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江城》读后感100字

《乱世江城》是一本由宋振邦著作，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5.00，页数：343，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乱世江城》读后感(一)：80岁作家，《乱世江城》作者宋振邦先生访谈

注： 宋振邦是国内为数不多，极为低调，能把人性、美学、艺术、战争写进如此让人念念不忘的故事中的人。

采访者邓树明（四川宜宾市作协会员，下称邓）：请先生先来个自我介绍吧

宋振邦：个人简介：

我出身于社会底层的贫苦的家庭，为了改变门庭，家里人发誓供我读书。感谢党的助学政策，使我在辽宁省实验中学读完了高中，后又考入吉林大学数学系。毕业分配到国防科委计算机所，辗转于石油部物探局计算中心，落脚到河南油田设计院。在文学方面有一点成绩，出版过两本书，发表过一些文章，现在是石化系统作协会员。

邓：先生是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你写作的初衷是什么？对你来说，小说／散文／诗歌意味着什么？

宋振邦： 中学时候我就爱舞文弄墨，常把课本或历史典故拿来编成话剧，同学们演着玩，深得我的老师王度庐的喜爱。小说、散文、诗歌乃至戏剧，在我看来都是抒情的工具，进一步分析，都是为了从审美上把握世界。人认识和改造世界有两种手段，理性的和感性的，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好比人的两只手，而且直观的也就是形象的思维远远地先于理性。开始写作就是为了玩，为了表现自己，因为语文也是一门功课，作文好，也代表学习好。我爱好的文学作品，它们是我的精神营养，修养我的性灵，是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邓：你写作状态好时，一天最多能写多少字（首）？有没有个人最偏爱的写作时间（比如早上或深夜）？需要安静的环境吗？

宋振邦： 安静环境肯定是要的，一般我都在夜里作文，那时腹稿已经成熟了。过去我用稿纸，一宿能写三十多页，那真是文不加点。不过几天后，拿来重改时，要删去一些再续写。听鲁迅的话，稿子写完一定要放几天，心情平静了再读，再改，剔去因你的激动而带来的芜杂，使其清纯，读者也是在这种心态下接受你的。

邓：你有书房吗？藏书有多少？你是喜欢买旧书，还是喜欢买新书？你是否注重书籍的版本价值？

宋振邦：我的工作是借助计算机搞应用数学，建模，由于我不在大城市，没有得力的图书馆，自然要多买些书。我有两个书房，我不是为了藏书而藏书，是为了用。我不计较版本，我也有一点古董书，像《古唐诗合解》木版的，雍正年间的，还有《别林斯基全集》、《普希金全集》（前五卷）都是早年俄文版的。

我在计算中心当站长，兼电大辅导老师，还参加王永民五笔字型汉字输入法小组，后来又在系统工程所当所长，为了建数学模型，要读许多书。我可以举三个例子，说明书对我创作的帮助：

一，俄国的资料：“你叫我伊万就是了。我从1904年和日本鬼子打交道，日俄战争。那年我刚二十岁，在旅顺太平洋舰队帕拉塔号巡洋舰上服役。我记得清楚，俄历一月二十六日（公历2月8日），白天我们往舰上装煤，晚上洗过澡睡下，半夜，日本人向我们发了水雷。呸，这算什么，日本人总是不宣而战，他们不讲信义，他们不是军人，是老鼠，是跳蚤……”（见《乱世江城》

“决斗悲情”）

二，日本的：“神道是从日本的原始宗教发展而来的，最初崇拜自然精灵和祖先。五到六世纪吸收了中国儒家的伦理道德和佛教、道教的某些教义思想逐渐形成体系。大体分为神社神道、教派神道和民俗神道三种。神道信仰多神，待别崇拜作为太阳神的皇祖神――天照大神。”（见“《乱世江城》

京都遗梦”）

三，中国古代：“这时屏儿插话说：龙龈，护尾的叫焦尾。这十三个圆点是徽，泛音的标志，在外侧紧挨徽的为第一根弦最粗，往里依次是2—7弦，一根比一根细。弦的一端打成结挂在琴头的绒娄（音）上，然后压在岳山上，拉过琴面，绕过琴尾，分别缠到琴底的两个木柱上。”（见“瓜棚架下”）

我在小说中提到的这些细节总是言必有据的。

邓：你有什么生活喜好？这些喜好对你的创作有无影响？

宋振邦：画画，对我观察事物有利。

邓：对你人生影响最大的人物是谁？为什么？

宋振邦：家庭里是我祖父，他不爱说话，从不教导我，他的榜样告诉我，生活是艰辛的，就像与困兽搏斗。

在政治上是毛泽东和邓小平，他们改变了中国。在哲学上我最喜欢恩格斯和庄子，他们对我世界观的形成有很大影响。

中外作家，我喜欢的很多。使我敬仰和感动的是屈原、司马迁、曹雪芹和鲁迅，他们共同的特点：爱国爱人民，心是热的，眼是冷的，以悲悯的眼看待苍生，但也掘心自食，自我批判。

邓：你碰到过好机遇吗？或者反之，有好机遇却丧失了？你相信命运或缘分吗？

宋振邦：两方面都有，回顾我的一生，第一次改变我命运的就是考上了大学。这本来是不成问题的，实验中学大部分学生是保送的，也都能考取，但我有病了。第二年，以社会青年身份考上了吉大。从此，上了计划经济的传送带。

第二个机遇就是碰上了我的夫人，为我生儿育女。平平顺顺。

在文学上，碰上辽宁出版社的吴庆先先生，他欣赏我的《猎人之子》，不但出版，而且出版社作为建国以来的优秀作品上报，可惜，我的名气太小，著作不丰，没评上，那是1978年的事。此后，我搁笔，忙于技术工作。

所谓命运，是一个文学用语，是事后度量。命运如何，由国家大的环境和自身努力决定。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缘分总是在同一个志趣的圈子内发生。我相信偶然性，文学作品就是要抓住这偶然性，把必然留给科学家。

邓：你遇到的最大挫折是什么？如果在悲观主义者与乐观主义者中只能取其一，你作何选择？

宋振邦：我受的挫折很多，我不说。我在写《小镇风情》的侯五时有一句题词：悲观化为达观，苦情亦作闲情，基本上是我的态度。

邓：你的写作是天生爱好文学还是受某些人或某些书的影响？或者还有其他原因？

宋振邦：我写作，是从作文开始的，你作文写得好，老师在课堂上念，同学们羡慕你，你的虚荣心膨胀了，穿着带铁钉的布鞋，走路很响。

我是个艺术质的人，学着严谨的科学，却以浪漫的眼看待人生。实验中学有个丰富的图书馆，我受益匪浅。说到文字，（小声告诉你）我是从写情书练出来的，越是失恋，情书就写得越好。你想啊，情人是谁？你怎能不在她（他）的面前尽展你的才华，扭动你的腰肢，（假如你有腰的话）孔雀开屏；如有必要，还得泣述，这也是写作必备的本领，要使她（他）动情，天啊！那是很难的。但上帝是公平的，假如你在爱情上损失很多，那么你就在苦情上得到回报，苦情不就是文学吗？林妹妹没有得到宝玉，才有了葬花词，凡•高也没白丢一只耳朵。不过，话说回来，我也不是一个过分执著的人，我宁可不当司马迁也不愿挨一刀。

邓：你喜欢读文学期刊吗？欣赏哪几位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

宋振邦：有时也读。当代作家我喜欢当时被划为右派和当过知青的那几个人，他们有生活，所感受的恰是中国政治经济改革发展的问题，像王蒙、张贤亮、高晓声等人，很多都不错。冯骥才、李国文、叶兆言、王安忆、铁凝、叶广芩、池莉，毕淑敏、彭见明、方方、李广智、刘庆邦等（找个时间专门谈）我也读。

邓：你喜欢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吗？欣赏哪几位作家？

宋振邦：喜欢，也很多，四大名著，我不同意这样列举。除了《红楼梦》，其它几部有些消极的东西，精神恍忽，思想芜杂；《儒林外史》也很好，还有《聊斋》（但它的思想杂），许多文人笔记都很好。屈原、庄子和司马迁的更好些，在中国，典籍整理方面的书很有价值，昭明太子文选，还有文艺论著文心雕龙，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的那套历代名著全译我有三十来册，挺好。近代的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很精。如果说中国文学群星璀璨，那么曹雪芹就是高悬于艺术天空的一轮明月，无人能及。

邓：你喜欢读外国文学作品吗？欣赏哪几位作家？

宋振邦：喜欢，喜欢的书和作者很多，另谈。我特别喜欢俄国和法国的小说，尤其喜欢普希金，屠格涅夫和契诃夫，果戈里，两个托尔斯泰；妥斯托也夫斯基有点病态的阴暗，把每个角色都置于拷问之下，审出你的洁白。苏联时期的卡达耶夫，特瓦尔朵夫斯基，肖洛霍夫，斯杰泮诺夫，费定（早年的欢乐三部曲）都很好。俄国的文学、音乐、美术在世界上都是一流的，那时我们读俄国和苏联作品多。法国的巴尔扎克，莫伯桑，司汤达和梅里美都很杰出；仲马（无论大小）的书读起来有趣，但确实不如雨果的批判性；英国的莎士比亚不用说了，但我读的不多，狄更斯很实在，有点苦涩。西班牙的塞万提斯，捷克的哈谢克（好兵帅克），美国的马克•吐温，杰克•伦敦也不错，印度的泰戈尔，他有那种淡静的哲理味道，总之我读书很杂。

邓：你是喜欢与文学圈子里的人交往，还是喜欢与文学圈子之外的人交往？为什么？

宋振邦：喜欢和一起走过来的老同学、老科研和老石油聊天，也喜欢和家乡的父老谈心。爱和文学青年，热情横溢的楞头小子、丫头闲谈，带着伤感欣赏他们，文学青年多半是理想主义者，我爱。市场经济兴起后，在火车上常碰到推销商，他们都是自来熟，一面大口咬着烧鸡，一面扔给你名片，谈起来也很有趣味，他向你兜售各种行贿的秘诀，谁知道多年之后，他们不会成为作家呢！我的意思是要有生活。

邓：你在乎别人对你的作品评头论足，说三道四吗？你愿不愿回应别人对你不怀善意的批评？

宋振邦：说我写的不好的人很少，几乎没碰见过。我不喜欢别人没好好看你的作品，漫不经心地贬低，争论就在是否该吸引别人的眼球上。有时候也以幽默相讥，有时候也就忍了，毕竟他不是掏你袋里的钱。审美观不同，要别人理解你不容易。

邓：你认为想像力和观察力哪个更重要，还是生活体验更重要？

宋振邦：对不同的人要求不一样。一般说，一个人最宝贵的是想象力。当然想写出好作品要有生活，要有对生活的正确的认识，不是理性的批判，而是审美的把握，那种醉人的沧桑感来自于阅历。许多年轻的朋友爱写长篇武侠、爱情，以编故事见长，但人物雷同，不感人，那是失败。写小说，就是写人，写性格，写情，就此而言，阅历对写作很重要，像我写家乡父老，一闭眼就在脑里，他们如霜叶斑斓，缤纷败落。

邓：你怎样看待文学的纯粹性和文学的商业性？你认为二者是对立的还是可以兼容的？

宋振邦：对于作者的创作态度来说两者是对立的。曹雪芹、凡•高要活到现在不是亿万富翁了？当时，即使他做个帮闲，也不至于那样潦倒。但正因为他们对艺术的执著（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才有今天的价值，这是我的主要认识，在市场经济下也有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也并不否定文学的商业性，文以载道，商也载文，对于作者，让更多的人看，才有更大的社会意义。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得让中间人获利，所以从经营来看，这是文化产品，和其它商品一样，出版，销售，如此，文学和商业两者是兼容的。假如读者多了，作者、出版和书商便都受益，这是良性互动。我们这个圈子里需要有眼光的书商，一个系统要各部分关联运动，有了系统效应，才有部分的效益。而对我们作者，就是要写好作品，出好作品是关键，在它身上才能体现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统一。

邓：仅凭写作的收入你可以较好地保证自己和家人的生活质量吗？如果没有单位的工资收入及其他福利保障，你能保持良好的写作状态吗？

宋振邦：上帝见怜，我不靠卖文度日。谁知道呢？这也许是我不太勤奋的原因，有利就有弊。

邓：你认为个人化的写作和媒体以及大众审美习惯之间的关系需要调整吗？如果需要，应该如何调整？

宋振邦：我写作，没有任何功利目的，没有领导给我布置任务，我不需要练习应酬文字，或许这正是价值所在。越是个人的，越是社会的，因为那是个体的真实。而人们和学者正是通过个体了解社会的，至于就整体而言，我不反对文学的社会责任，对于人民道德倾向审美取向的引导作用。但我不主张迎合低级趣味，我蔑视媚俗。如何调整？作者要深入生活，有正确的价值观感受社会把这种真诚的感受吐出来，尽力写出好作品，才是正路；然后，转化为别的艺术形式，通过媒体介绍，提高群众的审美趣味。另一方面传媒工作者也要提高自己的审美水平，不要追求什么大制作，搞那又丑又蠢的什么宴，搞那套感官刺激，迎合国外的偏见。

邓：有些人渴望成名要早，或为了出名而出名地昙花一现，而你认为文学就该这样玩一把，还是应该甘于澹泊，志存高远？

宋振邦：同意后者。赶时髦的东西，寿命不长。如果自己真诚面对艺术，本领也强，早出名也不是坏事，像王勃，白居易。

邓：在多种媒介齐齐上阵、疯抢滩头的时代，你认为文学是遭到了挤压，还是被彻底激活了？

宋振邦：两方面的因素都有。现在看电视的人多了，不愿意看小说，确是一种挤压；但另一方面，你看唱歌的人多了，但没有多少好歌词，多是假大空，不感人；电视剧也呼唤好的剧本，这对文学是个促进，写好歌词，写好剧本。我让孩子读原著，读原著的好处是激发你的想象，而电视剧是别人的理解，原著文字作用的是你的思想，而视觉冲击偏于感官。

邓：写作之人皆是具有饱满情怀的，你认为你比其他人在对待社会和生活现象上是更激进，更温和，还是更中立？

宋振邦：这要具体分析。但总的倾向我比较易于动情，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散文的缘故。我不太激进，年龄的关系，但我是非分明，不温和也不中立；也有激动的时候，看见大人斥小孩，就批评家长。

邓：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什么在影响或改变着你的写作？

宋振邦：生活的真实。我从不把自己的意愿硬加在人物身上，如《河村轶事》中的吴姨，古堡中的珍儿，从我的愿望来说都不愿意她们，但她们自己要死，她们的性格注定她们不愿狼狈地活在世上，质本洁来还洁去。还有瞎子何三，我曾经想把他写成了因引导下有抗日作为的正面人物，但了因不想，瞎子也不反抗。他们有了性格，活了，他们一但活了，就要自行其事，我的任务就是拿一个摄影机，把他们录下来，剪接，编辑而已。

邓：你的个人写作追求或倾向是什么？

宋振邦：追求自然，尽量按生活本来的样子表现他们，当然也要典型化，不把杂七杂八的都录上。我倾向抒情，触景生情，见了一个土地庙也抒情，举个例子做访谈之结。

在纯朴的乡民看来，土地爷有特殊的身份，在众神之中他是一个地位卑微的地方小官。经典小说里把他描写成一个拄着拐杖的白胡子老头，且不说孙大圣，既使本领低下的妖怪也对他呼来喝去。在那个动乱岁月，他使人想起维持会的跑腿的。再看他的供俸，那小庙只一人来高，比鸡窝大不了多少，洞门也仅容得一根蜡烛，且没有窗户。逢年过节，善人们便在他的泥钵之中插几根廉价的草香。偶尔放一个冷馒头，也常被乞丐拿走……更有甚者，那些家狗野狗跑经此处，还常常毫无羞耻的支起腿来，在风雨剥蚀的庙墙上留下它的印记。土地爷，他级别低下，待遇微薄，以那样老迈的年龄为人鬼神妖不同的阶层服务，任凭驱使，风尘仆仆，为穷人和富人、农民和工匠、乞丐和寡妇，在天堂、地狱和人间不停地奔波。只在逢年过节他会享受乡民们的一撮草香，还有那令人欣慰的小喇叭，善良人苦情的小曲……（见“难民老妪”）

邓：你的代表作品或满意作品有哪些？

宋振邦： 行吟集里的几部分，《风情诗点染》、《河村轶事》、《小镇风情》和《古堡残阳》，《乱世江城》还比较满意，《洛杉矶书简》里的藏经阁也很好。另外出版的书《猎人之子》和《千山之旅》（后者是一个集子其中中篇小说《钟子民》更满意一些。

邓：近来读到有什么让你心动的作品吗，有能否让大家分享一下？

宋振邦：原苏联作家普里什文的《大自然的日历》挺有味道。

邓：请问宋振邦先生，您是怎么学习语言，使用语言和创造语言的？我想请问先生：在市场经济一体化的今天，现代文学语言似乎也被一体代了，这种症候在小说创作，特别是在中短篇小说创作中表现为：小说的故事，结构等还算精巧，可语言去相对“贫乏”，“普通话”趋势越来越明显，作者使用的语言相互靠近，大大地减弱了小说的阅读趣味和审美空间，现在的作品语言远远地不如前辈作家们写出的作品那么有味道。

宋振邦：的确，如果说文学是大厦，语言便是砖头。对我学语言帮助最大的是古典文学和“五四”时期那些大家，除了我说过的鲁迅，还有郭老，冯至，朱自清，老舍，好多我不一一列举。还有那些翻译家，经他们译的外国小说，很美，像傅雷。此外，我还特别注意学习民俗语言。你们看我小说中妇女们的对话。我把经典和民俗结合起来，练出我的语言。举个例子，我在“玉镯情深”里，编了一只歌，三段，最后一段：

玉镯呀玉镯呀哥的护身佛，

枪林哪弹雨里你要守护着。

莫等那兵车从我的门前过，

空让我推开窗阁儿唤哥哥。

这里的词和句，又俗又雅，表达悲情流畅自然。

邓：请问宋振邦先生，能讲讲您小说里的美学方面的问题吗？小说里面的“骇人之情节”是不是近人之笔？

宋振邦：这个问题是我最爱和朋友们交流的，找个时间细谈，这里简略说两句。美源于真和善，善是什么？使人的进化向上，真是什么？是合规律。美源于善又分于善，高于善；鲜艳的色彩是美的，因为她是太阳下花的色彩，而花联系着果实；人体的曲线是美的，因为那是性和生育能力的彰显。基于这种认识，美是生活，文学中的美，就是要写出多姿多彩的性格，生活多样性之所在。谁能挖掘创造出新的典型性格，青史留名，像哈姆雷特、吉诃德、好兵帅克、林黛玉、阿Ｑ、《我这一辈子》里的巡警。情节是为了从多面展示性格，故意制造“骇人之情节”不足取。每个性格都有自己的情，情是性格的魂，就连风景也是人的情绪形象。

邓：我读过先生您的小说。

给我的第一感觉特好，先生是一个非常认真从事文学创作的人。纵观先生的作品，文字朴实，刻画的人物非常生动。先生是我们这些写手们学习的榜样，对我们今后的写作很有启示意义。

读先生的《柳堤埙音》，给读者展现出小说中人物的悲幸命运和一幕幕风俗画，人间冷暖跃然纸上。

读《摩登女郎》，子休的一句话：“江山都送给皇军了，家产算个啥！”这样的语言胜过情节。从作品的整体格调上看到了人物中的苦难生活和思想。文字干净利落。

写小说就是写人，把人写活了就是好小说。

读《小舅捉蟹》：……我咯咯地笑。一会儿，我们又悄声了……这样的细节很多，很真实。在细节中让读者也进入了那捉蟹的场景中体验到童年感受。“苦人”小舅七岁，生把蛇和蛋吃了。十五岁已经会很多农活，别人让他干啥就干啥。作者笔下的“苦人”在作品中一笔一步地活起来，把爱表达的那么细，真是一篇优秀的作品。

读《古堡残阳》这种散文小说，给人感觉特别美。作品中的人物、景物、场景让读者融入其中。用作者在《古堡残阳》49的评论回复里的话说：“我写五行八作三教九流，我熟悉社会各阶层人物在那个年代在那些民族和阶级斗争所展示的人性。”能过作者的努力，创作了三部优秀的作品。作者的创作精神是我努力学习的方向。

在以上作品中看到金艮先生与宋振邦先生一段对话：宋振邦先生对金艮先生说，在创作中尽量少用土话。于是，关于小说的语言问题就涌上了我心头。记得作家汪曾祺说过“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先生您的作品中的语言给人很深的印象，是一批散发着汉语气息的作品，也让我们写手们认识到文学语言的重要性。

读了宋振邦先生的诗歌，虽少，但作品贴近生活，并非风花雪月的东西。

读宋振邦先生的作品在美学上有美的对象，有美的意识，有美的感受，有美的欣赏，作品中美与善有着内在的联系，我不是吹牛，文友们去好好欣赏一下其作品，相信会有我同样的感受。

我认为美的本质存在于各种具体的审美对象中，具有丰富的、生动的形态。人们在生活经验中所接触到的美是多种多样的，有社会生活中的美，自然中的美，艺术作品的美等等。

美的现象形态丰富多样，优美、崇高、悲剧、喜剧（滑稽）只是最突出的几种，实际上还可以分出许多或中间、或过渡的种种形态或类型来。审美感受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它带有浓厚的情感因素。作家的生活实践是进行艺术创作的基础。艺术形象植根于现实生活。以丰富的生活经验为依据。

这里就要谈到作家的创作个性，也就是说是审美意识的特点与创作中的个性问题。人们对现实的审美意识，我举例，同样是描写俄国社会下层人民的生活，契诃夫对下层人民在痛苦生活的压迫下仍然保持着正直、善良、纯洁、温和的品性有一种特殊的敏感和深切的了解，高尔基则非常注意和珍视下层人民那种对美好生活的毫不掩饰的热烈的渴望，他们的乐观、开朗、无畏的性格。两人在塑造人物，语言的运用上各不相同。显现了作家的创作个性和审美意识。

宋振邦先生的作品中的语言也值得我们原创写手们学习。

小说的主要任务不是写事而是写人，先是要感动了自己，用情就不偏。当然文学修养，写作技巧也有关系。

宋振邦先生是一名有着深厚文学功底的作者，从作品中看到了作者放宽历史的视野，创作出这么厚实的作品来，可以说是捍卫了小说的尊严。

文友们问我对宋振邦先生小说的创作有什么期望。我的期望就是在宋振邦先生今后的创作中再贴近生活，再创作出一批现实主义作品来，把现今的底层文学和草根文学用自己的实力创作出更多的优秀作品供我们学习。

邓：谢谢宋振邦先生。

宋振邦：谢谢。

《乱世江城》读后感(二)：80岁作家，《乱世江城》作者宋振邦先生访谈录

注： 宋振邦是国内为数不多，极为低调，能把人性、美学、艺术、战争写进如此让人念念不忘的故事中的人。

采访者邓树明（四川宜宾市作协会员，下称邓）：请先生先来个自我介绍吧

宋振邦：个人简介：

我出身于社会底层的贫苦的家庭，为了改变门庭，家里人发誓供我读书。感谢党的助学政策，使我在辽宁省实验中学读完了高中，后又考入吉林大学数学系。毕业分配到国防科委计算机所，辗转于石油部物探局计算中心，落脚到河南油田设计院。在文学方面有一点成绩，出版过两本书，发表过一些文章，现在是石化系统作协会员。

邓：先生是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你写作的初衷是什么？对你来说，小说／散文／诗歌意味着什么？

宋振邦： 中学时候我就爱舞文弄墨，常把课本或历史典故拿来编成话剧，同学们演着玩，深得我的老师王度庐的喜爱。小说、散文、诗歌乃至戏剧，在我看来都是抒情的工具，进一步分析，都是为了从审美上把握世界。人认识和改造世界有两种手段，理性的和感性的，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好比人的两只手，而且直观的也就是形象的思维远远地先于理性。开始写作就是为了玩，为了表现自己，因为语文也是一门功课，作文好，也代表学习好。我爱好的文学作品，它们是我的精神营养，修养我的性灵，是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邓：你写作状态好时，一天最多能写多少字（首）？有没有个人最偏爱的写作时间（比如早上或深夜）？需要安静的环境吗？

宋振邦： 安静环境肯定是要的，一般我都在夜里作文，那时腹稿已经成熟了。过去我用稿纸，一宿能写三十多页，那真是文不加点。不过几天后，拿来重改时，要删去一些再续写。听鲁迅的话，稿子写完一定要放几天，心情平静了再读，再改，剔去因你的激动而带来的芜杂，使其清纯，读者也是在这种心态下接受你的。

邓：你有书房吗？藏书有多少？你是喜欢买旧书，还是喜欢买新书？你是否注重书籍的版本价值？

宋振邦：我的工作是借助计算机搞应用数学，建模，由于我不在大城市，没有得力的图书馆，自然要多买些书。我有两个书房，我不是为了藏书而藏书，是为了用。我不计较版本，我也有一点古董书，像《古唐诗合解》木版的，雍正年间的，还有《别林斯基全集》、《普希金全集》（前五卷）都是早年俄文版的。

我在计算中心当站长，兼电大辅导老师，还参加王永民五笔字型汉字输入法小组，后来又在系统工程所当所长，为了建数学模型，要读许多书。我可以举三个例子，说明书对我创作的帮助：

一，俄国的资料：“你叫我伊万就是了。我从1904年和日本鬼子打交道，日俄战争。那年我刚二十岁，在旅顺太平洋舰队帕拉塔号巡洋舰上服役。我记得清楚，俄历一月二十六日（公历2月8日），白天我们往舰上装煤，晚上洗过澡睡下，半夜，日本人向我们发了水雷。呸，这算什么，日本人总是不宣而战，他们不讲信义，他们不是军人，是老鼠，是跳蚤……”（见《乱世江城》

“决斗悲情”）

二，日本的：“神道是从日本的原始宗教发展而来的，最初崇拜自然精灵和祖先。五到六世纪吸收了中国儒家的伦理道德和佛教、道教的某些教义思想逐渐形成体系。大体分为神社神道、教派神道和民俗神道三种。神道信仰多神，待别崇拜作为太阳神的皇祖神――天照大神。”（见“《乱世江城》

京都遗梦”）

三，中国古代：“这时屏儿插话说：龙龈，护尾的叫焦尾。这十三个圆点是徽，泛音的标志，在外侧紧挨徽的为第一根弦最粗，往里依次是2—7弦，一根比一根细。弦的一端打成结挂在琴头的绒娄（音）上，然后压在岳山上，拉过琴面，绕过琴尾，分别缠到琴底的两个木柱上。”（见“瓜棚架下”）

我在小说中提到的这些细节总是言必有据的。

邓：你有什么生活喜好？这些喜好对你的创作有无影响？

宋振邦：画画，对我观察事物有利。

邓：对你人生影响最大的人物是谁？为什么？

宋振邦：家庭里是我祖父，他不爱说话，从不教导我，他的榜样告诉我，生活是艰辛的，就像与困兽搏斗。

在政治上是毛泽东和邓小平，他们改变了中国。在哲学上我最喜欢恩格斯和庄子，他们对我世界观的形成有很大影响。

中外作家，我喜欢的很多。使我敬仰和感动的是屈原、司马迁、曹雪芹和鲁迅，他们共同的特点：爱国爱人民，心是热的，眼是冷的，以悲悯的眼看待苍生，但也掘心自食，自我批判。

邓：你碰到过好机遇吗？或者反之，有好机遇却丧失了？你相信命运或缘分吗？

宋振邦：两方面都有，回顾我的一生，第一次改变我命运的就是考上了大学。这本来是不成问题的，实验中学大部分学生是保送的，也都能考取，但我有病了。第二年，以社会青年身份考上了吉大。从此，上了计划经济的传送带。

第二个机遇就是碰上了我的夫人，为我生儿育女。平平顺顺。

在文学上，碰上辽宁出版社的吴庆先先生，他欣赏我的《猎人之子》，不但出版，而且出版社作为建国以来的优秀作品上报，可惜，我的名气太小，著作不丰，没评上，那是1978年的事。此后，我搁笔，忙于技术工作。

所谓命运，是一个文学用语，是事后度量。命运如何，由国家大的环境和自身努力决定。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缘分总是在同一个志趣的圈子内发生。我相信偶然性，文学作品就是要抓住这偶然性，把必然留给科学家。

邓：你遇到的最大挫折是什么？如果在悲观主义者与乐观主义者中只能取其一，你作何选择？

宋振邦：我受的挫折很多，我不说。我在写《小镇风情》的侯五时有一句题词：悲观化为达观，苦情亦作闲情，基本上是我的态度。

邓：你的写作是天生爱好文学还是受某些人或某些书的影响？或者还有其他原因？

宋振邦：我写作，是从作文开始的，你作文写得好，老师在课堂上念，同学们羡慕你，你的虚荣心膨胀了，穿着带铁钉的布鞋，走路很响。

我是个艺术质的人，学着严谨的科学，却以浪漫的眼看待人生。实验中学有个丰富的图书馆，我受益匪浅。说到文字，（小声告诉你）我是从写情书练出来的，越是失恋，情书就写得越好。你想啊，情人是谁？你怎能不在她（他）的面前尽展你的才华，扭动你的腰肢，（假如你有腰的话）孔雀开屏；如有必要，还得泣述，这也是写作必备的本领，要使她（他）动情，天啊！那是很难的。但上帝是公平的，假如你在爱情上损失很多，那么你就在苦情上得到回报，苦情不就是文学吗？林妹妹没有得到宝玉，才有了葬花词，凡•高也没白丢一只耳朵。不过，话说回来，我也不是一个过分执著的人，我宁可不当司马迁也不愿挨一刀。

邓：你喜欢读文学期刊吗？欣赏哪几位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

宋振邦：有时也读。当代作家我喜欢当时被划为右派和当过知青的那几个人，他们有生活，所感受的恰是中国政治经济改革发展的问题，像王蒙、张贤亮、高晓声等人，很多都不错。冯骥才、李国文、叶兆言、王安忆、铁凝、叶广芩、池莉，毕淑敏、彭见明、方方、李广智、刘庆邦等（找个时间专门谈）我也读。

邓：你喜欢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吗？欣赏哪几位作家？

宋振邦：喜欢，也很多，四大名著，我不同意这样列举。除了《红楼梦》，其它几部有些消极的东西，精神恍忽，思想芜杂；《儒林外史》也很好，还有《聊斋》（但它的思想杂），许多文人笔记都很好。屈原、庄子和司马迁的更好些，在中国，典籍整理方面的书很有价值，昭明太子文选，还有文艺论著文心雕龙，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的那套历代名著全译我有三十来册，挺好。近代的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很精。如果说中国文学群星璀璨，那么曹雪芹就是高悬于艺术天空的一轮明月，无人能及。

邓：你喜欢读外国文学作品吗？欣赏哪几位作家？

宋振邦：喜欢，喜欢的书和作者很多，另谈。我特别喜欢俄国和法国的小说，尤其喜欢普希金，屠格涅夫和契诃夫，果戈里，两个托尔斯泰；妥斯托也夫斯基有点病态的阴暗，把每个角色都置于拷问之下，审出你的洁白。苏联时期的卡达耶夫，特瓦尔朵夫斯基，肖洛霍夫，斯杰泮诺夫，费定（早年的欢乐三部曲）都很好。俄国的文学、音乐、美术在世界上都是一流的，那时我们读俄国和苏联作品多。法国的巴尔扎克，莫伯桑，司汤达和梅里美都很杰出；仲马（无论大小）的书读起来有趣，但确实不如雨果的批判性；英国的莎士比亚不用说了，但我读的不多，狄更斯很实在，有点苦涩。西班牙的塞万提斯，捷克的哈谢克（好兵帅克），美国的马克•吐温，杰克•伦敦也不错，印度的泰戈尔，他有那种淡静的哲理味道，总之我读书很杂。

邓：你是喜欢与文学圈子里的人交往，还是喜欢与文学圈子之外的人交往？为什么？

宋振邦：喜欢和一起走过来的老同学、老科研和老石油聊天，也喜欢和家乡的父老谈心。爱和文学青年，热情横溢的楞头小子、丫头闲谈，带着伤感欣赏他们，文学青年多半是理想主义者，我爱。市场经济兴起后，在火车上常碰到推销商，他们都是自来熟，一面大口咬着烧鸡，一面扔给你名片，谈起来也很有趣味，他向你兜售各种行贿的秘诀，谁知道多年之后，他们不会成为作家呢！我的意思是要有生活。

邓：你在乎别人对你的作品评头论足，说三道四吗？你愿不愿回应别人对你不怀善意的批评？

宋振邦：说我写的不好的人很少，几乎没碰见过。我不喜欢别人没好好看你的作品，漫不经心地贬低，争论就在是否该吸引别人的眼球上。有时候也以幽默相讥，有时候也就忍了，毕竟他不是掏你袋里的钱。审美观不同，要别人理解你不容易。

邓：你认为想像力和观察力哪个更重要，还是生活体验更重要？

宋振邦：对不同的人要求不一样。一般说，一个人最宝贵的是想象力。当然想写出好作品要有生活，要有对生活的正确的认识，不是理性的批判，而是审美的把握，那种醉人的沧桑感来自于阅历。许多年轻的朋友爱写长篇武侠、爱情，以编故事见长，但人物雷同，不感人，那是失败。写小说，就是写人，写性格，写情，就此而言，阅历对写作很重要，像我写家乡父老，一闭眼就在脑里，他们如霜叶斑斓，缤纷败落。

邓：你怎样看待文学的纯粹性和文学的商业性？你认为二者是对立的还是可以兼容的？

宋振邦：对于作者的创作态度来说两者是对立的。曹雪芹、凡•高要活到现在不是亿万富翁了？当时，即使他做个帮闲，也不至于那样潦倒。但正因为他们对艺术的执著（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才有今天的价值，这是我的主要认识，在市场经济下也有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也并不否定文学的商业性，文以载道，商也载文，对于作者，让更多的人看，才有更大的社会意义。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得让中间人获利，所以从经营来看，这是文化产品，和其它商品一样，出版，销售，如此，文学和商业两者是兼容的。假如读者多了，作者、出版和书商便都受益，这是良性互动。我们这个圈子里需要有眼光的书商，一个系统要各部分关联运动，有了系统效应，才有部分的效益。而对我们作者，就是要写好作品，出好作品是关键，在它身上才能体现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统一。

邓：仅凭写作的收入你可以较好地保证自己和家人的生活质量吗？如果没有单位的工资收入及其他福利保障，你能保持良好的写作状态吗？

宋振邦：上帝见怜，我不靠卖文度日。谁知道呢？这也许是我不太勤奋的原因，有利就有弊。

邓：你认为个人化的写作和媒体以及大众审美习惯之间的关系需要调整吗？如果需要，应该如何调整？

宋振邦：我写作，没有任何功利目的，没有领导给我布置任务，我不需要练习应酬文字，或许这正是价值所在。越是个人的，越是社会的，因为那是个体的真实。而人们和学者正是通过个体了解社会的，至于就整体而言，我不反对文学的社会责任，对于人民道德倾向审美取向的引导作用。但我不主张迎合低级趣味，我蔑视媚俗。如何调整？作者要深入生活，有正确的价值观感受社会把这种真诚的感受吐出来，尽力写出好作品，才是正路；然后，转化为别的艺术形式，通过媒体介绍，提高群众的审美趣味。另一方面传媒工作者也要提高自己的审美水平，不要追求什么大制作，搞那又丑又蠢的什么宴，搞那套感官刺激，迎合国外的偏见。

邓：有些人渴望成名要早，或为了出名而出名地昙花一现，而你认为文学就该这样玩一把，还是应该甘于澹泊，志存高远？

宋振邦：同意后者。赶时髦的东西，寿命不长。如果自己真诚面对艺术，本领也强，早出名也不是坏事，像王勃，白居易。

邓：在多种媒介齐齐上阵、疯抢滩头的时代，你认为文学是遭到了挤压，还是被彻底激活了？

宋振邦：两方面的因素都有。现在看电视的人多了，不愿意看小说，确是一种挤压；但另一方面，你看唱歌的人多了，但没有多少好歌词，多是假大空，不感人；电视剧也呼唤好的剧本，这对文学是个促进，写好歌词，写好剧本。我让孩子读原著，读原著的好处是激发你的想象，而电视剧是别人的理解，原著文字作用的是你的思想，而视觉冲击偏于感官。

邓：写作之人皆是具有饱满情怀的，你认为你比其他人在对待社会和生活现象上是更激进，更温和，还是更中立？

宋振邦：这要具体分析。但总的倾向我比较易于动情，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散文的缘故。我不太激进，年龄的关系，但我是非分明，不温和也不中立；也有激动的时候，看见大人斥小孩，就批评家长。

邓：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什么在影响或改变着你的写作？

宋振邦：生活的真实。我从不把自己的意愿硬加在人物身上，如《河村轶事》中的吴姨，古堡中的珍儿，从我的愿望来说都不愿意她们，但她们自己要死，她们的性格注定她们不愿狼狈地活在世上，质本洁来还洁去。还有瞎子何三，我曾经想把他写成了因引导下有抗日作为的正面人物，但了因不想，瞎子也不反抗。他们有了性格，活了，他们一但活了，就要自行其事，我的任务就是拿一个摄影机，把他们录下来，剪接，编辑而已。

邓：你的个人写作追求或倾向是什么？

宋振邦：追求自然，尽量按生活本来的样子表现他们，当然也要典型化，不把杂七杂八的都录上。我倾向抒情，触景生情，见了一个土地庙也抒情，举个例子做访谈之结。

在纯朴的乡民看来，土地爷有特殊的身份，在众神之中他是一个地位卑微的地方小官。经典小说里把他描写成一个拄着拐杖的白胡子老头，且不说孙大圣，既使本领低下的妖怪也对他呼来喝去。在那个动乱岁月，他使人想起维持会的跑腿的。再看他的供俸，那小庙只一人来高，比鸡窝大不了多少，洞门也仅容得一根蜡烛，且没有窗户。逢年过节，善人们便在他的泥钵之中插几根廉价的草香。偶尔放一个冷馒头，也常被乞丐拿走……更有甚者，那些家狗野狗跑经此处，还常常毫无羞耻的支起腿来，在风雨剥蚀的庙墙上留下它的印记。土地爷，他级别低下，待遇微薄，以那样老迈的年龄为人鬼神妖不同的阶层服务，任凭驱使，风尘仆仆，为穷人和富人、农民和工匠、乞丐和寡妇，在天堂、地狱和人间不停地奔波。只在逢年过节他会享受乡民们的一撮草香，还有那令人欣慰的小喇叭，善良人苦情的小曲……（见“难民老妪”）

邓：你的代表作品或满意作品有哪些？

宋振邦： 行吟集里的几部分，《风情诗点染》、《河村轶事》、《小镇风情》和《古堡残阳》，《乱世江城》还比较满意，《洛杉矶书简》里的藏经阁也很好。另外出版的书《猎人之子》和《千山之旅》（后者是一个集子其中中篇小说《钟子民》更满意一些。

邓：近来读到有什么让你心动的作品吗，有能否让大家分享一下？

宋振邦：原苏联作家普里什文的《大自然的日历》挺有味道。

邓：请问宋振邦先生，您是怎么学习语言，使用语言和创造语言的？我想请问先生：在市场经济一体化的今天，现代文学语言似乎也被一体代了，这种症候在小说创作，特别是在中短篇小说创作中表现为：小说的故事，结构等还算精巧，可语言去相对“贫乏”，“普通话”趋势越来越明显，作者使用的语言相互靠近，大大地减弱了小说的阅读趣味和审美空间，现在的作品语言远远地不如前辈作家们写出的作品那么有味道。

宋振邦：的确，如果说文学是大厦，语言便是砖头。对我学语言帮助最大的是古典文学和“五四”时期那些大家，除了我说过的鲁迅，还有郭老，冯至，朱自清，老舍，好多我不一一列举。还有那些翻译家，经他们译的外国小说，很美，像傅雷。此外，我还特别注意学习民俗语言。你们看我小说中妇女们的对话。我把经典和民俗结合起来，练出我的语言。举个例子，我在“玉镯情深”里，编了一只歌，三段，最后一段：

玉镯呀玉镯呀哥的护身佛，

枪林哪弹雨里你要守护着。

莫等那兵车从我的门前过，

空让我推开窗阁儿唤哥哥。

这里的词和句，又俗又雅，表达悲情流畅自然。

邓：请问宋振邦先生，能讲讲您小说里的美学方面的问题吗？小说里面的“骇人之情节”是不是近人之笔？

宋振邦：这个问题是我最爱和朋友们交流的，找个时间细谈，这里简略说两句。美源于真和善，善是什么？使人的进化向上，真是什么？是合规律。美源于善又分于善，高于善；鲜艳的色彩是美的，因为她是太阳下花的色彩，而花联系着果实；人体的曲线是美的，因为那是性和生育能力的彰显。基于这种认识，美是生活，文学中的美，就是要写出多姿多彩的性格，生活多样性之所在。谁能挖掘创造出新的典型性格，青史留名，像哈姆雷特、吉诃德、好兵帅克、林黛玉、阿Ｑ、《我这一辈子》里的巡警。情节是为了从多面展示性格，故意制造“骇人之情节”不足取。每个性格都有自己的情，情是性格的魂，就连风景也是人的情绪形象。

邓：我读过先生您的小说。

给我的第一感觉特好，先生是一个非常认真从事文学创作的人。纵观先生的作品，文字朴实，刻画的人物非常生动。先生是我们这些写手们学习的榜样，对我们今后的写作很有启示意义。

读先生的《柳堤埙音》，给读者展现出小说中人物的悲幸命运和一幕幕风俗画，人间冷暖跃然纸上。

读《摩登女郎》，子休的一句话：“江山都送给皇军了，家产算个啥！”这样的语言胜过情节。从作品的整体格调上看到了人物中的苦难生活和思想。文字干净利落。

写小说就是写人，把人写活了就是好小说。

读《小舅捉蟹》：……我咯咯地笑。一会儿，我们又悄声了……这样的细节很多，很真实。在细节中让读者也进入了那捉蟹的场景中体验到童年感受。“苦人”小舅七岁，生把蛇和蛋吃了。十五岁已经会很多农活，别人让他干啥就干啥。作者笔下的“苦人”在作品中一笔一步地活起来，把爱表达的那么细，真是一篇优秀的作品。

读《古堡残阳》这种散文小说，给人感觉特别美。作品中的人物、景物、场景让读者融入其中。用作者在《古堡残阳》49的评论回复里的话说：“我写五行八作三教九流，我熟悉社会各阶层人物在那个年代在那些民族和阶级斗争所展示的人性。”能过作者的努力，创作了三部优秀的作品。作者的创作精神是我努力学习的方向。

在以上作品中看到金艮先生与宋振邦先生一段对话：宋振邦先生对金艮先生说，在创作中尽量少用土话。于是，关于小说的语言问题就涌上了我心头。记得作家汪曾祺说过“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先生您的作品中的语言给人很深的印象，是一批散发着汉语气息的作品，也让我们写手们认识到文学语言的重要性。

读了宋振邦先生的诗歌，虽少，但作品贴近生活，并非风花雪月的东西。

读宋振邦先生的作品在美学上有美的对象，有美的意识，有美的感受，有美的欣赏，作品中美与善有着内在的联系，我不是吹牛，文友们去好好欣赏一下其作品，相信会有我同样的感受。

我认为美的本质存在于各种具体的审美对象中，具有丰富的、生动的形态。人们在生活经验中所接触到的美是多种多样的，有社会生活中的美，自然中的美，艺术作品的美等等。

美的现象形态丰富多样，优美、崇高、悲剧、喜剧（滑稽）只是最突出的几种，实际上还可以分出许多或中间、或过渡的种种形态或类型来。审美感受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它带有浓厚的情感因素。作家的生活实践是进行艺术创作的基础。艺术形象植根于现实生活。以丰富的生活经验为依据。

这里就要谈到作家的创作个性，也就是说是审美意识的特点与创作中的个性问题。人们对现实的审美意识，我举例，同样是描写俄国社会下层人民的生活，契诃夫对下层人民在痛苦生活的压迫下仍然保持着正直、善良、纯洁、温和的品性有一种特殊的敏感和深切的了解，高尔基则非常注意和珍视下层人民那种对美好生活的毫不掩饰的热烈的渴望，他们的乐观、开朗、无畏的性格。两人在塑造人物，语言的运用上各不相同。显现了作家的创作个性和审美意识。

宋振邦先生的作品中的语言也值得我们原创写手们学习。

小说的主要任务不是写事而是写人，先是要感动了自己，用情就不偏。当然文学修养，写作技巧也有关系。

宋振邦先生是一名有着深厚文学功底的作者，从作品中看到了作者放宽历史的视野，创作出这么厚实的作品来，可以说是捍卫了小说的尊严。

文友们问我对宋振邦先生小说的创作有什么期望。我的期望就是在宋振邦先生今后的创作中再贴近生活，再创作出一批现实主义作品来，把现今的底层文学和草根文学用自己的实力创作出更多的优秀作品供我们学习。

邓：谢谢宋振邦先生。

宋振邦：谢谢。

《乱世江城》读后感(三)：80岁作家，《乱世江城》作者宋振邦先生访谈录

注： 宋振邦是国内为数不多，极为低调，能把人性、美学、艺术、战争写进如此让人念念不忘的故事中的人。

采访者邓树明（四川宜宾市作协会员，下称邓）：请先生先来个自我介绍吧

宋振邦：个人简介：

我出身于社会底层的贫苦的家庭，为了改变门庭，家里人发誓供我读书。感谢党的助学政策，使我在辽宁省实验中学读完了高中，后又考入吉林大学数学系。毕业分配到国防科委计算机所，辗转于石油部物探局计算中心，落脚到河南油田设计院。在文学方面有一点成绩，出版过两本书，发表过一些文章，现在是石化系统作协会员。

邓：先生是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你写作的初衷是什么？对你来说，小说／散文／诗歌意味着什么？

宋振邦： 中学时候我就爱舞文弄墨，常把课本或历史典故拿来编成话剧，同学们演着玩，深得我的老师王度庐的喜爱。小说、散文、诗歌乃至戏剧，在我看来都是抒情的工具，进一步分析，都是为了从审美上把握世界。人认识和改造世界有两种手段，理性的和感性的，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好比人的两只手，而且直观的也就是形象的思维远远地先于理性。开始写作就是为了玩，为了表现自己，因为语文也是一门功课，作文好，也代表学习好。我爱好的文学作品，它们是我的精神营养，修养我的性灵，是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邓：你写作状态好时，一天最多能写多少字（首）？有没有个人最偏爱的写作时间（比如早上或深夜）？需要安静的环境吗？

宋振邦： 安静环境肯定是要的，一般我都在夜里作文，那时腹稿已经成熟了。过去我用稿纸，一宿能写三十多页，那真是文不加点。不过几天后，拿来重改时，要删去一些再续写。听鲁迅的话，稿子写完一定要放几天，心情平静了再读，再改，剔去因你的激动而带来的芜杂，使其清纯，读者也是在这种心态下接受你的。

邓：你有书房吗？藏书有多少？你是喜欢买旧书，还是喜欢买新书？你是否注重书籍的版本价值？

宋振邦：我的工作是借助计算机搞应用数学，建模，由于我不在大城市，没有得力的图书馆，自然要多买些书。我有两个书房，我不是为了藏书而藏书，是为了用。我不计较版本，我也有一点古董书，像《古唐诗合解》木版的，雍正年间的，还有《别林斯基全集》、《普希金全集》（前五卷）都是早年俄文版的。

我在计算中心当站长，兼电大辅导老师，还参加王永民五笔字型汉字输入法小组，后来又在系统工程所当所长，为了建数学模型，要读许多书。我可以举三个例子，说明书对我创作的帮助：

一，俄国的资料：“你叫我伊万就是了。我从1904年和日本鬼子打交道，日俄战争。那年我刚二十岁，在旅顺太平洋舰队帕拉塔号巡洋舰上服役。我记得清楚，俄历一月二十六日（公历2月8日），白天我们往舰上装煤，晚上洗过澡睡下，半夜，日本人向我们发了水雷。呸，这算什么，日本人总是不宣而战，他们不讲信义，他们不是军人，是老鼠，是跳蚤……”（见《乱世江城》

“决斗悲情”）

二，日本的：“神道是从日本的原始宗教发展而来的，最初崇拜自然精灵和祖先。五到六世纪吸收了中国儒家的伦理道德和佛教、道教的某些教义思想逐渐形成体系。大体分为神社神道、教派神道和民俗神道三种。神道信仰多神，待别崇拜作为太阳神的皇祖神――天照大神。”（见“《乱世江城》

京都遗梦”）

三，中国古代：“这时屏儿插话说：龙龈，护尾的叫焦尾。这十三个圆点是徽，泛音的标志，在外侧紧挨徽的为第一根弦最粗，往里依次是2—7弦，一根比一根细。弦的一端打成结挂在琴头的绒娄（音）上，然后压在岳山上，拉过琴面，绕过琴尾，分别缠到琴底的两个木柱上。”（见“瓜棚架下”）

我在小说中提到的这些细节总是言必有据的。

邓：你有什么生活喜好？这些喜好对你的创作有无影响？

宋振邦：画画，对我观察事物有利。

邓：对你人生影响最大的人物是谁？为什么？

宋振邦：家庭里是我祖父，他不爱说话，从不教导我，他的榜样告诉我，生活是艰辛的，就像与困兽搏斗。

在政治上是毛泽东和邓小平，他们改变了中国。在哲学上我最喜欢恩格斯和庄子，他们对我世界观的形成有很大影响。

中外作家，我喜欢的很多。使我敬仰和感动的是屈原、司马迁、曹雪芹和鲁迅，他们共同的特点：爱国爱人民，心是热的，眼是冷的，以悲悯的眼看待苍生，但也掘心自食，自我批判。

邓：你碰到过好机遇吗？或者反之，有好机遇却丧失了？你相信命运或缘分吗？

宋振邦：两方面都有，回顾我的一生，第一次改变我命运的就是考上了大学。这本来是不成问题的，实验中学大部分学生是保送的，也都能考取，但我有病了。第二年，以社会青年身份考上了吉大。从此，上了计划经济的传送带。

第二个机遇就是碰上了我的夫人，为我生儿育女。平平顺顺。

在文学上，碰上辽宁出版社的吴庆先先生，他欣赏我的《猎人之子》，不但出版，而且出版社作为建国以来的优秀作品上报，可惜，我的名气太小，著作不丰，没评上，那是1978年的事。此后，我搁笔，忙于技术工作。

所谓命运，是一个文学用语，是事后度量。命运如何，由国家大的环境和自身努力决定。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缘分总是在同一个志趣的圈子内发生。我相信偶然性，文学作品就是要抓住这偶然性，把必然留给科学家。

邓：你遇到的最大挫折是什么？如果在悲观主义者与乐观主义者中只能取其一，你作何选择？

宋振邦：我受的挫折很多，我不说。我在写《小镇风情》的侯五时有一句题词：悲观化为达观，苦情亦作闲情，基本上是我的态度。

邓：你的写作是天生爱好文学还是受某些人或某些书的影响？或者还有其他原因？

宋振邦：我写作，是从作文开始的，你作文写得好，老师在课堂上念，同学们羡慕你，你的虚荣心膨胀了，穿着带铁钉的布鞋，走路很响。

我是个艺术质的人，学着严谨的科学，却以浪漫的眼看待人生。实验中学有个丰富的图书馆，我受益匪浅。说到文字，（小声告诉你）我是从写情书练出来的，越是失恋，情书就写得越好。你想啊，情人是谁？你怎能不在她（他）的面前尽展你的才华，扭动你的腰肢，（假如你有腰的话）孔雀开屏；如有必要，还得泣述，这也是写作必备的本领，要使她（他）动情，天啊！那是很难的。但上帝是公平的，假如你在爱情上损失很多，那么你就在苦情上得到回报，苦情不就是文学吗？林妹妹没有得到宝玉，才有了葬花词，凡•高也没白丢一只耳朵。不过，话说回来，我也不是一个过分执著的人，我宁可不当司马迁也不愿挨一刀。

邓：你喜欢读文学期刊吗？欣赏哪几位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

宋振邦：有时也读。当代作家我喜欢当时被划为右派和当过知青的那几个人，他们有生活，所感受的恰是中国政治经济改革发展的问题，像王蒙、张贤亮、高晓声等人，很多都不错。冯骥才、李国文、叶兆言、王安忆、铁凝、叶广芩、池莉，毕淑敏、彭见明、方方、李广智、刘庆邦等（找个时间专门谈）我也读。

邓：你喜欢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吗？欣赏哪几位作家？

宋振邦：喜欢，也很多，四大名著，我不同意这样列举。除了《红楼梦》，其它几部有些消极的东西，精神恍忽，思想芜杂；《儒林外史》也很好，还有《聊斋》（但它的思想杂），许多文人笔记都很好。屈原、庄子和司马迁的更好些，在中国，典籍整理方面的书很有价值，昭明太子文选，还有文艺论著文心雕龙，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的那套历代名著全译我有三十来册，挺好。近代的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很精。如果说中国文学群星璀璨，那么曹雪芹就是高悬于艺术天空的一轮明月，无人能及。

邓：你喜欢读外国文学作品吗？欣赏哪几位作家？

宋振邦：喜欢，喜欢的书和作者很多，另谈。我特别喜欢俄国和法国的小说，尤其喜欢普希金，屠格涅夫和契诃夫，果戈里，两个托尔斯泰；妥斯托也夫斯基有点病态的阴暗，把每个角色都置于拷问之下，审出你的洁白。苏联时期的卡达耶夫，特瓦尔朵夫斯基，肖洛霍夫，斯杰泮诺夫，费定（早年的欢乐三部曲）都很好。俄国的文学、音乐、美术在世界上都是一流的，那时我们读俄国和苏联作品多。法国的巴尔扎克，莫伯桑，司汤达和梅里美都很杰出；仲马（无论大小）的书读起来有趣，但确实不如雨果的批判性；英国的莎士比亚不用说了，但我读的不多，狄更斯很实在，有点苦涩。西班牙的塞万提斯，捷克的哈谢克（好兵帅克），美国的马克•吐温，杰克•伦敦也不错，印度的泰戈尔，他有那种淡静的哲理味道，总之我读书很杂。

邓：你是喜欢与文学圈子里的人交往，还是喜欢与文学圈子之外的人交往？为什么？

宋振邦：喜欢和一起走过来的老同学、老科研和老石油聊天，也喜欢和家乡的父老谈心。爱和文学青年，热情横溢的楞头小子、丫头闲谈，带着伤感欣赏他们，文学青年多半是理想主义者，我爱。市场经济兴起后，在火车上常碰到推销商，他们都是自来熟，一面大口咬着烧鸡，一面扔给你名片，谈起来也很有趣味，他向你兜售各种行贿的秘诀，谁知道多年之后，他们不会成为作家呢！我的意思是要有生活。

邓：你在乎别人对你的作品评头论足，说三道四吗？你愿不愿回应别人对你不怀善意的批评？

宋振邦：说我写的不好的人很少，几乎没碰见过。我不喜欢别人没好好看你的作品，漫不经心地贬低，争论就在是否该吸引别人的眼球上。有时候也以幽默相讥，有时候也就忍了，毕竟他不是掏你袋里的钱。审美观不同，要别人理解你不容易。

邓：你认为想像力和观察力哪个更重要，还是生活体验更重要？

宋振邦：对不同的人要求不一样。一般说，一个人最宝贵的是想象力。当然想写出好作品要有生活，要有对生活的正确的认识，不是理性的批判，而是审美的把握，那种醉人的沧桑感来自于阅历。许多年轻的朋友爱写长篇武侠、爱情，以编故事见长，但人物雷同，不感人，那是失败。写小说，就是写人，写性格，写情，就此而言，阅历对写作很重要，像我写家乡父老，一闭眼就在脑里，他们如霜叶斑斓，缤纷败落。

邓：你怎样看待文学的纯粹性和文学的商业性？你认为二者是对立的还是可以兼容的？

宋振邦：对于作者的创作态度来说两者是对立的。曹雪芹、凡•高要活到现在不是亿万富翁了？当时，即使他做个帮闲，也不至于那样潦倒。但正因为他们对艺术的执著（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才有今天的价值，这是我的主要认识，在市场经济下也有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也并不否定文学的商业性，文以载道，商也载文，对于作者，让更多的人看，才有更大的社会意义。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得让中间人获利，所以从经营来看，这是文化产品，和其它商品一样，出版，销售，如此，文学和商业两者是兼容的。假如读者多了，作者、出版和书商便都受益，这是良性互动。我们这个圈子里需要有眼光的书商，一个系统要各部分关联运动，有了系统效应，才有部分的效益。而对我们作者，就是要写好作品，出好作品是关键，在它身上才能体现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统一。

邓：仅凭写作的收入你可以较好地保证自己和家人的生活质量吗？如果没有单位的工资收入及其他福利保障，你能保持良好的写作状态吗？

宋振邦：上帝见怜，我不靠卖文度日。谁知道呢？这也许是我不太勤奋的原因，有利就有弊。

邓：你认为个人化的写作和媒体以及大众审美习惯之间的关系需要调整吗？如果需要，应该如何调整？

宋振邦：我写作，没有任何功利目的，没有领导给我布置任务，我不需要练习应酬文字，或许这正是价值所在。越是个人的，越是社会的，因为那是个体的真实。而人们和学者正是通过个体了解社会的，至于就整体而言，我不反对文学的社会责任，对于人民道德倾向审美取向的引导作用。但我不主张迎合低级趣味，我蔑视媚俗。如何调整？作者要深入生活，有正确的价值观感受社会把这种真诚的感受吐出来，尽力写出好作品，才是正路；然后，转化为别的艺术形式，通过媒体介绍，提高群众的审美趣味。另一方面传媒工作者也要提高自己的审美水平，不要追求什么大制作，搞那又丑又蠢的什么宴，搞那套感官刺激，迎合国外的偏见。

邓：有些人渴望成名要早，或为了出名而出名地昙花一现，而你认为文学就该这样玩一把，还是应该甘于澹泊，志存高远？

宋振邦：同意后者。赶时髦的东西，寿命不长。如果自己真诚面对艺术，本领也强，早出名也不是坏事，像王勃，白居易。

邓：在多种媒介齐齐上阵、疯抢滩头的时代，你认为文学是遭到了挤压，还是被彻底激活了？

宋振邦：两方面的因素都有。现在看电视的人多了，不愿意看小说，确是一种挤压；但另一方面，你看唱歌的人多了，但没有多少好歌词，多是假大空，不感人；电视剧也呼唤好的剧本，这对文学是个促进，写好歌词，写好剧本。我让孩子读原著，读原著的好处是激发你的想象，而电视剧是别人的理解，原著文字作用的是你的思想，而视觉冲击偏于感官。

邓：写作之人皆是具有饱满情怀的，你认为你比其他人在对待社会和生活现象上是更激进，更温和，还是更中立？

宋振邦：这要具体分析。但总的倾向我比较易于动情，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散文的缘故。我不太激进，年龄的关系，但我是非分明，不温和也不中立；也有激动的时候，看见大人斥小孩，就批评家长。

邓：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什么在影响或改变着你的写作？

宋振邦：生活的真实。我从不把自己的意愿硬加在人物身上，如《河村轶事》中的吴姨，古堡中的珍儿，从我的愿望来说都不愿意她们，但她们自己要死，她们的性格注定她们不愿狼狈地活在世上，质本洁来还洁去。还有瞎子何三，我曾经想把他写成了因引导下有抗日作为的正面人物，但了因不想，瞎子也不反抗。他们有了性格，活了，他们一但活了，就要自行其事，我的任务就是拿一个摄影机，把他们录下来，剪接，编辑而已。

邓：你的个人写作追求或倾向是什么？

宋振邦：追求自然，尽量按生活本来的样子表现他们，当然也要典型化，不把杂七杂八的都录上。我倾向抒情，触景生情，见了一个土地庙也抒情，举个例子做访谈之结。

在纯朴的乡民看来，土地爷有特殊的身份，在众神之中他是一个地位卑微的地方小官。经典小说里把他描写成一个拄着拐杖的白胡子老头，且不说孙大圣，既使本领低下的妖怪也对他呼来喝去。在那个动乱岁月，他使人想起维持会的跑腿的。再看他的供俸，那小庙只一人来高，比鸡窝大不了多少，洞门也仅容得一根蜡烛，且没有窗户。逢年过节，善人们便在他的泥钵之中插几根廉价的草香。偶尔放一个冷馒头，也常被乞丐拿走……更有甚者，那些家狗野狗跑经此处，还常常毫无羞耻的支起腿来，在风雨剥蚀的庙墙上留下它的印记。土地爷，他级别低下，待遇微薄，以那样老迈的年龄为人鬼神妖不同的阶层服务，任凭驱使，风尘仆仆，为穷人和富人、农民和工匠、乞丐和寡妇，在天堂、地狱和人间不停地奔波。只在逢年过节他会享受乡民们的一撮草香，还有那令人欣慰的小喇叭，善良人苦情的小曲……（见“难民老妪”）

邓：你的代表作品或满意作品有哪些？

宋振邦： 行吟集里的几部分，《风情诗点染》、《河村轶事》、《小镇风情》和《古堡残阳》，《乱世江城》还比较满意，《洛杉矶书简》里的藏经阁也很好。另外出版的书《猎人之子》和《千山之旅》（后者是一个集子其中中篇小说《钟子民》更满意一些。

邓：近来读到有什么让你心动的作品吗，有能否让大家分享一下？

宋振邦：原苏联作家普里什文的《大自然的日历》挺有味道。

邓：请问宋振邦先生，您是怎么学习语言，使用语言和创造语言的？我想请问先生：在市场经济一体化的今天，现代文学语言似乎也被一体代了，这种症候在小说创作，特别是在中短篇小说创作中表现为：小说的故事，结构等还算精巧，可语言去相对“贫乏”，“普通话”趋势越来越明显，作者使用的语言相互靠近，大大地减弱了小说的阅读趣味和审美空间，现在的作品语言远远地不如前辈作家们写出的作品那么有味道。

宋振邦：的确，如果说文学是大厦，语言便是砖头。对我学语言帮助最大的是古典文学和“五四”时期那些大家，除了我说过的鲁迅，还有郭老，冯至，朱自清，老舍，好多我不一一列举。还有那些翻译家，经他们译的外国小说，很美，像傅雷。此外，我还特别注意学习民俗语言。你们看我小说中妇女们的对话。我把经典和民俗结合起来，练出我的语言。举个例子，我在“玉镯情深”里，编了一只歌，三段，最后一段：

玉镯呀玉镯呀哥的护身佛，

枪林哪弹雨里你要守护着。

莫等那兵车从我的门前过，

空让我推开窗阁儿唤哥哥。

这里的词和句，又俗又雅，表达悲情流畅自然。

邓：请问宋振邦先生，能讲讲您小说里的美学方面的问题吗？小说里面的“骇人之情节”是不是近人之笔？

宋振邦：这个问题是我最爱和朋友们交流的，找个时间细谈，这里简略说两句。美源于真和善，善是什么？使人的进化向上，真是什么？是合规律。美源于善又分于善，高于善；鲜艳的色彩是美的，因为她是太阳下花的色彩，而花联系着果实；人体的曲线是美的，因为那是性和生育能力的彰显。基于这种认识，美是生活，文学中的美，就是要写出多姿多彩的性格，生活多样性之所在。谁能挖掘创造出新的典型性格，青史留名，像哈姆雷特、吉诃德、好兵帅克、林黛玉、阿Ｑ、《我这一辈子》里的巡警。情节是为了从多面展示性格，故意制造“骇人之情节”不足取。每个性格都有自己的情，情是性格的魂，就连风景也是人的情绪形象。

邓：我读过先生您的小说。

给我的第一感觉特好，先生是一个非常认真从事文学创作的人。纵观先生的作品，文字朴实，刻画的人物非常生动。先生是我们这些写手们学习的榜样，对我们今后的写作很有启示意义。

读先生的《柳堤埙音》，给读者展现出小说中人物的悲幸命运和一幕幕风俗画，人间冷暖跃然纸上。

读《摩登女郎》，子休的一句话：“江山都送给皇军了，家产算个啥！”这样的语言胜过情节。从作品的整体格调上看到了人物中的苦难生活和思想。文字干净利落。

写小说就是写人，把人写活了就是好小说。

读《小舅捉蟹》：……我咯咯地笑。一会儿，我们又悄声了……这样的细节很多，很真实。在细节中让读者也进入了那捉蟹的场景中体验到童年感受。“苦人”小舅七岁，生把蛇和蛋吃了。十五岁已经会很多农活，别人让他干啥就干啥。作者笔下的“苦人”在作品中一笔一步地活起来，把爱表达的那么细，真是一篇优秀的作品。

读《古堡残阳》这种散文小说，给人感觉特别美。作品中的人物、景物、场景让读者融入其中。用作者在《古堡残阳》49的评论回复里的话说：“我写五行八作三教九流，我熟悉社会各阶层人物在那个年代在那些民族和阶级斗争所展示的人性。”能过作者的努力，创作了三部优秀的作品。作者的创作精神是我努力学习的方向。

在以上作品中看到金艮先生与宋振邦先生一段对话：宋振邦先生对金艮先生说，在创作中尽量少用土话。于是，关于小说的语言问题就涌上了我心头。记得作家汪曾祺说过“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先生您的作品中的语言给人很深的印象，是一批散发着汉语气息的作品，也让我们写手们认识到文学语言的重要性。

读了宋振邦先生的诗歌，虽少，但作品贴近生活，并非风花雪月的东西。

读宋振邦先生的作品在美学上有美的对象，有美的意识，有美的感受，有美的欣赏，作品中美与善有着内在的联系，我不是吹牛，文友们去好好欣赏一下其作品，相信会有我同样的感受。

我认为美的本质存在于各种具体的审美对象中，具有丰富的、生动的形态。人们在生活经验中所接触到的美是多种多样的，有社会生活中的美，自然中的美，艺术作品的美等等。

美的现象形态丰富多样，优美、崇高、悲剧、喜剧（滑稽）只是最突出的几种，实际上还可以分出许多或中间、或过渡的种种形态或类型来。审美感受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它带有浓厚的情感因素。作家的生活实践是进行艺术创作的基础。艺术形象植根于现实生活。以丰富的生活经验为依据。

这里就要谈到作家的创作个性，也就是说是审美意识的特点与创作中的个性问题。人们对现实的审美意识，我举例，同样是描写俄国社会下层人民的生活，契诃夫对下层人民在痛苦生活的压迫下仍然保持着正直、善良、纯洁、温和的品性有一种特殊的敏感和深切的了解，高尔基则非常注意和珍视下层人民那种对美好生活的毫不掩饰的热烈的渴望，他们的乐观、开朗、无畏的性格。两人在塑造人物，语言的运用上各不相同。显现了作家的创作个性和审美意识。

宋振邦先生的作品中的语言也值得我们原创写手们学习。

小说的主要任务不是写事而是写人，先是要感动了自己，用情就不偏。当然文学修养，写作技巧也有关系。

宋振邦先生是一名有着深厚文学功底的作者，从作品中看到了作者放宽历史的视野，创作出这么厚实的作品来，可以说是捍卫了小说的尊严。

文友们问我对宋振邦先生小说的创作有什么期望。我的期望就是在宋振邦先生今后的创作中再贴近生活，再创作出一批现实主义作品来，把现今的底层文学和草根文学用自己的实力创作出更多的优秀作品供我们学习。

邓：谢谢宋振邦先生。

宋振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