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的书写与解读》读后感1000字

《《左传》的书写与解读》是一本由[美] 李惠仪著作，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6.00元，页数：300，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左传》的书写与解读》读后感(一)：读李惠仪《左传的书写与解读》

p32 左传其实是口传与书写的逐步积累。

p91 在道德训诫和历史偶然性之间的摇摆。聚集象征意义和推动叙事发展形成两个极端。

p135 对于左传中各个主题的总结和归纳是比较全面的，这与传统学术喜欢举例的模式很不相同。

p166徒劳无功的行为却能使情感变得更加强烈，更能感染读者。要运用“空言”和“无能之辞”来寻求归宿和不朽。

对于左传中周易的预言解读较多。

对于左传中的善恶的解读，显示了作者对于文本的熟悉。

p322 史墨所讲的 人与龙之间无拘无束的交流。

《《左传》的书写与解读》读后感(二)：妙在解读

搬运下王烁老师的评价：

好话说尽坏事做绝，是春秋史的特点。这不完全是坏事。到了后世，好话也 懒得讲，直接干就完了。春秋是礼义与权谋并行，说一套做一套，但书写者总想

避免认知失调，有四种方法。

1. 说什么就信什么。

2. 用精微的表达揭开做一套的伪装。

3. 将做一套放在说一套的框架中去解释，使说一套还能保有最低限度的体

面。

4. 为做一套提供说一套的粉饰。

1 叫天真，2 叫春秋笔法，3 叫螳臂挡车，4 叫叔孙通制礼。李惠仪认为左传用的是 3。

《《左传》的书写与解读》读后感(三)：如何解读《左传》中纪年的差异

《左传》取材自不同典籍的问题。从基本形式和文本问题来看，《左传》经过不断累积而成书，书中各个组成部分本质上都迥然不同。更关键的是，这个讨论暗示了观念上的差异。我们经常说《左传》富于说教和道德意味。但“说教”并不代表所“说”之“教”内容单一。叙事和言辞中包含不同的立场，引申出互相矛盾的教训。这些教训可能以注释传经、传授学生、游说谏诤等方式系统地阐发出来。注释的对象可能是与《春秋》类似的编年体记录。解释的目的，或更宽泛而言，详细展开《左传》中的故事和言论的功能，可能是要说服当权者采纳自己的政治主张。这类政治主张既可以是广泛的政治原则，也可以是具体的政策建议。我们可以想象，传抄者、老师、政治顾问各持不同的见解，并进行政治劝谏。明确提出的主张，或隐或显的立场，都能在《左传》中找到。因此，《左传》可说是各种政治理念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相互竞争的舞台。而且，尽管编年的体例和注释的权威都是后来发展出来的，但随着前人把史事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文本（不经意地）突出了事件的背景，也并置了不同的事件，这都提醒读者要注意《左传》中变动不居的视角。

《《左传》的书写与解读》读后感(四)：《左传》解读的“连续性”

（刊于《中华读书报》2017年6月21日）

文/俞耕耘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左传》无疑聚合了多重繁复的价值意义。一方面，它位列五经，代表了经典雅正的史学品格；另一面，它又是言辞、故事的汇编，处处彰显史家对“文”（修辞）的追求。李惠仪的《<左传>的书写与解读》一书，为我们重新理解《左传》提供了极佳范本。作者以无比耐心的文本细读，试图对《左传》进行知识“考古”，挖掘书写过程形塑的各种“断层”（意义断裂）和“沉积”（意义弥合）；用近于散点透视的全局观照，分别厘清了历史叙述者、阐释者以及记录者的不同价值立意。

这种研究的雄心不言而喻，它早已超出了《左传》字面文本，历史语境的层面。换言之，李惠仪意欲窥探的是《左传》的思维模式，回答为什么这样写（动机），怎样赋予史事以意义（策略），如何理解过去（接受）这三大问题。从而，这部著作在整体风貌上也显露了“阐释学”的独特气质：即它没有拘泥在具体人物和事件的浅层分析上，而是还原了一个较长历史时段，不同论述模式背后的“话语情境”（一种解释学意义上的“视域融合”）。这造就了全书解读的三大优势：“连续性”、“总体性”和“辩证性”。

“郑伯克段于鄢”无疑是《左传》最精彩的章节。这则纪事的“辨识度”极高，以至于谈起《左传》，就绕不开它；各种古文选本，都少不了它。李惠仪就用郑庄公的“事例”，提供了《左传》解读的范式。作者启发我们：郑庄公的分量在于，他是春秋的“先声”，霸主的“原型”。在这点上，其实史学家顾颉刚早有洞见。只不过，作者深度阐释了这种原型的意义：是用“表演”来掩饰、弥合争霸（政治实践上）的实利观，与礼义（外交辞令上）的伦理观。从这点看，郑庄公就像“五霸”的前辈，其演技可谓春秋第一人，用“老戏骨”一词形容正得其妙。

表面看，这就是个简单不过的家庭故事：母亲偏爱小儿子，怂恿小儿子篡夺国君之位；哥哥放任弟弟的“小动作”，最终一举铲除，也与母亲决裂；哥哥最后反悔，利用文字游戏的“诡辩”，与母亲和解。然而，简单剧情背后，是郑庄公出色的演技，隐约的城府，不露声色的掌控。这一切又离不开《左传》作者的“助演”包装：把郑庄公塑造成了“无辜受害者”。作者只用四个字“庄公寤生”，就奠定了一种“决定论”，天生不招人待见。面对母亲为共叔段争取“地盘”，群臣的劝谏阻止，庄公都是步步迁就退让，可谓一副“仁兄孝子”的画风。事实真是如此吗？当庄公说出“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无庸，将自及”；“不义，不昵”这样的至理名言时，我们惶惑了。这到底是一个哲学家在传授“道德哲学”，还是一个“冷面杀手”在坐等时机？我们有理由相信，郑庄公的退让完全是个“策略”，不是“仁心”。

他的动机并非“治病救人”，而是在思考什么时候“收网”，才能一网打尽。我们可以揣度，在一个偏爱幼子的家庭里，长子被长期厌弃后产生的恨意。这个时候，母亲对共叔段的每一次“请命”，都在刺痛郑庄公的心灵。试想一下，假如庄公不给弟弟封地，或接受大臣建议，及早压制，共叔段就没有机会作乱。《左传》点出了庄公的“失教”，没有尽到兄长的职责。然而，这种批评又是偏袒，蜻蜓点水的。

李惠仪给了我们一个有益提示，这也恰是我们最易忽略的可能性。我们有理由同情作者，或许他真是个郑国史官。作为“自己人”，只能用“微言”曲笔暴露出庄公的表里不一，同时又要藏着掖着，尽力弥合兄弟宽容（表象）和稳定政局（动机）的断裂，用母子和解来遮蔽获取权力与合乎礼义孝悌的紧张矛盾。很显然，《左传》只认为庄公具有“过失”，应为“段不弟”（弟弟不像弟弟）负有责任。但是，我们却能觉察到描写的深曲暗示：郑庄公是用高超演技，完美辞令，道德正确来做一个“诱捕”和“捧杀”的项目。

这是一个成功的“项目管理”。因为必须要让共叔段膨胀骄横，才能让他智商为零；必须要给对方“可乘之机”，才能借机平乱；必须要等时机成熟，才能“坐实罪证”。《左传》只用“公闻其期，曰：‘可矣！’”这几个字说明了此次“天网行动”，早有预案，只不过事前把一堆大臣当傻瓜哄罢了。那么，郑庄公难道没有“本色出演”的部分？当然有，在我看来，只有一句话——“不及黄泉，无相见也”。这种当下的狠话完全是情绪表达，没有克制和伪装，不像演戏。但饶有意味的是，紧接着四个字却是“既而悔之”。通常我们都会这样理解：庄公有了悔意，不该这样对母亲。然而循着作者的引导，事实可能并非如此。庄公也许只是后悔――刚才下意识说出了“真心话”，竟然忘记掩饰，“失了言”。否则，庄公既然自己领悟，就根本不需要颍考叔拐弯抹角地用“讽谏”敲打他。

《<左传>的书写与解读》总是给人物的“历时性表现”一个综合阐释，始终追求解读的连续贯穿。《左传》认为，颍考叔用“纯孝”感化了庄公，但在李惠仪看来，这可能又是一次“诱导式理解”。其实，它只不过是庄公的“借坡下驴”：既然有人提供剧本，给了台阶下，他当然要接着表演“伦理大戏”。然而，事后看来，颍考叔根本就没感动庄公。当颍考叔被子都（庄公心腹）暗算射杀后，庄公并没有法办凶手，只是装模作样地诅咒了一下。

连续性与总体性紧密相连，李惠仪以“人物”为中心枢要，看重人性发展变易的因果之链、先行后续及稳定贯穿。作者从不依靠孤立的事件分析，得出一时的褒贬；而是参照比对不同纪年中（更长的历史范围内）人物言行的综合表现，得出总体性理解。两者也促成了一种“辩证”，但绝非简单的“各打五十大板”。这种“辩证性”向我们揭示了《左传》叙事里言辞和行动、叙述和评价、意图与效果的对立统一，分裂弥合。这些正是吸引我们重读《左传》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