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帝国》读后感精选

《大清帝国》是一本由[日] 增井经夫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79，页数：503，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大清帝国》读后感(一)：《大清帝国》的封面设计有何寓意？

1、没有用寓意皇权的黄色做底色，正中选用了满族文字，结合书的前部可以窥见设计者是将大清作为外来民族入侵中原后建立政权来处理的，所谓不正统。

2、两排汉字，一排从左到右，一排从右到左，表明人们对清的感情左右为难：前期拓展巩固了疆域，后期丧权辱国。

3、白色的横纹构成汪洋，意为应当将清朝放到更广阔的历史地理背景中去评价，上面斜着的条文意为风吹雨打去，寄寓读者应一切向前看。

《大清帝国》读后感(二)：金融视角下的清代衰亡录

内藤湖南“近世=宋代以后”的历史观已经相当普及。不过，构成近代化的各种特征，如资本主义萌芽、市民文化等，虽在宋代有所显露，却并未带来更深层的变革，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晚清。彭慕兰等学者注意到了欧洲和中国的“大分流”，而对于同处东亚圈的中国与日本来说，两国在17~19世纪的“大分流”的历史影响同样深远。

日本历史学者增井经夫认为，“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推动变革的因素和应该施以变革的因素，实际上一直都共存且处于不断发展之中”。这是他在《大清帝国》一书里说的话。

该书是增井晚年的集大成作品。日本历史学家山根幸夫撰写撰写了导读。据介绍，增井先生于昭和五年（1930）春毕业于东京大学东洋史专业，他的毕业论文方向是“清代的广州贸易”，此后主要集中在中国近代研究。代表作有《中国的两个悲剧——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和《中国的白银和商人》等。增井研究与他人的不同之处，从《大清帝国》里就可以感知，本书虽然是对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全方位观察，但他并不囿于常见的政治形势的脉络发展，更注意从金融视角深挖晚清衰亡之因由，而他对明清思想史领域的关注，也是因为这股经世致用的思潮说到底跟经济相关。

《大清帝国》全书共八章。第三章“清代社会的盛衰变化”，下分五节，其中第三节梳理“白银经济的确立”。显然，增井认为，白银经济关乎清朝盛衰。增井强调，“清代是一个将国际性货币白银接受并转化为极具中国特征的通货的时代”。这是一句提纲挈领的话，条缕分析，包含以下几层意思。

第一，中国并非产银大国。增井指出，拉丁美洲白银的开发使欧洲银价大幅下跌，白银从欧洲大量地运到新兴市场印度和中国，致使这些落后国毫无变化地继续着一种白银经济国家的状态。据林满红《银线》的说明，云南是13世纪以来中国境内最重要的白银产地，1600年前后到18世纪末，云南白银产量增长了五倍，云南和缅甸、安南等传统白银供应地面临资源枯竭。与中国不同，日本的白银资源丰富，拥有“灰吹法”等就地精炼技术。日本原先在通商中向中国输出白银，但白银外流引起德川幕府重视，1668年禁止白银出口，改为以铜支付。这不仅加剧了中国“银贵钱贱”的状况，我们知道，因鸦片贸易引起的白银外流，晚清政府从觉察到采取措施，反应都非常晚。各项不平等条约更加剧了“银荒”的局面。

第二，清代对国际性货币白银的接受，并不是政府的自觉选择，而是格于形势变化的被动之举。白银体系的确立，主要是在民间商业的需求推动中发起的，没有明晰的货币体系政府规划。以“广东十三行”为代表的中国商人和国际贸易状况的研究，是本书的一大亮点。茶叶、丝绸等商品的大量输出，带动了白银的流通功能，发展了中国的近代性，让中国进入全球化的浪潮。但是，清朝统治重心始终放在小农经济，货币政策的重点放在大量的但单笔交易很小的日常小额交易上。清朝对于铜钱铸造控制很严格，民间私铸铜钱却一直屡禁不止，白银控制则更加混乱。美国传教士卫三畏在1863年写了一篇文章：“在如此商业化的中国社会中，她的人民竟然缺乏自己国家所铸造的贵重金属硬币……这甚至在亚洲国家中也是唯一的例外。”白银作为块状贵金属的存在方式成了习惯，而且块状白银容易掺假，普通百姓无法鉴别，市场混乱，其使用不便严重阻碍了商业的发展。

第三，何谓“中国特征”？中国拥有世界上起源最早且从未断绝的货币经济。中国历代王朝大多只将铜钱作为法定货币。因为金银通常作为财富贮藏手段或者玩物，很少进入流通领域。明代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大额交易变得频繁起来。明世宗嘉靖八年（1529），朝廷颁布法令，规定了白银的成色、重量和单位，作为国家法货和财政收支计算单位，标志着银两制度正式确立。清代规定“以银入税”，同时使用银、铜作为货币。银、铜复本位制货币体系有可行性，但清朝的时代特殊性和政策的不当，导致了很多问题。比如，增井谈到“官商合办”模式。清代鼎盛时期，外国的财、货等曾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但却并未转化成为国富、民富，而是成了官富、商富。还比如，清廷对商业征收高税收，像盐这一类日用品，商人赚取的都是铜钱，但交税时要兑换成白银，这就造成了额外的负担，破坏了市场的正常发展。银钱比价大幅波动成为常态，通胀高发，清廷日益失去对货币经济的控制。

在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和太平天国的遍地烽烟里，这些隐藏的问题终于成为燎原大火。清朝一度想要改革货币。早在“康乾盛世”之时，颜李学派就提出“用银之弊既甚，何必复留用银之说”，维护小农经济、开历史倒车的说法当然行不通，但从侧面说明了清朝知识分子是重视该问题的。到了晚清，救世济民的各种学说更加盛行。梁启超多次呼吁“币制一事为财政命脉所为”“币制颁定之迟系国家之存亡”。

徐瑾在《白银帝国》里描述了甲午战争之后，中日金本位的迥异命运。日方依靠中国赔偿的2亿两白银，在拥有大量准备金的基础上确立了金本位制。中国的货币危机却无力回天。光绪年间，掀起“币制改革大热潮”，经过各方势力的博弈，在1903年确立金本位制，但到了1905年，清政府再次决定以银两为标准硬币。这些反复之中掺杂了政治集团和国外势力的影响，一团混乱贯穿了整个清朝直至结束，没能扭转清朝走向衰亡的道路。

统一货币，是明治维新经济改革中与世界经济接轨的重要举措。明治政府起初继续沿用江户货币制度，包括金、银、钱三种。各藩发行的货币称作“藩礼”。财政基础贫弱的明治政府，于明治元年（1868）发行全国通行的“太政官礼”。翌年，又发行“民部省礼”、“金融会社纸币”、“大藏省兑换证券”等货币。货币的多样化造成国际流通的阻碍。明治政府于1871年及时发布新货币条例，正式导入“円”（日圆）作为日本的新货币单位，并于翌年4月开始发行新纸币作为统一货币。根据国立银行条例，国立中央银行独占纸币发行权。1882年，政府设立日本银行，完成了资本主义金融制度的整合（详见宗泽亚著作《明治维新的国度》）。这个过程的完成，意味着日本成功进入近代资本主义社会。

回顾世界金融史，中国与欧洲的大分流，在金融发展上的差距其实要比技术进步上的差距更早出现。耶鲁大学金融学家威廉·戈兹曼说，中国拥有繁荣的实体经济市场，拥有高度发达的信息管理系统，例如户籍制度、地契、证明文件等可以有助于实现国家对商业的有效管理，但是中国很少用有组织的方式来将个人资本和有技术优势的企业联结起来。完善的金融机制是资本主义市场兴起的强大后盾。戈兹曼还举例，面对军事危机资金缺乏的状况，威尼斯共和国发行国家债券，而宋朝政府却印刷了更多的纸币，前者推动国家担保体制，后者转嫁危机给百姓。不同的思路，引向不同的未来。

再来看日本，起步虽晚，但及时抓住了货币思维的精髓，最终为明治维新的各项成果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事实上，中国是历史上最早发行纸币的国家，但没能进一步发展出完善的金融体系。这也是《大清帝国》关于纸币的叙述一笔带过的原因，纸币在宋代的诞生如昙花，到清朝时，虽然民间也有当票、银票等代金券，但这些金融工具始终缺乏普遍的公信力。清朝政府连金属货币的铸造权都无法完全掌控，纸币恐怕不仅不能挽救危机反而会进一步加快坍塌的速度。

金融是经济之重，经济是国家根基，以史可鉴。

《大清帝国》读后感(三)：从域外看清国

东洋史学家增井经夫曾差点成为日本最大汉学书店的四代目老板。1950年代初，东京文求堂书店老板田中庆太郎和长子田中乾郎相继因病去世，仅存的三子田中壮吉年龄太小，不足以继承家业。最后唯一的希望落在田中庆太郎的女婿增井肩上，但他在深思熟虑后，最终决定远赴金泽大学任教。几年后，为郭沫若、鲁迅、周作人出版过著作的百年老店关门歇业，世上也少了一个旧书店老板田中经夫。

增井出生于1907年，毕业于东京大学东洋史学科，专治清史，著有《亚洲的历史与历史学家》、《中国的历史与民众》等书。《大清帝国》是他的遗作，十五年前在讲谈社出版。日本出版界素有“大众文化找讲谈社，高级文化找岩波”的说法，讲谈社的书籍一般通俗易懂，平衡专业性与可读性。至于增井个人的风格，山根幸夫评价是与主流考证史学保持一定距离的同时，“大量援引日本人在江户时期写的有关中国的文献、图书等”，也就是说，此书是一部从域外史料看清帝国的通史。

和二十世纪的中国同行相比，日本东洋史学家明显更热衷于通史写作，尤其是辽、金、元、清等“征服王朝”史——学术往往离不开政治，增井指出，这一风气是因为“伴随着日本军队的全面侵华，他们想讨论自入侵过中原腹地的匈奴人以来的少数民族统治历史，以为日本统治者提供参考”，并认为这些以东京大学、京都大学东洋史学科人马为主所做的研究，最大的缺憾是“始终没能得出不要谋图统治中国这一简单结论”。

在“征服王朝”史谱系之中，蒙元史、满清史又是重中之重。就后者而言，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方面，仅有萧一山《清代通史》、孟森《清史讲义》等少量几部；日本方面，自从1914年稻叶岩吉（内藤湖南的学生）《清朝全史》发轫以来，还有内藤湖南、冈田英弘、石桥崇雄、山田信等几代学者写的各种版本。在这种情况下，单纯政治史的写作已经很难推陈出新，故增井有意规避了这一窠臼，“以社会发展为主要课题，将对探究社会矛盾当做解释历史的关键。”

从史学即是史料学的原则出发，社会史写作必须要寻找社会史史料。增井选择的是《华夷变态》《崎港通说》《通航一览》《清俗纪闻》等“唐船风说书”，这些都是在闭关锁国的德川时代，江户官员在唯一的通商港口长崎搜集的大陆情报。其中最著名的《华夷变态》，是幕府命儒官林春斋及其子林凤冈，将1644-1724年间的海外消息收集、编纂而成的一部中国逸闻集。

在编纂完成后，《华夷变态》近三百年都没有付梓，仅以抄本形式存于日本宫内省图书寮。笔者所知最早的一部印刷本，是一百年前东京秀光社的铅印本，由持反满皇汉立场的留日中国学生所编，其版权页上骇然写着出版时间是“皇帝纪元4604”，即1906年。这本小册子大约只选了原书篇幅的十分之一不到，都是当时国内罕见、最耸人听闻的篇目，如《郑芝龙请援兵疏》、《吴三桂反清檄文》等，总体而言政治意味大于学术意味。

此后浦廉一教授花毕生精力整理出《华夷变态》全本，1958至1959年间由东洋文库出版，计三大册。因为后来没有再重印过，现在市面上的价格已经非常高昂，国内图书馆收藏的也少。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大清帝国》的中文译者在翻译该书1674年序言的时候，没有按照惯例查找原文，而是采用了意译法，虽然不影响理解，却损失了不少风味。其实林凤冈作的这篇著名序言并不难找，因为谢国桢《晚明史籍考》（华东师范大学2011年版）卷二十二已经全文抄录，为订正译文，现迻录如下。

序言开门见山云：“崇祯宾天，弘光陷虏，唐、鲁仅保南隅，而鞑虏横行中原，促灭朱明，盗窃神器，是君天下者夷也，非华也；变也，非常也。”一语道破在日本人心目中，此次明清易代不是普通的王朝更迭，而是更严重的华夷之变，用顾炎武的话说，不仅是亡国，还是亡天下。

小林叟接着说道，江户初年，日本的中国情报并不那么灵通：“吾国与唐土仅隔一衣带水，而交通不甚频繁，遂若云海渺茫，不能详其始末，如《剿闯小说》、《中兴伟略》、《明季遗闻》等书，亦只记其概略而已，阅者多遗恨焉。”故编纂此书的意义在于：“按朱氏失鹿，当我正保年中，尔来已历三十年，福漳商船，来往长崎，其所传说，有达江府者，其中闻于公廷之事，吾家皆得与闻其草案，今得之乱纸堆中，恐其独饱蠹鱼，故叙略次第，录为一帙，爰命名曰《华夷变态》，以作有明亡国一段实录，庶春秋大义，得以昭兹来许，区区之心，如是焉耳。”

虽为一介日本儒生，小林却期待见到反清复明的那一天：“顷闻郑氏传檄各省，有恢复之举，虽其将来成败，不能预知，而其精诚足以格天地而泣鬼神，苟得遂初心，使沉州复陆，则异邦人闻之，不亦快乎！”这里的“郑氏”是指郑成功、郑经父子，译者在此处横插入“吴三桂”，与原文不符。因为近松门左卫门创作的《国姓爷合战》，海外孤忠郑成功的故事在日本家喻户晓，以至于清末天平天国起义爆发时，日本人还是以“明清合战”来解释这场农民起义。

当中国本土渐渐接受了辫发易服，习惯了清政府的统治之后，周边国家却没有忘记大明。《李朝实录》也记载，朝鲜方面直到南明灭亡多年后，还是记下所有的反满情报，坚信满清终将灭亡。朝鲜各地的汉文碑刻，甚至有的到了康熙年间还固执地用“后崇祯”年号者。带着历史后见之明的我们，没有资格嘲笑林凤冈、近松门左卫门和朝鲜实录编纂官。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些言论也说清取代明带给东亚诸国的巨大震撼，它们戚惶不安，迟迟不愿意接受这一事实。

在平定三藩之乱、收复台湾后，清帝国的根基已经巩固，开始向西扩张。增井经夫写这本书的时候，美国“新清史”虽未如日中天，但也已初试啼声，不过对于将清帝国比附为西欧式的“帝国主义”（Imperialism）的说法，增井颇不以为然，他认为：“欧洲势力的东渐，属于帝国主义的先导；而清朝的西征，则是康熙皇帝的丰功伟业。有人将二者理解为有着同样历史特征的事例，是因为他们未对两者进行一般化的理解。”

也就是说，西方帝国主义的最根本动力——资本的对外扩张，无止境地追求利润，商人阶层的广泛参与，在清政府的对外扩张中是不存在的。正如濮德培（Peter Perdue）《中国向西》（China Marches West）一书所说，征服新疆后，最早进入该地的人依次是：满洲八旗兵、汉族绿营兵、流放至此的犯人、汉人居民、南疆穆斯林。这一扩张过程的先导及主力是屯垦部队，而不是商人和探险家。

更何况这些西北地区的军事活动，一开始还不是出自康熙的征服欲，而是三藩之乱期间北方守备松弛，蒙古、俄国蠢蠢欲动，不得不对此有所回应。清政府站稳脚跟后，因为自身地位的改变，迅速从游牧民族式的“向南进攻”思维，转换到“向北防御”的中原王朝思维，从这种意义上说，其“汉化”进程比我们想象得还要快：“清朝持续的时间是蒙古族政权的近三倍，其背后还有一个原因是满足被汉族同化了。”

不但不能与西欧类比，清朝在本质上也不能和元朝相提并论。顾诚在《南明史》中指出，在与南明残余势力作战的后半阶段，跟随努尔哈赤起兵的八旗精锐早已非死即衰，每次战斗，冲在最前面的是洪承畴、孔有德等人率领的汉人降军，满洲骑兵往往垫后起威慑作用，只到迫不得已时才会发起进攻。同样，与元军席卷四方，一度兵临东欧不同，清军在击退蒙古、俄国势力后，就自己停了下了脚步。蒙古人的自信有两大来源，一是与伊斯兰各国交往形成的宽阔视野，二是征服过许多外族的事实，“而这在满人身上是没有的。”

增井经夫对于清朝武功的评价不高，他暗示清朝的成功多少是拜天时和汉人的民族性所赐：“中国人能迅速看出哪一方面能够实现统一，并据此对其主义、理想等作出相应调整，他们准确地收集、判断信息，慎重地开展行动，尽管并非每一个中国人都是如此，但大家都像政治家一样已经做好了相关的准备”，大部分人意识到，只有与满族统治者步调一致，才最有可能实现统一和稳定。

但反满情绪始终存在，犹如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朱子素《嘉定屠城记略》和王秀楚《扬州十日记》两部书的出版史，最能说明这一点。因为涉及清军最严重的屠杀平民事件，两部书在中国被列为禁书，仅以抄本形式流传。文政年间（1818-1830），斋藤南溟在日本将其刊刻，加上和式训点，在天保年间（1830-1843，译者误写作“天宝”）被日本民众所广泛阅读。直到明治维新之后，它们才经留日学生之手带回中国，之后又被革命党利用，抽出单行，以宣传革命。

在阅读《嘉定屠城纪略》和《扬州十日记》时，日本人联想到的是当时造访的美国船和俄国船，两百年前中国平民的悲惨遭遇，使他们对于外族入侵的恐惧感变得更加强烈，同时加剧的，还有对于德川幕府统治即将灭亡的不安心理。另一方面，清政府这样的野蛮政权最后竟也能站稳脚跟，享有天下两百多年，这让日本人心头涌起对“以夷变夏”中国的蔑视。

1820年代，英国传教士米怜（William Milne）来到马六甲传教，在当地华人圈中发展信徒，其中有位叫梁阿发的排版工人，后来用中文写了一本名为《初学便用劝世良言》的基督教入门书。这本书传到了广州，1836年被参加科举落第的洪秀全读到，从此有了后来的天平天国运动。

日本很关注这场清帝国内部的叛乱，1853年太平军攻下南京后，滞留长崎的中国商人带来了《海外异说》、《清国骚乱话》等题材的风闻，《和兰陀风说书》也传了进来。此后由这些书改编的故事，先在江户、京都、大阪等大都市出现，后来流传到日本全国，有趣的是“日本当初传闻这是一场反清复明的运动，完全没有提及该运动关乎基督教义。”可见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还隐隐期待中国能率先发生某种改变，虽然这最终没有出现。

为什么清末没有发生幕末那样的社会变革？在书末，增井经夫做了回答，他认为：“中国文化在本质上是官僚为了自身而创造出来的产物，自古以来一直如此”，清代市民文化本质上与官僚文化沆瀣一气，不可能形成从外部摧毁官僚组织、变革社会的力量。再加上官僚阶层没有贵族阶层那样的稳定性，“所以官僚们通常都尽全力保全自己，并未热心于社会改良”，能改变这一切的，唯有西方列强从外部施加的压力。

日本的改变则更为剧烈，江户的“华夷变态论”一转变为明治大正时代的“脱亚入欧论”、“中华思想说”，二转为昭和时代的“大东亚新秩序”、“中日提携”，当思想层面的变化落到实处时，将彻底重塑东亚国际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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