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读后感100字

《中国制造》是一本由周梅森著作，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2.00元，页数：2017-4，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制造》读后感(一)：好书忌半本，说话意不尽

小说从高长河被意外任命到平阳市展开。详细描述了老班长姜超林推荐的平阳市长文春阳没有顺利接任的事件背景。综述了平阳市在姜超林治政期间的经济进步和问题遗留。 小说情节聚焦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新老书记高长河与姜超林之间的矛盾，另一个是田立业出任烈山县代书记是否合适的矛盾。整个故事以田立业的死亡为终结，戛然而止，和书名《中国制造》相去甚远。 周梅森对官场问题的描写是一贯老道的，但是在这一本书里面有一些过分了。老书记姜超林抓住高长河发言失误的一句话，大搞情绪发泄。在现实生活中不是不可能，但是在这本书中过分放大了人物情绪的影响。姜超林担任一把手位置多年，为这样一句捕风捉影的话就急的发病，细想一下还是很难合理。这样反反复复的描述，加重同一件事，结果临到防汛时，姜超林又挺身而出了，把前面的情绪积累全部破坏掉，并没达到很好的欲扬先抑效果，反而让前面的情节显示的十分负累。 书名为《中国制造》，但是描写的却是权力交接，跟制造相关的平轧厂，h国的厂子和排污到镜湖的造纸厂等等，归根结底都没有好好讲，展开讲。田立业的个人命运，姜超林的个人作风，孙亚东抓的耿子敬案，作者每一个面都写一点，写到最后哪条线都没写太清。这本书相较作者的其他书，大有不如。

《中国制造》读后感(二)：政治小说怎么写才不摆“政治脸”？

政治小说怎么写才不摆“政治脸”？ ——讲一个耐看的政治故事《中国制造》

《中国制造》与周梅森其他反腐小说的一个显著不同在于它更着意于塑造“学者治世”的理想。书中令人印象深刻的田立业和高长河两个干部都是学者出身，即所谓知识分子从政者的形象。“学而优则仕”是中国文化孕育的气贯古今的志士襟怀。古人于学养悠游之余兼济天下，更多地氤氲着“仕人”个体在智商与情商上高人一等的优越感。而今天写知识分子精英投身社会，作家则将更多地笔墨贯注于“学而优”背后的“理智”“理性”“人性”等人文精神。这些在社会转型磨合期负责矛盾中表现出的“理性”“人性”使得“政治”呈现出不止于教条的上传下达、严酷的令行禁止。可以这样说，由于知性的介入（或曰带着知性的行政），政治故事变得复杂、多面、耐人寻味起来。

比如《中国制造》中一如其他反腐政治小说也写到干部任免、反腐倡廉、下岗再就业，以及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相爱相杀、彼此角力，甚至地方保护主义势力暗中掣肘。周梅森没有简单地把这一切演绎成一场“纸牌屋”的狂欢或“厚黑学”的舞会，他更多地用权力的空间结构甚至刀光剑影来搭建人性冲突、绥靖、媾和、猛醒、直至挣脱的戏剧。这个时候，一个政治故事因为人性纠葛变得好看起来，手起不再能干脆地刀落，三七似乎也不那么笃定地就是二十一了。激荡与困惑交织在许多人的心头，直到抗洪的一声厉喝，振聋发聩地告诉人们：权力之祸，无异于饮鸩止渴。

从权力中得到的光环与荣耀，终会因权力的消失而消失。总有一天我们会从权谋场退出，理性、公义、人性才是指引我们返归大地的道路。

《中国制造》读后感(三)：太阳底下无新事

人民的名义是着重POLITICS的洗牌，至高利益着重的是民主POLITICS在基层的开展情况，这本书着重的是新老一把手在权力交接过程中的阵痛。因为写的时间早，加上反腐的发起人并不是来自绝对的上级，导致纪委的一把枪憋足了劲却无法打出来。因此严格来说这本书并不是一本反腐的小说，主人公高长河并不光彩，在洪水撤离人员工作中被旧书籍姜超林秒杀，显得碌碌无为。 这里面战士了几个问题我觉得很引人深思 1.基层班子的问题，基层组织要稳固必须牢牢的掌握在D的手里，不然乡村族姓等各种方面影响下，农村工作几乎无法开展。这种情况下一个较为强势的领导是必须的，但在中国有能力的人也容易早腐败，却也是不争的事实。如何破解“一监督就不团结，一不监督就腐败”的困境，是很长时间探寻的路。 2.领导班子的问题，书中的领导的任免是一个“平衡”的微妙结果，各方都有不同的诉求，马万里想要反腐整顿用张亚东，陈省长被钢铁厂拖累本来想举荐文春明，刘华波要平阳经济平稳发展，不能否定改革开放的成果又不能不顾其他人意见便使用了高长河。最后结果就是老书记无法完全放权，新书记工作处处受限，还有自己昔日的同学不摆正自己的位置处处指手画脚，在市委班子下的其他小干部做事更是如履薄冰。 3.历史遗留问题，历史遗留问题本身就是一个死结，牵扯到以往领导的工作，如果要破就是在否定他的成绩。如果动得不好全是你的问题，动得好了自己也没什么太多的利益。所以一拖再拖，成了一个无底洞。 有时想想周梅森的小说的确有点类似，比如一个一直保腐败下属的领导，一个一心为公平正义不怕把上级得罪的主人公，一个不为金钱却被女色沦陷的高级干部等等，或许是太阳底下无新事，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吧。

《中国制造》读后感(四)：《人民的名义》之后看什么？

周梅森老师是一位极其时尚的人，这不完全体现在穿着打扮上，毕竟衣着外貌年轻人更为关心，周老师的时尚体现在对流行词、新生事物的理解、接受和运用，特别是别出心裁的运用。“中国制造”一词一度占据了各大媒体各层级报告的显目位置，也一度成为“中国创造”的对应之物，而早在1998年，即亚洲金融危机那一年，周老师就以《中国制造》为创作了一部情节起伏、人物丰满的小说。

这依然是一部典型的周氏“政治—反腐”小说，在小说的结尾作者这样写到：

刘意如叹了口气：“高书记，您想想能有什么好话么？还不都是些胡说八道？说是姜超林老书记聪明啊，怕自己一走，就虎落平阳，鞭长莫及了，就捂不住平阳的盖子了，平阳的问题就会彻底暴露，他自己就会落个身败名裂。因此，有人说，看吧，姜超林这一走啊，真正的好戏就要开场了……”

高长河不动声色地“哦”了一声，当即联想到刚才马万里打来的口气极其严厉的电话，联想到两笔寄自平阳至今还没有线索的赃款，联想到新华社记者李馨香已经百发表出来的大文章，心中不免一惊：看来，关于平阳这二十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关于腐败，关于姜超林们的是是非非，都还远远没完。不管他和他的这个新班子愿意不愿意，他和他的这个新班子都仍然必须面对一场新的暴风雨。

书记、老书记、新华社记者、改革、反腐……各位如何？如果把高长河换成沙瑞金，把姜超林换成赵立春，把“新的暴风雨”换成惊心动魄的反腐情节，《中国制造》是不是如《人民的名义》一样值得期待？

我们不禁对周老师关于“中国制造”一词的大胆灵活使用感到钦佩，中国到底制造了什么，而又如何使这个制造，升级为创造呢？答案就在和《人民的名义》一样精彩、尖锐的《中国制造》中！

《中国制造》读后感(五)：以德、以法、以人民的名义 ——周梅森作品中的家国情怀

以德、以法、以人民的名义

——周梅森作品中的家国情怀

从历史小说到政治小说，周梅森的作品内容变了、风格变了，然而，恢弘的视角和浓厚的家国情怀，却一直蕴含其中，发酵酝酿，成为每本书的精髓和灵魂。

周梅森的书中不乏正面英雄楷模类的人物，比如《至高利益》里的李东方、《绝对权力》里的齐全盛和刘重天、《国家公诉》里的叶子菁、陈汉杰。他们是国家的良心。不管政海如何沉浮，时局怎么变换，仍然坚守着自己心中的一方净土。理想化的人物设定，并不是想刻意打造一个隔绝外界的小说乌托邦，而是作者对现实寄托的希望，也是作者赠予读者的希冀。德，之于官员个人、之于国家都必不可少。周梅森说，他十分看重为官者的道德和人格。如果一个人不为官，他道德品质再坏，产生的危害也有限;做了官，如果他的道德品质很差，那造成的危害就相当大了。为官者，当以德为先。

然而，一个国家的发展不能仅仅依赖于个人的道德自觉，毕竟，人身上本原地带有先天的欲望，人同时也是社会化的产物，面对着排山倒海的诱惑。因此，我们需要制度的框定和督促。周梅森强调制度建设和法制建设，他说中国的"青天梦"太长了，总盼着出现包青天，但解决问题最后还得靠制度建设。 在周梅森的作品当中，许多居高位的官员都是有问题的，比如《人民的名义》里的高育良和祁同伟、《我主沉浮》里的钱惠人。这种角色设定更加接近现实，贴近生活，还原生活。

他的小说总是建构在一个“大中国”的背景之下，伴随时代滚滚的浪潮。围绕当前社会的改革热点和老百姓的命运，大气磅礴，充满凛然正气。改革攻坚的困难、市场经济的变幻、政治权力与利益的博弈在他的笔下体现得淋漓尽致。揭示问题只是他作品的一方面。鞭挞现实从来都是作家的本职，而浪漫主义的想象也是他们的天赋。周的作品一直是在肯定进步的前提下去提出问题。给人民希望，为官员树标杆。

我们国家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这从来就不仅是一句朗朗押韵的口号，而应落实到各个方面。在政治领域，尤是如此。以德省其身，以法正其行，以人民的名义，履服务人民之职责。关注民生、反思现实、周梅森的作品字里行间折射出的都是浓厚的家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