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大帝国史》读后感1000字

《中华大帝国史》是一本由[西] 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6.00元，页数：330，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华大帝国史》读后感(一)：鲁莽之一种

就内容而言，加个前缀，编入中华书局的 “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更合适。作为“汉译经典”，实在勉强之至。关于当时的印第安人与中国人在生活宗教习俗等很多方面的相似之处，或许是第一本提到这个问题的。

就编译者的能力看，处处可见鲁莽草率的态度，涉及中国的宗教谱系的诸神，政府官职的称谓，连相关的书籍也不查证，不是胡乱“安排”，便是直接用原文替代，堪称冒失。

问题种种，不一而足。不值再提。

2012.4.22

《中华大帝国史》读后感(二)：明朝时的骄傲

通过西班牙教士，我们看到了明朝时的不可思议，帝国的富庶，繁荣都让一个外人感觉吃惊。一般外国人进入中国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传教，传播上帝的福音，他们称中国为恶魔所统治，此恶魔不是什么皇帝内阁之类，而是说中国人的信仰被恶魔迷信所控制，对他们来说只有基督上帝才是人类真理信仰。读了本书基本上就感觉是什么都得跟宗教打交道，印象最深的是，教士他们看到了中国的繁荣感到吃惊之余时，总忘不掉说如果中国皈依我主基督，就更...由此看来，进入中国的外国人根本没有一个是完全以游历为目的的，总是带着有色的眼睛。记得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个南非白人在深圳居住的视频，他说中国的普通餐厅的食品近似白给，意思就是说对他来说很便宜，而在这本书中，500年前的中国，那时外国教士们也是多方阐述中国的食品近似白给。其实中国现在世界工厂的地位与其说是现在奠定的，还不如说这就是历史的必然。通过本书还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法律相当严厉，不管是对于百姓还是官员，都有一套系统的约束。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教士们阐述中国街道的干净，大街上厕所设施很多，人民睿智聪慧，不怯弱，中国的女人深居简出。通过本书看以看出当时的中国的确是傲视全球的，国外以和当时的明朝友好往来为骄傲，那时的传教士普遍钦慕中国，讨厌鞑靼。

《中华大帝国史》读后感(三)：杂谈

历时几个月（自己都记不清是什么时候借的书了），终于把这本书勉强看完（其实是翻完）了。刚开始认真读了这本书的序言和第一部的第一、二卷部分，然后搁置了很长一段时间，最近又对后面的章节匆匆一瞥，原谅我一个理科生对这种叙述的无感吧…… 还是简单谈谈感受吧。书中描述的中国物产丰富、工艺精湛、科技发达、经济富饶、社会治理体系完整、人民安居乐业，因此引发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无限向往。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作者门多萨在书中数次提到要“将中国变成天主教国家”，他可能想给中国带来的是拯救、是洗礼，但更为当时的西班牙统治者制定对华策略提供了依据，更加激发了他们打开中国大门的欲望。 书中的描述虽然不一定准确，但还是了解了一些知识。比如：每年皇帝派遣御史巡视各省官员的工作，这不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巡视工作吗？御史的微服私访，这不就相当于明察暗访吗？“谁也不能通过贿赂和靠关系而当官，只有那些有能力、有足够政绩的人才能升官。在一地出生的人不能在同地当巡抚、省市的总督和法官。据说，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因裙带关系和友谊而出现的处事不公的现象”，对这个描述的真实性我存疑，但我想这不就是我们当前所需努力的方向吗？所以说，我们老祖宗的智慧真是无限的，中华文化真是博大精深。

《中华大帝国史》读后感(四)：重新梳理两千年世界学术名著

摘自《文艺报》 作者： 兴 安

西方学术思想的引进，对中国近代尤其是20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启蒙和变革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一代又一代的学人满怀着爱国、强国和富国之心，对外来的科学和文化倡导“兼容并蓄”的理念和原则，探究西方文明的根源和脉络，使中国知识界和普通大众更多地接触到世界多元的文化意识形态。1949年以来，新中国的出版界和学术界在这方面更是不遗余力，为中国与西方的文化和思想交流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之后是三联书店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李泽厚主编的“美学译文丛书”、陈燊主编的“二十世纪欧美文论丛书”、湖南美术出版社的“实验艺术丛书”、上海译文出版社的“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未名译库”以及近年译林出版社推出的“人文与社会译丛”等，从出版规模、学术价值和影响力等各方面来说，都值得我们瞩目。

从2011年开始，译林出版社与北京凤凰壹力文化有限公司共同打造和推出了“汉译经典”丛书。该丛书计划出版600余种，是目前国内同类项目中最大的出版规划。丛书共分5个学科门类：哲学、宗教、心理学、美学、语言学；政治、法律、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历史、考古、地理；自然科学。分别以蓝色、绿色、棕色、墨绿色和红色划分。丛书今年预计出版100种，从目前已经出版的第一辑的20多部书中，既有柏拉图的《理想国》、卢梭的《忏悔录》、亚当• 斯密的《国富论》、赫胥黎的《天演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新论》、荣格的《心理学与文学》等我们耳熟能详的西方名家名著，也有我们不大熟知的维特根斯坦的《文化和价值》、卡伦• 霍尼的《我们内心的冲突》、魏宁格的《性与性格》、胡安• 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等。魏宁格被誉为奥地利的哲学奇才，《性与性格》是他23岁时的博士论文，他曾将该书的大纲献给弗洛伊德，却遭到弗洛伊德的轻视。书出版后，魏宁格曾说：“我面临着三种可能：绞架、自杀，或者连我自己都不敢想象的辉煌。”不久，魏宁格饮弹身亡，自杀于维也纳贝多芬的故居。他的死，使这本书获得空前的轰动，畅销欧洲。弗洛伊德后来也不得不承认，魏宁格确实是“天才”。《性与性格》对斯特林堡、维特根斯坦、拉康以及近年在西方学界走红的齐泽克都有过深刻的影响。

《中华大帝国史》是西方人编写的中国史，温家宝总理曾高度评价这本书“是西方第一部全面介绍中国历史、文化、宗教以及政治、经济概况的著作”。专家认为，正是由于这部书的出版，使欧洲人对中国充满神秘色彩的“想象”，转化为了“现实”的认知。

尼采绝对是承前启后的西方古典哲学和现代哲学的大师，他对20世纪文化的影响无人匹敌。国内他的作品译本很多，“汉译经典”丛书选择的是周国平的译本，有《悲剧的诞生》《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偶像的黄昏》等。周国平研究尼采多年，且身为作家，所以他的译文准确流畅，饱含诗性。

王亚南和郭大力是马克思著作最早的中文译介者，也是著名的经济学家，他们翻译的《国富论》《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剩余价值学说史》和《资本论》对中国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及新中国社会科学理论的建立和发展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据两人的后代回忆：《资本论》的翻译工作，是他们在抗战时期的颠沛流离中进行的，断断续续花费了十年时间，最后在沦陷区的上海租界秘密出版，当时两人只有30岁左右。宋庆龄、冯玉祥、邵力子和毛泽东都读过这个译本，并给予了高度评价。

入选“汉译经典”出版计划第二辑和第三辑的还有法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哲学家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道德与宗教的两个来源》《材料与记忆》；英国数学家和哲学家怀特海的《观念的冒险》《宗教的形成• 符号的意义及效果》；德国哲学家W•本雅明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单向街》《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摄影小史》等。知识社会学在中国学界是一门新兴的也是相对冷僻的学科，丛书选择了德国社会学家、也是知识社会学的创始人马克斯•舍勒的《知识社会学问题》，以及曼海姆的《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21世纪以来，俄罗斯近现代思想研究在国内知识界几近显学，尤其是别尔嘉耶夫的自由主义哲学影响了一批知识分子。“汉译经典”第二辑收入了3部俄罗斯思想家的作品，分别是别尔嘉耶夫的《俄罗斯的命运》、恰达耶夫的《哲学书简》、费奥多罗夫的《共同事业的哲学》。自然科学和生命科学是“汉译经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第二辑中入选了3部，分别是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斯科特的《数学史》以及卡斯蒂廖尼的《医学史》等。

对西方当代学术名著的发掘和引进是“汉译经典”的一个重要目标，从第三辑开始将选入当代学者和艺术家的作品，其中有斯洛文尼亚哲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的最新著作《欢迎来到实在界这个大荒漠》，还有法国哲学家德勒兹、拉康和英国当代艺术家弗朗西斯•培根等人的理论作品。

总之，“汉译经典”可以说囊括了两千年来西方乃至全世界思想界最全面、最权威、最深厚的研究成果。人类历史经过几千年的沧桑变幻，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和伟大的思想，它是我们全人类共同的遗产，需要我们一代代薪火相传、发扬光大。“汉译经典”正是对这些人类文明成果的继承、再现和重新梳理。我们相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我们的头脑和心灵，才能真正建设一个文明的完美世界。

《中华大帝国史》读后感(五)：由来已久的虚弱和敌意

降生在此国土，生活久了，会把很多事情当作“自然而然”，心理上总会有一种“理所应当”的淡然、漠然，连察事的目光都变得呆板、沉寂。

乘着阅读，回到书中描述的5个世纪前，那个竟然不知可称为“此”，或者“彼”的国土，西班牙人将之称为“中华大帝国”。

似乎不得不相信，这些忠实的上帝使徒有着单纯的思想，他们来到正处于明代的中国，过程颇费周折——他们要跨越的不仅是海洋，还有明朝帝国森严的体制和世故人情。

这些西班牙传教士翔实记录了旅途见闻，纯洁的灵魂完全可以为记录的真实性做绝对的担保，所以读者似乎无法放心地把这本书当做小说来读，也无法放任傲慢对之加以嘲笑，不过，可以借此对帝国历史做一番“另眼相看”。

“有翔实的证据表明，这个帝国的第一批移民是诺亚的孙辈。他们乘坐上帝为拯救诺亚而下令制造的方舟从亚美尼亚一路航行，后来洪水退去，方舟停止前进。他们寻找适合他们生存的土地。当然，他们再也找不到像中国这样土地肥沃、气候温和的地方了。”

本书多处指出，当时的中国人被魔鬼诱惑，而他们崇拜的也是魔鬼，传教士之所以要到中国来，是出于“善意”，是要把基督的福音为这些被蒙蔽的人撒布。

我不愿说教士们“天真”，确实能看出这些人的圣洁和纯真。然而，他们也“固执己见”，在漫长的中世纪，他们所代表的的宗教与所谓的异教之间的战争就是“执着”的恶果，他们也许没有发觉，那些以神为名的屠戮早已打破了“博爱”的本怀。

西班牙传教士试图用神学来“理解”中华大帝国的信念与哲学，这么做有些牵强，也很辛苦。他们试着摹画帝国信仰中的“神谱”，但是又缺乏对释、道、儒、鬼等帝国信念的了解，而在与中国人的交流中、在图书的转译中很可能有讹误，所以他们构造出的关于帝国社会信仰生活的描述更像是“故事”。也许，传教士们也没有发现，他们与中华大帝国的初次相遇，已经暗含了“敌意”，这种“敌意”将在日后成为残酷的战争。

“……为了臣民过一样的生活……”

在西班牙传教士看来，中华大帝国有严厉的人身管控制度，没有穷人可以公开乞讨。帝国之内，没有“闲人”，人人都在“劳作”，即使是盲人也在磨米、磨面，或拉风箱。书中还提到“皇家收容院”，需要帮助的人在“穷人法官”的治理下，都会得到适当的“安排”。

看起来，这本书反映的中华大帝国官制冗员、社会封闭，总体显示出稳定态势，但缺乏活力。很明显，当时的政治、官僚对社会生活影响过大，在“正统”社会的边缘造成了流民潮。这些流民在“主流社会”中难以立足，与“官方社会”对立，成了海盗。书中说，中国人惧怕海洋。此话不错，能概括中国人对“稳固”的向往和依赖，对“不确定”和冒险的厌恶。但是，这种贪图安逸的心理会不会是专制高压下才形成的懦弱呢？这个问题类似于“人塑造体制，或体制塑造人”一时难辩。

反观这个西班牙传教士认识的中华大帝国，能感觉到这个庞大帝国秩序井然，却毫无活力，甚至表面强盛，却在细微处无不显示出虚弱，而森严凛凛的官僚体制下，腐败、低效难以掩饰。

明朝的政治高压，到底是在塑造臣民，还是小人？

一段故事。细思极恐！

书中记述，西班牙传教士途中偶遇明朝海军将领，此人名为王望高。王望高率军前往菲律宾海域追讨海盗林凤，逃亡中的林凤试图攻占马尼拉城以据守。就这样，马尼拉城内的西班牙守军和一路追捕海盗的王望高碰了面。

王望高决定把传教士带去中国，是出于这些西班牙人会把海盗林凤被围困的消息带到他的长官面前，因而他可以由此解脱追伐不力的罪责。当时，王望高夸下了海口，说了不少漂亮话，甚至表示这些传教士去中国不会被伤害，而他宁愿留下来做人质担保。王望高如此地殷勤，有讨好西班牙人的意思，也是在想办法逃脱明朝的政治高压。

在带领传教士归国途中，一位明朝的海岸守卫将军与王望高发生争夺功劳、争夺赏赐的事端。作者也许无意，但是却让我们窥探了官场的阴险。在西班牙传教士到达中国之后，王望高又跟海岸守卫将军的手下交恶，不过最终，两人商定平分赏金。这些细节，都被西班牙传教士看在眼里，又都被呈现在我们今人面前。

在护送西班牙传教士返回菲律宾时，王望高得知，被西班牙军队围困的海盗林凤突围逃跑，他一下子气急败坏起来，甚至要丢下那些传教士。后来，王望高在与西班牙人的关系中显得十分冷淡，与初遇时形成强烈对比。

这个被记述下来的帝国将领，反复无常、唯利是图，此与帝国礼仪表现出的虚张声势、铺张浪费也有着微妙的对照。

西洋传教士认识的中华大帝国，秩序井然，却毫无活力；森严的官僚体制下，腐败、铺张、低效的弊病难以掩饰；甚至表面强盛、严酷，却在细微处无不显示出统治的虚弱；国民在高压下胆怯、扭曲、愚昧，甚至缺乏道义的风度……这些对中华大帝国“虚弱”的描述被他们带了回去，数百年后，那个西方世界将乘着化为战舰的敌意再来，迫使这个故步自封的帝国走向新的时代。

作为阅读者，如果你在担心这种由来已久的病态影响至今，那么说明你还在关心这方国土。如果至今你还在为助长这种种病态的遗毒有所作为，那么请把“良心”从你的人生字典中永远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