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脆弱的崛起》读后感精选

《脆弱的崛起》是一本由徐弃郁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88.00，页数：365，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脆弱的崛起》读后感(一)：大国崛起需要大战略

2021-82！ 大英帝国的衰落是理解二战的关键，德法苏意日又是理解这一关键的重要注脚，美国则是对这6个国家的大总结，更是理解新时代的关键。 本书从国际地缘政治的大战略理论出发，以两次世界大战为切入点，对六个主要欧亚大陆及离岸国家间的大国竞争与博弈进行了精彩分析，为我们生动说明了大国竞争，最根本的是在大战略层面的博弈。 终结了“漫长的十九世纪”的一战使得欧亚大陆满身疮痍，秩序崩溃： 落日余晖的大英帝国慢性失血而亡；惨胜的法国，空有智慧，无奈目标与能力脱节；欧亚大陆腹地心脏地带的德国与苏联都是靠天纵英才般一人敌列国，胜败两间快速转化；欧亚大陆两段边缘地带的意日两国不自量力的癫狂挑战，妄图实现虚妄的战略目标，结果跳得很高，摔得很惨（和我们纠缠不清的日本在二战的大牌局中以自己一次次具体战役的胜利把自己一步步推入战略败亡的死路）；唯有美国，全球离岸平衡手，靠着制度化、科学化的战略设计、战略执行、战略纠错能力最终接棒了大英帝国全球霸主地位，甚至在二战远未结束时，就已经开始谋划战后新秩序。 这对看待当下中国的大国崛起以及中美博弈很有启发。 此外作者下笔汪洋恣肆，纵横千里，行文酣畅淋漓，一路阅读下来，很有高峰体验。

《脆弱的崛起》读后感(二)：必然与偶然

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冲突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值得思考。 1871--1914，德国历经统一、富强、崛起，最后被当时的霸权国英国列为唯一的对手，头号敌人。 在德国刚统一时俾斯麦任宰相时期（1870起），他发现实力越是增加，其他大国就越是疑惧，外部安全压力不断增加。但是他利用“历史的空隙”（即历史上各国间的微妙关系与矛盾）在各国间合纵连横，借力打力，随时准备接受国与国之间不完善的，甚至是不确定的结果，他的这种长袖善舞的大战略让各国对德国都没什么戒备，让德国有了20几年的和平发展的崛起。 俾斯麦下台后，德国发展战略演变为追求确定性，外交上追求国与国之间非亲即疏，军事上在德国陆军已经世界第一的情况下，同时大力发展海军。 海军战略使德国海军实力从1900年的世界第五位上升到1914年的世界第二位，而德国为海军建设这种辉煌成就付出的代价却是灾难性的～在海军战略之前，英国并没有把德国当成唯一的对手，更不是最主要的挑战者；海军竞赛开始后，德国才真正成为英国的头号敌人，并促使英国协调与法俄等老对手的关系，对德国形成战略包围，崛起大国与霸权大国之间的最后摊牌也变得越来越不可避免。 当时的德国政府面对英国的敌意与对德的国际孤立，认为发展海军是德国内政，认为英国此举是干涉其内政。 而到了后期，德国领导人对必然性的强调更是发展到了一种偏执，越来越坚信，德国作为国富军强的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的大战不可避免，而一系列为不可避免的准备又使大战真的不可避免了。

《脆弱的崛起》读后感(三)：史蒂文森评《脆弱的崛起》| 威廉德国为何走向战争？

这本书从根本上说是关于领导力的；更确切地说，它关涉领导力在俾斯麦那里如何展现，在俾斯麦下台后如何缺失。

作者：大卫·史蒂文森（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著名历史学家）

将今天的主要大国关系与1914年之前的英德关系作比较几乎已成为一种陈词滥调。格雷厄姆·艾利森引领了这一潮流，强调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注定发生冲突并经常开战。他那本已经成为畅销书的《注定一战》陈述了这个观点。然而，对这一主题的评论大多数来自美国。事实上，关于九个大国崛起案例的纪录片曾在中国最主要的电视频道播出。现在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徐弃郁出版了这本书。正如本书英文版译者指出的，徐弃郁是一名资深的防务专家。在中国，他的书已经出了两版，印数上万册。他还在互联网上讲授关于威廉德国的系列课程，点击播放超过了11.5万次。他的书证明中国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类比有着认真的兴趣。此书也是中国目前出版的、研究1914年前的德国最具学术性的成果。《脆弱的崛起》因其政治洞见力而彰显价值。但它作为一本历史著作的分量同样很可观。徐弃郁指出他本人并非专业的历史学家，但实际上他在国外经历颇多且阅读甚广。他不是在直接使用档案资源，而是沉浸其中。

在两次大战间歇期的档案汇编中，他选取了德国的《欧洲内阁的重大政策，1871—1914》和英国的《关于战争起源的英国文件1889—1914年》。他也汲取威廉·兰格的《帝国主义外交，1890—1902》，A.J.P.泰勒的《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1848—1918》，保罗·肯尼迪的《英德对抗的兴起，1860—1914》等经典著作中的养料。这本书以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西方的历史研究为坚实基础，同时也引用了更加新近的研究成果，虽然没有提到像关于德国战争计划的“祖巴尔争论”（历史学家特伦斯·祖巴尔在其著作《发明施利芬计划：德国战争计划，1871—1914》一书中认为，施利芬计划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从而在西方史学界引起一场大争论，是为“祖巴尔争论”。——译者）。尽管如此，它还是代表了对1871—1914年间德国外交政策（也是对欧洲外交）的一种严谨、精心的分析。

徐弃郁不认为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说法适用于分析俾斯麦在1884—1885年的殖民地争夺或其继任者的“世界政策”。他基本上也较少提到阶级问题，而更愿意用“意识形态”。这一时期最为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包括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徐认为它们都是可塑的，而且虽然对德国领导人的制约作用日益强大，但依然给他们留下了自由行动的空间。所以他的这本书从根本上说是关于领导力的；更确切地说，它关涉领导力在俾斯麦那里如何展现，在俾斯麦下台后如何缺失。

（《脆弱的崛起》英文版书影）

从很多方面来看，俾斯麦是本书中的英雄。他被描述为19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家，只有梅特涅可与之比拟（这一点上徐受到基辛格的影响）。书中赞扬俾斯麦形成并坚持了一种“大战略”，确保了德国在统一战争中的成果并推动其经济扩张。1875年的“战争在望”危机使俾斯麦意识到他在19世纪60年代的那种外交方法已经不再适用，政策的重中之重应是防止德国崛起引发一个敌对的联盟。虽然俾斯麦发展出的这种大战略并没有一份具体文件写到，徐坚持认为这种战略存在,并且1877年6月的《基辛根口述备忘录》是一种非常有说服力的体现。在那份文件里,俾斯麦明确指出了“敌对联盟的噩梦”。为了防止这种情况，他设想德国与其他欧洲国家联盟或至少使它们彼此分离。在此基础上，他发展出了“近代国际关系史上最庞大、最复杂的外交体系”。这一体系始于1879年德国与奥匈联盟，然后通过“三皇同盟”（与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德国与罗马尼亚和意大利的联盟进一步延伸。他的原则之一是不去强力改变事物的发展进程，因为“纯粹出于主观原因地人为干预历史，其结果总是在不成熟的条件下摇落果实，在情势变化前一直等待，这种天赋是实践政治的一项基本要求”。通过创造使英法矛盾进一步延长的机遇，1882年的埃及危机突出体现了这一原则——法国仍是德国最不可调和的敌人，但此时被孤立。不仅如此，俾斯麦还建立了他的结盟体系且能够维持它（尽管难度不断增加）直到1890年他下台。他之所以能这么做，是因为他那种不受情绪影响的现实主义、自制和对可能性极限的认识。另外,俾斯麦能够控制他的外交官和部长们，如果需要的话（如在缔结与奥匈帝国的同盟时）还可以迫使皇帝威廉一世同意。对比之下，他无法驾驭德国的高层战略规划者——总参谋长老毛奇。不过老毛奇让俾斯麦了解军方信息，而且总体上同意将维持现状作为首要考虑。老毛奇怀疑一场决定性的歼灭战是否可实现，但他设计的德国战争计划还基于这样的考虑：在一场对法俄的战争中，德国将首先寻求东线的胜利，同时用新获得的、要塞化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遏止法国。虽然不完全是出于设计，但德国的外交和军事战略之间比较协调。

徐弃郁笔下的转折点是在1890年。他认为，随着德国变得更加城市化、更繁荣以及公众舆论更为清晰有力,变化部分来自底层的社会力量。他将其描述为“卡特尔化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由于政党等起中介作用的力量较弱，导致像海军协会这样具有单一诉求的压力集团过度生长。德国的民族主义越来越带有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色彩，德国的帝国主义则在执着于海外扩张的同时执着于非理性的威望政策。更重要的是，威廉二世1890年以后取代俾斯麦成为德国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家。他在很多方面正好是老宰相的对立面。和其他评论者一样，徐弃郁对威廉二世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好话：这个新皇帝“喜好炫耀、为人浅薄、急功近利、反复无常”。威廉二世削弱了政府结构中的协调机制：大臣们可以绕开宰相直接向他汇报，陆海军部门的领导获得了直接面见他的权利，“小圈子”谋士们也避开了官方渠道。跨部门仲裁和协调的任务落到了威廉二世身上，而他又无法胜任。这样的后果不是一个扭曲的大战略，而是根本没有战略，而一系列短期行为又进一步恶化了德国的处境。徐弃郁认为，俾斯麦没能培养接班人，也没能教育官员和大众理解他政策的微妙复杂。在他下台后几年之内，他的继任者就让俄国与法国结盟，而德国在1896年“克鲁格电报”事件中的行为不仅恶化了英德关系，也让英国公众舆论疏远到无法修复的地步。

（本文作者大卫·史蒂文森教授，图片来自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官方网站）

从这里开始，徐弃郁追踪一系列在1914年最终达到顶峰的政策过程。第一个是“世界政策”，徐认为它仅仅是一种俾斯麦所谴责的姿态政治，主要服务于国内政治而缺乏实质内容，然而又进一步疏远了德国的邻国。第二个是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的造舰计划，在一开始它是暗中反英，到1900年第二次海军法案以后其反英色彩就公开化了。徐将其看作俾斯麦以后最接近于大战略的政策，但不同于俾斯麦的大战略，该政策注定失败。这不仅因为德国缺乏同时成为第一陆军强国和第一海军强国财政资源，也因为英国坚持建造更多更强大的战舰，甚至（如徐所说）可以在竞争激化时以更低的成本做到这一点。尽管如此，蒂尔皮茨操纵德皇、帝国国会和公众舆论时都很有技巧，并且他还抵制了外交官们与伦敦改善关系的努力。确实，到1907年世界政策与海军至上主义的结合促成了俾斯麦所害怕的联盟包围圈——法俄英“三国协约”。宰相伯恩哈特·冯·比洛和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看到了危险，但徐认为比洛对德皇过于奉迎，贝特曼又太过软弱且缺乏经验，因而无法控制蒂尔皮茨。

徐弃郁也讨论了德国的军事计划。他对阿尔弗雷德·冯·施利芬伯爵的描述会让阅读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相关著作的人感到熟悉。他似乎没有多参考更新一些的材料，而且对施利芬的继任者小毛奇也谈得很少。尽管如此，他的描述强化了关于一个碎片化的政府体系的印象。施利芬相信军队应该像独立的技术人员一样行事并且追求绝对的胜利。他的战争计划是在初始会战中立即摧毁法国，既没有为发生法军反击时做临时调整留下什么空间，也不顾德国在人力和后勤方面的不足。当1914年的战争临近时，德国人只有一个军事战略，其军事首脑们越来越认为一场欧洲大战不可避免。作为书的收尾，徐分析了战前几场外交危机，称1908—1909年的波斯尼亚危机驱使德国领导人无条件支持奥匈的进攻性行动，而这恰恰是过去俾斯麦一直抵制的。1911年的第二次摩洛哥危机（或称阿加迪尔危机）引发了国内的巨大声浪，反对被视为退却的行为，从而让德国政府难以再做妥协。相比之下,1912—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新近的历史研究强调其重要性）被相对边缘化了，徐也没有谈论1912年12月8日的“战争会议”或者其他关于德国长期预先谋划1914年大战的证据（诚然，这些证据对书评者本人没有说服力）。相反，徐认为1914年7月5—6日柏林给维也纳开的“空白支票”是一种被误判的努力，目的是要把战争在奥匈和塞尔维亚之间“局部化”。这种解释与全书要传递的总体信息一致，即1890年以后德国的问题是缺乏协调和无能。尽管如此，一旦战争局部化的战略失败且俄国支持塞尔维亚，威廉二世和他的谋士们仅仅犹豫了片刻就投入到那场灾难性的冲突中。这场战争将中断并逆转他们这个国家脆弱的崛起。

徐弃郁没有提供结论，虽然他的前言给出了弄清本书含义的线索。俾斯麦“随时准备接受一种不完善的甚至是不确定的结果”，然而他的继任者却追求确定性并坚信战争不可避免，导致这变成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他们在一种日渐极端的氛围之下行事，用修昔底德的话来说“考虑将来而等待时机，被看作是懦夫的别名……凡是主张激烈的人总是被信任；凡是反对他们的人总是受到猜疑。”在基辛格的框架里，蒂尔皮茨这样的人为德国追求“绝对安全”，而这对其他人都意味着“绝对不安全”。这本书的英文译者约书亚·希尔（他值得称赞）仍然看到了“这段历史中的乐观因素：德国领导人没能为他们自己找到一种大战略”，但其他大国“不必掉入同样的陷阱”。艾利森同样总结说，虽然“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快速发展不可避免地在“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形成结构性压力……慎重的外交和精明的领导力是可以应对这类挑战的”。本书传递的另一部分信息是民族主义不断增强的公众舆论使这项任务更加艰巨，政治领导人不仅需要更加谨慎，而且要能够协调，必要的话还要能够控制政府各部门（这暗示更多的民主和公开性可能不一定有利于稳定）。更重要的是，和平的结局是双方共同的责任。确实，目前东亚环境的复杂性正如1914年前的欧洲，这种情况下很多政府都会同意这个观点。徐弃郁其实可以进一步分析一下这种可能性，即20世纪初没有一个欧洲政治家可以像俾斯麦在19世纪80年代那样主宰欧洲外交。事实上，修昔底德还警告了另一种危险，同盟可以使小国把大国拖入冲突。徐弃郁对欧洲其他国家也和德国一样做了分析，还专门对英国的领导力（至少是白厅文档所展示的那些）作了评价。在他的叙述中，英国是一种不妥协的形象，不愿在海军和殖民政策上做出让步。有趣的是，相比于崛起大国，这本书对于守成大国没提出什么建议，暗示的和明确的都没有。然而从它警示的那些由不谨慎的、追求外界关注的领导人所造成的危险来看，本书传达的信息今天应该也同样指向华盛顿。

【本文为《脆弱的崛起》英文版书评,2018年刊于英国《战略研究》(David Stevenson,“Germany’s Fragile Rise”,in 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vol.41,nos12,pp.326—331)。作者大卫·史蒂文森，著名历史学家，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战前期的国际史研究。中文版书评见国政学人公众号，2021年2月6日，标题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