来的儒家氛围。换言之，舆论是被权力中心控制的，而女性都被排除在国家权力系统之外。她们显然只能被舆论影响、内化最后到自我控制。但这些并不代表宋朝女性就甘愿放弃自主权。

能获取这些门闾之外的自主权的路径极其有限，几乎只有两种方式可以辅助其实现：荣誉和财富。荣誉——比如政府的旌表匾额——一般都是以孝顺守节为内容。这类的荣誉虽然可以为女性带来一些社会资源，但牺牲也巨大，比如要完全让渡出作为女性对性欲的需求，或者反被人怀疑其动机，比如蒲松龄在他的鬼故事里嘲笑的这些守节寡妇所称的贞洁。财富则是另一种资源。“上层社会的妻子们在波动的经济环境下维持和增加家庭财产表现出来的智慧和独立性”是被大量精英男性赞扬并肯定的，擅长财富管理的她们可以不用“将自己隐藏在中门背后”，以期为家庭做出更多贡献；而普通人家的女性则需要为了家庭生计而四处奔波，更不可能囿于门闾之内。

女性能否跨越门闾的维度弹性取决于女性在这个家庭中的地位，在本书中，荣誉及财富是辅佐她们提升并稳固地位的主要资源。身为社会精英阶层的女性几乎没有生存危机，她们只需要在追求更好的生活或者更多的自我实现路途上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施展空间。但这个空间的定义始终都掌握在精英男性的话语权里，因此这个门闾是有一个透明的围栏的，围栏之内才是她们可以去争取的范围。至于底层女性，本书中提及甚少，当然能够留下关于底层女性的史料也是极其稀少的。我们可以通过史景迁的《王氏之死》大概了解一下小人物的命运，简言之，她们要争取的权利仅仅是生存权而已。当然，王氏所在的郯城，政局动荡，自然灾害频繁，土匪杀人如麻，并不能如宋朝福建那样安稳小康，所以虽然同为门闾之内被限制的女性，其命运有云泥之别。由此可见，女性能否安全地去追求自我实现受到时代大背景的影响，终究越是国泰民安则女性可以跨越门闾的空间越灵活。

宋朝语境下的“门闾”延续到1000年以后的今天是否还继续存在？答案是肯定的，囿于门后的仍旧是绝大部分的女性，尤其是家庭主妇，但两性之间权力的悬殊在渐渐缩小。随着城市化及人口流动性的增加，家庭越来越原子化，原来依靠地缘及家族加持的权力优势日渐式微，女性得以获得更多的突围路径。那在现代语境下，到底由谁来决定家庭的理想模式？女性还是男性？复旦大学家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沈奕斐博士在《谁在你家——中国“个体家庭”的选择》的研究中发现，能够依照自己意愿塑造家庭和家庭生活的还是那位权力资源最雄厚的权力个体，他（她）在这个家庭里有话语权，家庭可以按照他（她）的意愿来实现理想化。而绝大部分的家庭，家庭主妇远远多于家庭主夫。所以即使是现代社会，绝大部分女性仍旧难以跨越“门闾”，只是这个“门闾”已经不是具体的挡住女性通往外面世界的中门，而是无形的在教育、婚恋、职场、竞技比赛甚至社交平台上对女性的限制。所以对现代女性而言，门闾自然是可以随意跨出去的，但权力仍旧还在争取的途中。

《跨越门闾》读后感(五)：挖掘宋代福建女性的生活日常

提到古代富贵人家的女子，传统戏文故事里总给人一种刻板的印象，说这些夫人小姐们“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平素只能蜗居在各自的内宅里，倚个楼台、逛个后花园、有才学的还可以弹琴论诗聊表慰藉，这些大概就是她们生活的主要内容了。

一道深宅大门真的就圈定了古代女子的全部生活空间么？还真不是。

从各类古装剧里可以看到，女子不仅要持家，包括打理家族的产业、维持家庭秩序，更要走出家门去维护自家与不同家族的友好关系，甚至在必要时助力丈夫的仕途或者事业。可以说，女性在家庭中扮演着与男性互补的重要角色，共同支撑起了家庭的重担。

这不仅仅是影视剧的构想，也是有历史依据的。师从邓小南教授、现任职于美国塔夫茨大学历史学系的许曼教授，在《跨越门闾》这本书中，收集并研究了考古学和古代文献资料，从中整理出宋代福建女性的日常生活片段以及精英士人阶层对女性日常活动所持的态度。从许曼的论述可以见得，宋代女生的日常生活早已跨越出门闾的界限向外扩展，被广泛认为明清时代女性才拥有的自主性和机动性，在宋代女性身上同样有所体现。

门是一座宅院与外界之间的关卡，开门则能与外界顺畅联通，关门则与外界隔绝，承担了隔离和联系的双重功能。一定意义上说，古代的门把“家”性别化了，或者说把家庭责任从性别角度作了区分：男性自由出入外界，负责对外事宜；女性则被约束在大门之内，承担内部职责。门限定了“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这正符合了《礼记》中所提倡的理想状态，“男不言内，女不言外”。

其实，“主内”绝不是轻松的事，日常要服侍公婆、烹饪、纺织、协调家庭关系和纠纷，更要打理好家族产业、管理财务收支平衡，责任重大。尤其是在大家族，女主人是否善于持家，对这个家族的兴衰异常重要。从墓志铭来看，北宋男性墓志铭中关于理财的信息比较多，到了南宋，理财事宜更多地归到女性身上。治家理财能力强的女性，能够赢得丈夫以及整个家族的认可和尊重。比如翁福清的妻子刘氏，在翁福清去世后一直掌家，把家族管理得井井有条，一家八十人，保持四代同居。这是相当厉害的成就。

有些事情是难免需要跟外界联系的，比如女性把做好的纺织品卖出去，这同时又给家庭带来了额外的收入。有时候，外界也会主动把信息传递到门闾之内，比如官方赠与的表扬孝女、节妇等道德模范女性的匾额，就会挂到门闾之上。闾是坊门的意思，坊是宋代城市布局里的基本居住单位，类似现在的居民社区。把匾额挂在门闾之上，以示表彰并鼓励他人效仿，把门闾变得更加公开化了。这也意味着门闾所代表的“公与私”“内与外”的界线有着一定的弹性，并不是那么固定死的。

宋代的女性当然也会出门，除了探亲访友等必要的事务之外，还可能有短途的游玩等娱乐活动。但她们不能像男性那样完全自由地进出，光明正大地抛头露面，而是采取了有限的隔绝方式，包括坐轿、坐车或者戴面纱，以此来保护隐私。

宋代虽然颁布了禁奢令规定上层女性乘坐轿子的装饰，但是也很难明确地把官宦家和平民家的轿子区分开来。福州和泉州地区女性轿子独有的金漆装饰倒是特点鲜明。另外，这两个地区女性轿子的抬轿夫，大多是女轿夫或者僧侣，这也是独特的地方风俗。女轿夫和僧侣，为轿中女性形成了一个相对安全的人际关系界线，避免了轿中女性与“外男”的不必要接触。这也算是既允许女性走出家门同时又保持对外界隔绝的变通方式。

讽刺的是，这种方式，让坐在轿子里的上层女性得以保持了与外界的有限隔绝，而处于底层的女轿夫则直接置身于大众面前，毫无隐私性可言。所以，平民阶层的女性所受到的内外隔绝的约束规则，看来比上层女性要宽松。

门闾完全没有困住有能力、有想法的宋代女性。她们的个人价值，不仅体现在治家能力上，在社会福利方面，同样有所作为。有经济能力的女性，往往拥有经济自主权，会主动参与地方性质的水利、教育、赈灾慈善等关乎地方福祉的公共事务。

据说在北宋时期，来自福州长乐县的钱四娘，带了大约十万缗的黄金去莆田濑溪试图修筑一座水坝用于灌溉农田。虽然水坝修筑失败，但钱四娘的投身公共事务的做法确实赢得了精英士人和当地人的尊敬和称许。

跟钱四娘类似，还有不少宋代女性都积极参与社区和地方的公共事务，勇于承担起社会责任，在地方上拥有很大的影响力。虽然不能排除这里面有追逐地方名声的因素，但她们所做的事实实在在地造福了族人和当地百姓，对地方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宋代女性的社会责任感也得到了精英士人的肯定，对她们采取了开放的态度。只要她们的想法或者建议“听起来合情合理且富有成效”，男性会很支持和欢迎女性亲属关注和参与地方政务。

古代大家闺秀多受过良好的教育，琴棋书画以及诗文方面都有一定的功底。虽然这方面留存的记录很少，但女性在自己的私人生活空间有一些私人爱好和文雅的娱乐生活也是不难猜测的。

南宋姚勉的妻子邹妙庄就是一个喜欢读诗和旅行的女性，跟丈夫兴趣相投。姚勉亲自给妻子撰写了墓志铭，记录了妻子曾经在旅行中即兴创作的一首诗，可见他对妻子的才华很是欣赏和肯定。

宋代福建地区佛教盛行，很多女信徒都潜心理佛，甚至把宗教活动当作日常事务。关于这一点，其男性亲属的态度就各有不同了。有些坚决反对，并力劝妻子改变信仰，有的则持相对开明的态度。不论如何，宋代女信徒始终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她们在家静思、念咒、抄经，在外还会去寺庙参观、学习经课、观看仪式、捐赠造像，或者制作佛教刺绣图等手工艺品，活动形式多种多样。总之，她们保留了个人信仰的自主权，积极地发展个人的思想爱好，私人生活也是丰富多彩。

总之，许曼教授尽可能地在《跨越门闾》中展现了宋代福建女性的日常生活。她们不仅勤善持家，尽到家庭职责，还在能力范围内积极参与地方公共事务，为地方谋福祉，更保留了思想信仰和兴趣爱好方面的自主性，拥有独立的私生活空间。她们的所作所为，拿到今天，依然值得肯定。她们并不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死板形象，而是有血有肉、精彩生活、实现个人价值的鲜活个体。

2019.08.20雾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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