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宗教》读后感100字

《中国的宗教》是一本由[德] 马克斯·韦伯著作，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68，页数：416，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的宗教》读后感(一)：韦伯不过时

韦伯对儒教（就其“迫害”异端、消灭后者的俗人共同体而言可称之为宗教）的认识是很到位的。从政治合理主义的东周士人阶层，到传统主义的帝国儒生的演化过程，伴随着君主统治术从卡里斯玛的霸道，向传统主义的“王道”转化。然而，在庶民眼中，和平化帝国的君主和优等儒生都拥有某种卡里斯玛（对君主而言，或许从战士的卡里斯玛演变为了巫师的卡里斯玛）。因此，入世的儒教虽然鄙视巫术，却难有现世除魅的强大动力。不论其经济伦理的内容如何，都不可能像入世禁欲伦理那样孵化出新秩序。 韦伯对道教（不区分道家、道教是非常合理的）的认识虽然受制于当时的汉学水平，但大体结论是不错的。老庄无疑是一种神秘主义取向。而要求道民过禁欲主义伦理生活（虽然也不乏秘仪）的正一盟威之道，却只是昙花一现，因此现世除魅从未达到本来可以企及的高度。后代的道教（尽管韦伯加入了很多不纯粹的成分）被视为由“巫术而非生活态度决定人的命运”，无论姜生怎样梳理六朝道教的伦理条目都无济于事。

余英时的反驳很大程度上也不能成立。新儒家受新佛教（和新道教）的“在世”神秘主义（而非禁欲主义）伦理影响，发掘出相似的修炼技术及其背后的紧张性。然而这些都只是用来加强旧伦理的内容，从来不能真正现世除魅，也不能真正发扬商人伦理。

《中国的宗教》读后感(二)：《儒教与道教》小记

纷乱的宝库。其实本书可以说是一部分析中国（旧）社会的百科全书，每一章都能成为一个极为复杂的专论，因此细节之处多有可讨论的余地就不奇怪了。前四章和后四章的关系是理解本书逻辑的难点。如果说前四章是讨论“物质”，后四章是讨论“心态”，这种二分显然不合文本。如果说前四章是支配社会学，后四章是宗教社会学，看来也远没有那么分明。按照韦伯的自述，前四章显然应该是后四章的“准备”，但这种准备是什么意义，其实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韦伯也许是认为，前四章所述的结构——无论是经济结构、政治结构还是心态结构，本身均奠基于某种精神结构，或可以被独特的精神“力量”所打破。如第二章结尾，韦伯在分析完中国的家产制国家结构后，列举了欧洲近代的五大革命，并提问中国是否有这种“革命的力量”。因此，似乎可以说，韦伯在前四章讨论的是常态化的结构，而在后文寻找的是颠覆性的力量，或者用《宗教社会学论文集》另一处的概括讲，是“创造历史”的力量。

那么，“（常态）历史”与“创造历史者”，这可能是韦伯探究“现代资本主义发生”时的一个基本结构，也是一个寻求力与力的紧张状态的姿态。就此种“风格”而言，我们还可以在韦伯的写作中找到更多的证明。

而在“宗教社会学”系列中，韦伯要找的颠覆力量注定是一个特殊阶级，而不是普通大众，或者泛论的社会成员。确实如此，第四章的结尾提示我们，后文的中心将转移到“中国人的‘ethos’”，这种ethos实质是“官僚阶层和官职候补者所特别保持的态度”。韦伯随后紧接着谈的，也是士人阶层。这是“宗教-宗教担纲者”这样的论述结构。

总之，大体上，可以说前四章是中国社会结构的泛论，也是一般今天讨论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维度（黄宗智论小农内卷化、费孝通论双轨政治，乃至Tilly谈的战争创造现代国家，这里其实都有涉及）。后四章乃回到“理性化”的维度讨论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西欧资本主义，而其聚焦方式和韦伯的原计划一致，是限制在中国社会典型的life conduct及其担纲者——“官僚及其候补者”身上，道教则是作为担纲者宗教的儒教的补充性结构被分析。如果要清晰说明这种论述结构的合法性，只能回到韦伯一般的社会理论中。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韦伯的“理性化”理论也无异于在对“泛论”维度的社会学学说提出一些保留。如果说战争总是能创造现代国家，那么韦伯一方面用这个思路解释了中国的国家行政如何经由春秋战国而获得了理性化的洗礼，一方面也用中国的例子说明了不同的理性化轨道给文明带来的差异之大。如果说“过密化”指出了中国传统农业经济发展中的特殊因素，那么韦伯一方面突出了这个结论，一方面也指出了这种“中国特色”的根本不在于人口自然增长，而源于中国社会整体的结构与精神底色。

《中国的宗教》读后感(三)：课堂小记：更广泛脉络下韦伯关于中国宗教的理解

问题意识的起源及问题意识：

1、起源：韦伯宏观地假定宗教是形塑文化的主体，且把中国的宗教作为观察世界宗教伦理（印度、中东及欧洲等）的案例之一。在观察世界宗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韦伯采取的是理想型的比较，因此化约了较多社会现象复杂的因素，总体上观察不同的宗教类型。

2、问题：宗教与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关系？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起资本主义经济？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主要论点：

由于欧洲展现出其特有的禁欲新教伦理以作为精神的动力，因此能发展出理性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

解析：加尔文教的动力在于“启示宗教”。

加尔文教认为，人因上帝本身得救，非仪式和金钱所能收买，上帝的意志无法简单的获得，要通过耶稣的救恩。上帝的“召呼”（不幸的展示），天职，预定，秘密。

上帝既全能，为何出现上帝的对立物？因为上帝制造人，人有自由意志，故人可以背叛上帝。期间，人会因自身的堕落而陷入有罪的状态。通过观察人类的世间行为，上帝进行审判。因此，宗教意志内化成个人意志，从而制造一批谨慎和勤奋的人，形成特定的经济伦理——资产阶级资本主义。

韦伯运用了扳道工的隐喻，认为把启示宗教扳到资本主义的经济伦理。

延续欧洲中心论、欧洲标尺、新教经验观察中国《儒教与道教》：

中国之所以没能成功地发展出理性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主要在于缺乏一种特殊宗教伦理作为不可或缺的鼓舞力量。中西比较之下，“物质上”的条件并无多大区别，但是：

1、没有启示宗教的渠道和动力——中国作为一种理性发展（“主智主义”）、制度发达、文化悠久的代表，缺乏超越性资源；

2、已存在的理性化观念——中国从官僚、家庭（氏族）等获取“理性”权威，宗教权威受到系统的抑制，缺乏启示宗教、先知型、理想型。且中国没有真正的先知通过复振对科层制进行改革或革命——进而，韦伯认为中国宗教文化是受压抑的文化。

3、拥有强烈到无可比拟的精打细算与知足常乐的心态，因无组织而无法在经济层面上产生伟大的、讲求方法的营业观念（近代资本主义的先决条件）。

具体而言：

儒教，作为支配性的终极价值体系，始终都是传统主义取向的，对于世界所采取的是适应而不是改造的态度。（儒教的理性主义）

道教，作为异端的主流，因为本身彼世神秘主义和巫术的传统，而无力扭转儒教的传统主义。结果是儒教的传统主义始终把持住支配的地位，连同士对经济生产经营的兴趣缺乏，使得社会经济无法朝向西方资本主义之途演进。

摘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