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的性别》读后感精选

《记忆的性别》是一本由[美] 贺萧（Gail Hershatter）著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88.00，页数：439，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记忆的性别》读后感(一)：意识形态的欺骗性

国家发起的每一项工程都把妇女当作独特的可动员的目标，妇女对这些国家工程的成功至关重要 。 “我觉得女同志比男同志好发动，思想还比较积极。妇女思想比较单纯。”妇联干部将妇女带入公共领域，发现她们打乱在义务和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网时，没有男人那么小心翼翼，因为她们并不是这个关系网中的核心成员。妇联干部还发现她们对党和国家的倡议更少持怀疑态度。一份妇联的文件敦促组织者们去建立妇女的优势：“因为妇女更记得她们受到的剥削且思想简单，她们能够在批斗会上更好地说出她们的苦难”。

《记忆的性别》读后感(二)：彼时彼刻，彼时彼刻

女的比较好骗，容易洗脑，鼓动她们回家动员、监督、管理家里人——不知道体制内有没有女权者，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生在八旗下，活在大清国，可是我对大清并不了解，只有打开窗户，照进阳光，才模模糊糊的看到一星半点儿的景象。这光，是外面进来的。非常好，了解那段历史。感谢发链接的那位，看到了被删除的部分。 人祸被定义为自然灾害。 在《怒目少年》说的是“打下××城，一人一个女学生”（未删），在《记忆的性别》里说的是“只要革命成功了，一人一个女学生”（被删）。 统治阶级除了能享受各种特权之外，看书都是完璧之身，被统治阶级看到的书都是“残花败柳”。在夹缝中吃着“残羹冷炙”，明明心情是颤颤巍巍，还要表现的感恩戴德！ 太师毛毛虫说“吾为天下计，岂惜小民哉”，流淌着毛毛虫基因的温铁军说“我们虽然有成千上万的农民在国家工业化的资本积累阶段丧生，但终以最短的时间跨越了这个阶段，形成了维护国家政治和经济独立所必需的工业基础”，粉红病毒要领狗粮，所以跪舔，但那些吃不上狗粮的家伙为什么要跪舔毛毛虫呢？是劣根性吧！ 仆人们聚在一起喝着茅台唱着歌，开心的商量怎么为主人服务；主人则靠在墙角盒饭，开心地刷着抖音，心想着多干点活就能过上好日子了，再催儿女多生几个娃娃，打倒帝国主义。 这类书真是解毒良药，解的就是粉红病毒。今年读的最后一本书，算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不能停。

《记忆的性别》读后感(三)：关于农村妇女的记忆，被永远留到了时间的褶皱里。

农村在我看来更像一种虚无的存在，绝大部分农民不懂得记录和传播自己的故事，很多事情在他们看来是理所当然，不觉得是苦难。与之相反的，讲述他们故事的更多是那群旁观者而不是生存扎根于农村的那部分人。这就导致了人们关于农村记忆的历史剖面如同书中的陕西妇女一样，总把它们同重大的社会事件相关联，成了国家叙事的一部分，而事件之间的那部分记忆细节则被埋藏在了时间的褶皱里。

我从小生长在农村，印象中奶奶和妈妈一直需要既管好家里的伙食，养好鸡鸭这些家禽，农忙时还要下地干农活。但是她们并未收到应有的认可和收入，如今地位虽然有提高，但在家里话语权还是要弱很多。小时候就总听奶奶讲她那时的故事：她那时候很苦，为了挣工分，怀着姑姑还需要下地干活，没人照看孩子就用绳子绑着大伯系在腰上，背上背着爸爸，一年到头为了挣口吃的，仿佛一直被鞭子驱赶着。现在她也偶尔会感慨，如今生活是真不一样了，可以吃得饱，鞋子衣服很便宜就可以买到，种类也很多。但这份满足或许永远无法遮挡那份苦难。

我所见到的状况是，村里男性外出务工妇女下田成为主要劳动力，但她们却没有获得足够的认可，同工同酬以及足够的尊重也远远没有达到。独生子女政策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的妇女权利提升，让女性受教育机会得到了加强，尽管平权运动一直在进行，但即使现在农村的妇女依旧是一种更弱势的性别群体。所以任何时候我们对女性的尊重就是对我们奶奶、妈妈、妹妹和姐姐的隐性支持。

《记忆的性别》读后感(四)：不被需要的“她们”

50年代集体化时期之“看不见的女性”和“看不见的劳动”。女性白天下田，晚上摸黑做活，是集体化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与保障，却在官方历史叙述中失声。国家发起的妇女解放运动把妇女召唤为新的劳动力，从家中走进公共空间意味着对“旧社会”的革新，同时产生了一大批妇女积极分子作为国家与底层社会间的中介。讽刺的是，这些当年的积极分子在改革开放后大多晚景凄凉，她们曾奋力宣传的“新社会”成为空洞的应许，而改革开放后的一系列现代性变革（如家庭）导致她们在后社会主义时代中被另一个“新社会”所抛下，成为“可怜”的叙述主体。这种对“新社会”“旧社会”的体验与记忆的混乱也体现在她们的叙述之中。不过，她们仍然能在记忆中去搜索50年代自己于内在领域的劳动所体现出来的“美德”作为最后的一根稻草，来填补过去的辉煌与当下的凄凉、空洞的应许与现实的悲苦之间的断裂。这或许是如今很多老年人（50年代为青壮年时期）喜欢回忆集体化早期阶段的原因，但显然这最后的一根稻草是如此脆弱不堪。全书提出但没有解决的问题是，为何60-80年代这段时期往往在叙述中消失（“时间的褶皱”）？这不仅在作者的调研地陕西存在，可能是一种普遍现象。

贺萧曾表明她对妇女的很多研究旨在“让隐形变得可见”，集体化时期妇女在家中（家务活）与家外的劳动（挣工分）正是这段历史中沉默的低音。妇女积极分子既是稳固新政权在底层社会的权威的需要，也符合女性解放等现代化改革的历史潮流，不过，当改革遭遇阻塞以及开启新一轮改革时，她们没有得到适当的“安排”——她们曾经被塑造出来，但现在，她们不被需要了。

《记忆的性别》读后感(五)：几个要点

作者以口述史为基础，通过叙述者“回忆”中的各种细节——错误记忆、颠倒顺序、语调变化——结合相关背景引出作者的议论与思考。 有几个点很重要，以后要留意： 1.陕西的农业妇女化在合作化的进程中不断加深，在“带乐进”时期达到最高峰。相应的，男性逐渐离开农业而从事建水利等“副业”。所以，作者认为，一贡的农业建设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妇女的付出。 2.作者指认道：尽管在宣传口方面宣布妇女得到了解放，人身得到了自由。但解放前妇女便已因为贫穷等因素而四处流动。我不知道这种指认有什么意义，因为肉体的可流动性和耻于出门的观念不一样（作者自己也指出来了）。 3.妇女的家务劳动几乎没有在宣传口方面得到官方的关注，尽管其家务劳动（纺织等）在许多方面都相当重要。所以官方对这个问题究竟怎么看待的，真的是没有任何思考与对策吗？如果确实没有思考过，又是因为什么呢？毕竟在带乐进中就提出了家务劳动社会化的理念。

4.下面这点非常有意思，当年的积极分子回忆起自己的高光时刻常常提到自己的各种优良品质（孝顺、和善、正直等等）。作者指出，在积极分子的观念中，revolution的道德常常同传统道德（良家妇女）相结合在一起，以此为自豪。村子里的人也更愿意信任具有美德的人（例如守贞的寡妇、孝顺的儿媳、容忍的妻子）来担任领导或干部，而这恰恰和《婚姻法》所支持的某些行为例如改嫁、离婚、自由恋爱所矛盾。

5.中央的构想很美好，但到了基层总免不了被习俗、习惯所化解，必须有一批负责的干部来引导，但干部本身又得被恰当的引导（否则就是干部带头反对《婚姻法》这样的事情），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