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诗》读后感精选

《史诗》是一本由[美] 哈罗德·布鲁姆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59.00，页数：381，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史诗》读后感(一)：这本书，包括同系列几本，是不是都是摘录合集？

买了短篇小说那本和这本，回去翻看 短篇小说 那本，发现内容似曾相识，似乎都是从《西方正典》和《如何读，为什么读》那两本书里摘录出来的？是不是这几本都是中国出版社分类摘选，而不是作者原本就有这本书？

对于布鲁姆本人的著作评论，没的说，绝对是值得一读。而且他的观点和那些理论式的评论家不同，更近于读者，或者说他就是伍尔夫曾经评论过的 普通读者，也就是那种实实在在读书，然后讲出自己真实想法，并且还能感动后来读者，引起共鸣。

《史诗》读后感(二)：哈罗德·布鲁姆：我将文学批评的功能多半看作鉴赏

《文艺报》2017.03.10；电子版似乎被编辑去掉了引文的页码。

美国学者、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为切尔西出版社编辑文学批评文集，从1985年开始，已经出版了无数单行本。在这部丛书出版20周年之际，布鲁姆将自己发表过的导言重新整理，分6册出版，其中一册名为《史诗》。不过，翻看目录，会发现其所评论的作品，始于旧约《圣经》，终于哈特·克莱恩的诗歌，中间不仅包括了传统意义上被归为“史诗”的荷马、维吉尔和弥尔顿，还包括了日本的《源氏物语》、华兹华斯的《序曲》以及惠特曼《我自己的歌》。翻过目录，读者心中不免浮起一个疑问：布鲁姆所说的史诗，到底指什么？

毫无疑问，布鲁姆的定义与古希腊口传英雄叙事诗（以《荷马史诗》为代表）不同，也不限于其后在此传统之下文人和学者的个人创作（以维吉尔和弥尔顿的史诗为代表）；布鲁姆在《史诗》中讨论的作品，甚至可能根本没有诗的形式。或者说，该文集选择评论的对象，标准不在于通行的文学体裁，而在于作品内在的精神气质。布鲁姆说，贯穿但丁、《失乐园》中的弥尔顿、亚哈和惠特曼的英雄精神，可以归结为“不懈”，“或可称之为不懈的视野，在这样的视野里，所见的一切都因为一种精神气质而变得更加强烈”。

如何理解这种不懈呢？这种不懈所要面对的，是时间的永恒流逝。布鲁姆整部文集中都关注了时间与不朽的问题，他在这个系列的前言中就谈到：“时间腐蚀我们，摧毁我们，而时间更残酷地抹灭庸劣的小说、诗歌、戏剧、故事，不论这些作品道德上如何高洁”。在作品的世界里，主人公要面对无可避免的死亡，面对时间的摧残，他们的反应和行动决定了一部作品的精神气质；在批评家的世界里，时间会带来遗忘，会颠覆当下人们所尊崇的道德等诸多标准，故此批评家对作品的判断和拣选，不应以一时的风气为准，而应当考虑更能经历时间考验的标准。

厘清了时间对于作品和批评家的意义，也许就能更好地理解该书的主题和作者评价作品的标准。布鲁姆认为，史诗的主人公是“反自然的”，他们的追求是“对抗性”的。所谓“自然”，最大的力量之一，莫过于时间的恒常消逝；而与时间流逝的对抗，对永恒的不懈渴求，就成了伟大史诗的标准。于是，汇集在这部文集中的作品，虽然内容和体裁各异，涉及不同的宗教和信仰，文化背景也很多样，却都有一以贯之的内在气质。这种气质统一了这部名为“史诗”的作品。而对于批评家来说，面对时光大浪淘沙般的拣选，更应该将评判的标准放在作品本身。布鲁姆强调，他认可的批评标准只有“审美光芒、认知力量、智慧”三条，无关道德批评，也无所谓“相关性”；“在迟暮之年，我将文学批评的功能多半看作鉴赏”。故此，他惋惜劳伦斯因女性主义者的指控而“被彻底驱逐出英语国家的高等教育”，学生因此与一位伟大而独特的作家失之交臂。他反对把宗教或世俗之间的区别看作诗歌的区别，因为这有违纯粹的审美标准：“判断一部本真的诗歌比另一部更宗教或更世俗，在我看来，这种看法是社会或政治的问题，而不是审美的判断”。布鲁姆对上世纪60年代之后美国的文学系逐渐被各种“主义”所影响甚至主导的现状非常不满，在不同作品和场合中表达过自己的态度，反对套用各种“主义”来解读文学作品。他在《西方正典》一书中写道，西方最伟大的作者们颠覆所有的价值观，不管是我们的，还是他们自己的；我们不应该希望通过阅读西方经典作品来形成有关我们社会、政治和道德的价值观；“在我看来，服务于某种意识形态而进行的阅读，根本算不上阅读”。在他看来，这种态度只会毁掉好的作品。这种态度，曾得到很多认同，也招来很多批评和不满。

除了批评的标准和原则，布鲁姆撰写文学批评的方法也值得注意。布鲁姆的文章并不是写给专业研究者的，故此并没有采用学术论文的体例和写作方式；这些文章文风平实，语言流畅，风格介于杂文和随感之间，有时甚至有些天马行空，想到什么地方就漫开一笔，说些相关又无关的话——至于相关和无关的标准，则要靠每个读者来体会。仅举一例：布鲁姆谈及但丁及其传记时，想起自己钟爱的莎士比亚，于是便提起自己反复推荐给学生的莎士比亚传记。文集中并没有讨论莎士比亚的文章，可以说布鲁姆在跑题；但对爱书之人来说，读一本好书而又发掘出更多好书，乐莫大焉。有些漫笔似乎漫不经心，却也透露出作者的态度，比如提到学问淹博的弥尔顿，如今已不易被人理解，布鲁姆顺便抱怨了这个时代教育的贫乏：“我在耶鲁大学已有半个世纪，至今不曾听见某位同事评价某人十分‘有学问’。饱学之士已不时兴。”这样的议论并不刻意标榜客观，又常常出现在不经意处，令文章格外好看。布鲁姆对作品及其相关评论的批评，则往往极为敏锐通透，常有直指人心的力量。例如，布鲁姆敏锐地指出，西蒙娜·韦伊将《伊利亚特》读作“力量之诗”是一种误读，因为“她的灵自然是希伯来人的，而根本不是希腊人的，从而与《伊利亚特》文本格格不入”。在谈到维吉尔史诗时，布鲁姆说：“我们阅读《埃涅阿斯纪》之时，心下便会蓄疑，该相信这支歌本身，还是相信那歌唱之人。那歌唱之人虽与奥古斯都都有瓜葛，却依然在歌外蕴含了一种浑厚、绝望的意味，迥异于这部史诗昭然若揭的官方意图。”当然，读者可能也会在某些地方与布鲁姆有不同意见。比如，布鲁姆对于荷马史诗的若干评价似有失公允。布鲁姆认为《伊利亚特》的主人公阿喀琉斯稚气如孩童，认为“荷马式理想是角逐首席”；而且抱持这种理想的民族只关注一时胜利，并没有“在时间王国里角逐”。阿喀琉斯近乎孩童的率性、直接和执拗，正因为他是惟一确知自己死亡的英雄，死亡的确定和临近，令他比旁人更有紧迫感，从而更加直接和执著地追求他最想要的东西。角逐首席并不是荷马史诗的真正意义，也不是荷马英雄的最高追求；角逐首席更远的目标正是与时间对抗，因胜利而赢得不朽的声名，从而冲破个人生命和有限人生的局限。

虽是面向大众的评论，但要真正领会每篇文章、每句议论的妙处，并非容易的事情。如前所述，文集中所涉及的作品，跨度相当大，而以布鲁姆学问之淹博、视野之开阔，评论时往往纵横捭阖，对相关传统、类似的作品和人物、出色的学术批评作品，信手拈来，驾轻就熟。读者如果没有相当的阅读量“打底”，恐怕难以充分领会布鲁姆的论述。然而，读者们也不必因此气馁。该书（以及布鲁姆的其他文学评论集）既适合已有较大阅读量的读者通读，也适合读者在对某部作品发生兴趣时单篇阅读；更不妨将此书看作一个阅读线索，按图索骥，一本本去追寻布鲁姆推崇的好作品。很多时候，布鲁姆大段地引用原文，并没有过多论述，似乎是让读者自己来看看这些作品有多么美好，多么值得阅读和再阅读：读过的人可以重温这些难忘的时刻，而没有读过的，可能被就此打动，与一本好书相识。

翻译《史诗》并不容易。整体说来，中译本语言流畅典雅，可读性强。除一些难免的错译之外，还有一处不足，即遣词造句中用了较多生僻的词句，可能会给读者带来新的隔阂。布鲁姆的原文固然学养深厚，但并不晦涩，遣词造句之间，并没有给读者别设障碍。此处仅举几例。比如，作者说20多岁的弥尔顿在《沉思颂》中想象老年“sublimely picturing himself as a new Orpheus”，译作“颙颙卬卬地，自诩是新俄耳甫斯”，在文风和语意上都与原文有所偏离。原文第32页提到维吉尔成为某种proto-Christian poet，proto当为“原型”、“源头”之意，译作“典型基督教诗人”不妥。原文中提到的Jove和Jupiter实为同一个神的不同名字，译者分别写作“宙夫”和“朱庇特”而没有做任何说明，恐怕也会给读者带来困惑。一个较大的错误出现在原文第5页，布鲁姆形容J作者的雅威（对天主的古老尊称）除了有崇高、玄秘、争强好胜、好奇、易怒等特点外，也很heimlich。译者译作“隐秘”，但根据上文和接下来一段关于“人格化”和“神格化”的讨论，这里应该是要形容雅威也有日常化的举止：“明智地避免在近东溽热之时外出，喜欢在傍晚的凉气里散步……”等等。德文heimlich词条下，有一个意思等于heimelig，根据文意，宜译作“家常”。

《史诗》读后感(三)：布鲁姆的“阅读指南”

（刊于《晶报》2016年7月16日）

文/俞耕耘

哈罗德·布鲁姆，这个名字已然成为当代文学批评界的“金字招牌”。无数作品都因他的提点赏识，陡然变得声名斐然起来。他也成为外国小说腰封上的“高频词”。纵观布鲁姆的系列作品（《西方正典》、《如何读，为什么读》、《影响的剖析》等），初看都像学院派的“庙堂高作”，实则都在为公众浇灌经典意识和雅正趣味。他自言，“我受到更为充分的教益，学会如何为更广大的读者写作。文学批评是个人的行动，也是与公众接触的行动。”

正是沿循这一宗旨，74岁的布鲁姆接手了一个烫手山芋：为切尔西出版社编辑文学批评文集。“单独一个批评家汇集，推介如此庞大的一整套批评观念，确实可说是疯狂。”但布鲁姆完成了，我想这动力可以归结为：他将文学批评视为“史诗”事业，始终追慕英雄气概。译林出版社译介的《史诗》、《文章家与先知》和《短篇小说家与作品》让我们得以管窥布鲁姆的雄心。

1

翻开《史诗》目录，你也许会感到颇为费解。如果按荷马、维吉尔和弥尔顿创制的体裁标准看，史诗在现今早已绝迹。那么，布鲁姆又是从哪儿敷衍出一部纵横三千年，收录十九部“史诗”作品的批评集？很显然，布鲁姆的“史诗”，既非体裁，亦非题材，更不是体量上的“块儿大”，而是一种精神气质。在作者看来，史诗“具备的定义性特征是英雄精神，这股精神凌越反讽”。它的精髓在于不懈，“或可称之为不懈的视野，在这样的视野里，所见的一切都因为一种精神气质而变得更加强烈”。

在我看来，作者所选《白鲸》和《源氏物语》正巧妙映射了史诗气质的两极：一种是反自然的对抗，一种是渴望不衰的创造。我们要感谢布鲁姆的提醒，英雄精神不仅只是阳刚，也会有阴柔，它的关键在于主人公抱有怎样的渴望。布鲁姆举出一个反例或许更有意味：哈姆雷特是人类意识的英雄，却不是史诗英雄。因为，他的渴望往往既言不由衷，又少于行动。“他几乎从不说出自己的真正意思，说出口的话却极少表达真心。”

相比哈姆雷特，《源氏物语》中的光源氏就显得真诚许多。布鲁姆罕见解读一部东方作品，成为全书最具异域想象的篇章。“他是情切热烈的人，他的种种渴望是永恒的、不定的，”因为他本人就是一种渴望的状态。紫式部虽然有所责备，却痴迷于源氏对恋爱新鲜体验的“不懈”激情。这是女性投射下的“渴望之书”，讲述了一个“迷惘的英雄”自毁于不衰激情的故事。

《白鲸》中的亚哈船长在布鲁姆的眼里，也从一个偏执狂（始终拒绝承认白鲸是征服者）变为普罗米修斯式的英雄人物。布鲁姆在寻找亚哈看似执狂的原因，它竟出于对鲸之白色的恐惧、焦躁和反抗。白色既是自然神秘的力量，又是恐怖的威慑。以实玛利用“色彩的可见空缺”和“一种喑哑、空洞”形容白色，恰好说明船长对白鲸追捕背后是反抗异己自然的英雄伟力。

我们讶异，布鲁姆用如此宽泛的界定打破了“史诗”形式和内容的两重壁垒，直接上升到对内在精神结构的探寻上。为此，他别出心裁地发明了“散文史诗”的全新概念。《创世纪》和《出埃及记》可谓希伯来散文史诗，甚至《战争与和平》、《追忆似水年华》、《尤里西斯》与《魔山》等现代小说亦可放在散文史诗的“篮子”里，毫无违和感。

2

布鲁姆曾在《前言》中这样论断：“关于想象性文学的伟大这一问题，我只认可三大标准：审美光芒、认知力量、智慧。”在我看来，它恰好暗合三部书各自的批评视点。《史诗》看重对英雄精神的认知，《文章家与先知》看重作家本人的智慧，《短篇小说家与作品》则偏向对小说进行审美分析。

《短篇小说与作品》一改《史诗》中凝重密实的论述风格，疾风骤雨般品评了三十九位短篇小说巨匠，显得明快有力、精准微妙。作者在比较劳伦斯与亨利·詹姆斯时，寥寥两语就勾勒了短篇小说的两大审美类型。“如果说短篇小说的主要传统是契诃夫式的，与之相对应的模式就是卡夫卡-博尔赫斯式的，梦魇般的怪诞幻象。”

布鲁姆深谙，文学批评既离不开文学史的宏观定位，又要对作家进行风格化的价值重估。面对劳伦斯已经过时，并遭女权主义憎恨的偏见，布鲁姆显然有意辩驳。“《狐狸》的艺术性在于其完美的、不带情感的叙述”，“劳伦斯是个非常了不起的小说家，他不可能耽于明显的象征”。这些都在暗合劳伦斯的教谕：要相信故事，而不是艺术家。“伟大的故事很少只是反映某一种人性特征。”

短篇小说的本质并不在于篇幅，而是它浓缩作家才华，实现讲故事方式的高度纯粹。如凯瑟琳·安·波特用简洁的壮丽风格描摹了自恋之美。巴别尔以表现主义的洗练，反讽了犹太人在俄国生活是“上帝犯下的错误”。他展现暴力的方式又是如此的魅惑：在悲伤中咽下了犹太传统奇异的欢庆力量。

更精彩的是，布鲁姆看破了短篇巨擘们的悖论：才华有多出众，虚弱也会相应突显。菲茨杰拉德的短篇熟练而稳重，“犹如济慈的颂歌和海明威的短篇小说”，主要长篇则显得质量不稳且自我沉溺。对海明威，作者更认为其文体造诣比肩美国重要诗人，然而这天赋却很难适应长篇小说的要求。当长篇无力依靠小品的修辞支撑时，“海明威的失误是单调的重复”，甚至让人感到自我戏仿的尴尬。无论博尔赫斯的小说迷宫多么的繁复迷幻，他在日常叙事上终究显得空洞疲乏。“他所缺少的，恰恰就是浪漫故事的奢华”，“他的故事模式处处都透露着一种隐含的、对家庭浪漫故事的恐惧。”

3

《文章家与先知》可谓是布鲁姆看似最为突兀的“大手笔”。他甚至颠覆了传统文学范畴的归类原则。然而，如果细加考量，帕斯卡尔、克尔凯郭尔、尼采和弗洛伊德虽为思想家、哲学家，布鲁姆把他们“收编”进文学批评集，也显得很合情理。作者无疑用“大散文观”的宏观视野，描绘了思想型作家的两大脉络：先知力量的开拓者，充满智慧的文章家。

他们之间形成了一股合力：既有传统上的借鉴承续，又有风貌上的新变突破。卢梭是浪漫主义思想的先驱，在爱默生、梭罗、罗斯金那里浪漫主义又变了模样。“弗洛伊德是浪漫主义的理性主义者，但其丰茂的独创力将他从传统中解放出来。”那么，先知文章家到底有何效用？我想布鲁姆在论述塞缪尔·约翰逊时，就已强调了文章家强烈的主观预见和自身的伟大风格。它是不可效仿的智慧，“帮助我们找到自己，成为关怀的个人，而不是漠视自己，也漠视他人的个人主义者。”

如果说，布鲁姆的文学批评为何让人信服？这三部书或许能告诉你答案：一是他在作品惊罕的多样性里看到承袭的传统，二是他能微妙感知每个作家独有的“艺术神经末梢”。无论从何种角度讲，布鲁姆都更像是文学批评界的“族长”。因为，他总是先找寻一位作家与前辈的“亲缘关系”，确定传统，再探究作家各自的“基因突变”，发掘其对传统的反抗与跳脱。从而，“影响的焦虑”这一主题才会反复出现，经久不衰。

“在迟暮之年，我将文学批评的功能多半看作鉴赏”，这鉴赏又融合了分析与评估。因而，这三本书看上去更像是丰盈版的“导读指南”，微缩版的“作家小传”，还附带了“私人书单”与“经典提要”等贴心功能。然而，就在这看似通俗的背后，却隐匿着布鲁姆重估作品价值，寻找作家谱系，建立崭新分类，扩大批评视野的伟大尝试。

http://jb.sznews.com/html/2016-07/16/content_3572541.htm

欢迎订阅我的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