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科的奠定读后感摘抄

《传播学科的奠定》是一本由胡翼青著作，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6.00元，页数：291，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传播学科的奠定》读后感(一)：可欲的反思何以可能？

锋芒毕露的祛魅之作，全程脑补一人磨刀霍霍，大喊“杀杀杀杀杀杀杀”，或手持机关枪突突突地扫射，夹着反讽调侃与阴阳怪气。虽然听着不像啥好话，但在超脱编年史的型构囹圄后，作者确乎以一种贴近“原始传播学科”气质的方式（哪怕看起来有辱斯文、杀气腾腾），以人物为点，时空作经纬，问题当驱动，反思传播学学科的“原罪”与合法性。

本书解答了先前挤压的一些疑问，那些在传播理论课上的被教材画框钉住的静态凝固物，被历史的望远镜与放大镜一照，变得生动起来，再次复活了声音、色彩与质感。

但同时，也招引出更多问题，比如谈论的究竟是哪个意义上的“传播学科”？黄旦老师在序言提出的问题尖锐：“矛头所对的是传播学科形成的基本前提，是在诸种必然或偶然因素中美国传播学科制度化后的面貌，抑或是其先天不足丛而为传播学科带来的消极甚至负面后果？”

此外，作者提出了学科的两难困境，边界的封闭与开放，与政治的合谋与反抗。一些问题不可分，似乎又不可解，存在主义式的“意义需要”和“虚无觉察”在此汇聚。

但除却普遍意义上的学科困境，除却政治与学术不可避免的相互纠缠，除却西西弗斯式的无奈与希望，然后呢？炮轰之后，掘墓之后，游荡于废墟之上的，似乎仍是旧日的幽灵。如若如此，可欲的反思何以可能？

黄旦老师在序言也说了，本书的焦点略显“漫漶”，“辨析的锋利多于理论批判的深度”，这并不是将本书一棍子打死，而提出更为殷切的期许：可欲的反思何以可能？可欲反思的探索也许已然开启。

《传播学科的奠定》读后感(二)：《传播学科的奠定》笔记碎片

一、1935

芝加哥学派谢幕，当代意义上的美国传播学科真正登上历史舞台。

拉扎斯菲尔德认为，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研究模式可鞥不符合社会科学研究模式的发展趋势。他在《实证社会研究的社会学》中表示，芝加哥大学缺少一个类似应用社会研究局的专业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并把政府、企业、学术研究全面联系在一起。

很多学者认为，芝加哥学派衰落更关键的原因是美国出现了新的社会学研究范式，这种新的范式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结构功能主义登上历史舞台。他们认为，时间大概在1937年，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的结构》问世，“芝加哥大学排斥的定量研究取代了定性研究成为主导性的经验方法：”，托马斯·库恩所谓的范式转换悄然发生。

但是这种解释也存在问题。一是因为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往往不会出现范式之间的相互取代，而是各自发展，而且，定量研究并不是结构功能主义的专长，芝加哥学派也有定量研究。二是《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在当时反响平平，帕森斯本人也并不是完全赞同实证的定量研究。

二、1941

默顿与阿多诺不同。尽管他小心地保持着与拉扎斯菲尔德式实证研究的距离，仍然强调社会学理论层面的开拓，但是他还是在各个方面支持着拉扎斯菲尔德的研究。

在拉扎斯菲尔德的引领下，以科学社会学和社会学理论为研究方向的默顿开始对传播研究产生兴趣，并且在这一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他的传播的负功能、地位赋予功能启发了议程设置理论，他的社会规范强制功能启发了沉默的螺旋、第三人效果、传播仪式观等。

默顿的结构功能主义与拉扎斯菲尔德的实证研究结合在了一起，形成了经验性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

五、1938

5W模式是拉斯韦尔一系列一脉相承的思想的最终产物。拉斯韦尔的博士论文《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中其已有雏形，全书内容可以分卫宣传组织、宣传内容、宣传结果三大部分。《政治学》一书的副标题是“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这与5W模式的“谁说什么对谁通过什么渠道产生什么效果？”有相似之处。

但5W模式同样标志着拉斯韦尔的一种转向。过去他关注的焦点是整个宣传的过程（比如拉斯韦尔的博士论文），他关注问题的视角体现了一种时间维度（社会进程而不是社会结构），这是一种芝加哥学派的特征。而5W模式则更多体现为一种侧重于空间维度的视角，强调的是传播的结构、要素及其关系，还有它们的功能。他甚至从5W模式延伸出传播研究的五大领域，从而为未来的传播学进行结构性规划。这种结构性规划将拉扎斯菲尔德和霍夫兰等人的传播研究项目整合在了一个体系之内，为施拉姆的学科设计奠定了坚实基础。

5W模式对于传播研究产生了两个重要影响。其一，为效果研究的主导性地位留下了空间。其二，把传播看作传播者控制受众的手段，具有传播者主动性和过程单向性、线性等特点。

5W模式本身没有创造性的理论建构，但是上述两点获得了传播研究者的认同，并概括了当时所有重要的传播研究者正在进行的工作，可以把社会学的取向与心理学的个体主义经验统一在一起。

《传播学科的奠定》读后感(三)：从知识到学科，从知识分子到御用文人

因为许多原因，一年之中，这本书我前前后后读过四次。第一次刚接触传播学时一堆名词乱窜，到现在才对本书的线索，观点，方法论，以及价值立场有了一些粗浅的了解。初读是抱着为考试寻固定知识点的心态来读，所以通篇读下来竟发现什么都没有，多次读罢才发现，考试的答案是由定论和“学科神话”构成的，而《奠定》这本书完全是为着揭露学科神话而来。所以，它没有考试的答案。

从主要内容来说，所谓学科的奠定，就是知识“神话”的发生史。神话本没有错，只是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当知识无法创新，我们只有反思神话，以期寻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从结果论来说，我们似乎又回到了起点，找到传播学科的源头，开阔了视野，但事实上也没有解决问题，而只是得出了一个悖论：既满足主流意识形态需要，又实现学科自我发展的专业意识形态是根本不存在的，我们需要不断的建构传播学科，可能又会成为神话，但后人又会将它打倒，不断的重构。这似乎是个死循环，真理不能穷尽，我们能做的只是尽力搏上帝一笑。

【纵向大视野】

之所以说是大视野，因为《奠定》所思考的不仅仅是传播学科的问题，而是复合层次的知识历史的思考，也是知识分子的自我思考。在这里，笔者从微观到宏观进行一层一层剖析。

其一，传播学科的问题：胡翼青老师挑战了一系列传播教科书的定论问题。芝加哥学派缘何衰落，芝加哥学派的传播思想遗产究竟有多重要，哥伦比亚学派真的是结构功能主义范式吗，法兰克福学派与哥伦比亚学派真的天然对立吗，四大奠基人的神话从何而来，耶鲁学派的个人主义、行为主义范式为何成为传播学科主流范式，传播学科为何有了科学主义神话，主流范式中的哥伦比亚学派和耶鲁学派是铁板一块吗，施拉姆的学术价值观是什么，对传播学科影响有多大，李普曼的地位如何，等等。这些问题从来都是被作为传播学的默认前提，而当这些前提成为研究问题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它们未必是不可撼动，或者未必天然如此。胡翼青老师不断的询问为什么，最终我们似乎找到了学科危机的原因。

其二，美国社会科学发展史：在胡翼青老师的视野里，传播学科是置于整个美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历程中来讨论的。胡老师是社会学博士出身，有社会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历史积淀，因而本书的视野十分宽广。传播学科，在这里是指美国科学实证主义指导下的传播学科，它是美国社会学，美国社会心理学的产物。虽然我们常常把新闻传播联系在一起，但是传播学科作为一种科学主义的社会科学，它和新闻这样一个人文化的领域相去甚远，传播学科是一个统计化的体系。而《奠定》一书在揭示传播研究如何从一个“开放综合的研究领域”变成了“封闭而有着严格边界”的社会科学。

传播学科作为美国社会科学的一部分，它的诞生、起落、学派更迭与整个美国社会科学的命运相连，因为在传播学科诞生以前，研究者都来自其他的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胡翼青老师认为，美国社会科学的范式变迁与整个社会变迁有着莫大的联系。社会变迁导致权力主体（政治和财阀）需求的变迁，权力主体掌握着资源和社会地位的钥匙，决定着主流意识形态。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影响着知识主体（知识分子）的研究取向，以利益与地位来引导或迫使知识主体的研究向权力靠拢。

20世纪美国的社会崛起与迅速工业化，社会科学与权力合谋，主流需要能服务于社会控制的知识。自由进步主义的芝加哥学派衰落，而代表新教精神的韦伯受宠。两次大战，战后冷战，服务战争，服务国家的知识号召，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迅速改变，不论是批判的理论，还是中立客观的研究，只要无助于国家决策，它必然就会失去支持。而对传播学科来说，正是由于战争与冷战，知识分子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双向选择，最终发现只有行为主义的精确的定量分析才能满足权力的要求。而施拉姆也是在专业意识形态与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权衡中塑造了传播学科。

其三，知识社会学的历史观：胡老师认为，知识的历史，学科的历史，并不是学科“神话”里所说的不断祭奠，自然而然的一脉相承，而是充满着机遇性与偶然性。研究范式之间并没有相互替代性，也没有绝对的继承，更不能说有绝对的逻辑性。历史承认英雄，也承认偶然。如果一定要对这种历史观做出概括的话，我认为是：“互动”。知识社会学的历史观就是：历史是知识主体和社会变迁的互动过程。胡认为，知识社会学是思想史研究的天然方法论。思想是以人为主体和以人为线索的，它强调关联性，但不忽视个体的独立性；重视社会性，也重视知识主体的主观能动性。而历史，是由独立而又相互关联的个体与社会的互动，以及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互动所构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因为i我们书写历史的时候总是按照现在的逻辑去选择过去的素材，而不自觉的建立起一种时间线索的单线结构，逻辑完美却难以服人。而知识社会学的互动历史观，因视野广阔，主体多样，尽管逻辑性不足，但它如同人的“内省式思考”，当学科如同人遇到困难的时候，发散思维就成了有效的救亡途径。

【横向的拷问】

拷问什么，拷问知识分子，或者说知识主体，专指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主体。可以这么说，社会科学的学科史表现为范式和理论的变迁史，而范式与理论的变迁是由于知识主体的选择改变而发生。

知识主体受到什么支配呢？这是拷问的第一个问题。我认为是专业意识形态和个人价值观念决定。此二者虽然不能说是主流意识形态所支配，但却不断的向主流意识形态靠近。一个学科，一个知识主体，只有接近权力（政治与经济），才能获得资源，地位，认可和话语权。在个各种被迫和主动中，知识与学科本身被有意向权力靠拢的知识主体不断修改，最终成为权力需要的样子，而成为御用文人。福柯说，话语即权力，知识本身就是权力的代言。

成为御用文人的知识分子是否要批判。胡翼青老师认为，完全的客观中立是会断送学科发展所必需的资源的，同时，既满足主流意识形态需要，又实现学科自我创新的学科范式是根本不存在的。换言之，现实的需要，不论是个人，还是知识，都需要资源。同时，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中的人会受到来自不同力量的约束。再则，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与知识分子的社会依附性有着天然的矛盾，最后，知识的独立性与知识的权力依附性天然矛盾。矛盾无法调和，只能阶段解决，这也注定了知识是在自我否定中发展，而知识分子也是在自我独立性与依附性斗争中前进。萨义德认为的，“不是追求实用的目的，而是在艺术、科学、形而上学的思想中寻求乐趣，乐于拥有非物质方面的利益”的知识分子也是根本不存在的。

知识融入社会是知识服务人类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需要有人为纯粹的知识而奋斗，他们追求永恒价值。我们也需要为社会体制运转贡献力量的“御用文人”，他们追求现世价值。天行有常，学科有常，这个常就在于，御用文人与独立的知识分子分别在学科的盛世和学科的危机时段发挥主导作用。但是，规律不是自己作用的，他需要我们生产知识的人来实践。当某种力量指引你的时候，不管是成为御用文人，还是成为独立知识分子，只要是内心所向，环境所需，那么就应该勇敢的走下去。

《传播学科的奠定》读后感(四)：一个笔记

导言

作者在导言中探讨了他的问题意识，文献综述和研究方法。

问题意识：传播学面临的巨大问题——主要是学科化，特别是传播学学科的历史书写对传播研究创新所造成的局限。一方面造成传播学学科的合法性危机，一方面也让传播学研究缺乏活力，久久没有范式的创新，而是局限在已有的主流研究路径中，重复，低质量研究。而中国对美国传播学的“崇拜”式引进，也造成了中国传播学研究仅局限在对西方已有传播理论的反复验证，中国本土的经验，似乎也无法上升到理论层面。这与传播学界以默认的框架是相联系的。从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等方面，都局限在结构功能主义的框架之类，创新显得不可思议。因为研究的那些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路径，从来未被怀疑。

作者认为，这与传播学科史的书写密不可分。传播学已有的，对传播学奠基人的书写，强调传播学的创始与发展，源于天才人物的创造；同样，它也神话了许多常识性理论，比如二级传播，议程设置，把关人理论等；此外，这样的书写方式还强调学科内部的发展规律，强调其合理性，合法性，延续性，而对其产生的文化，经济，社会环境予以忽视；最后，它还选择性的强调一些研究路径，而忽略其他路径，为其即得体制赋予合法性。

因此，作者希望重现书写传播学的历史。他采取的是批判的知识社会学的方法，致力于揭露出传播学史背后的意识形态，用非主流的视角，展现置于社会大背景中的学科历史。试图打破已有的传播学科迷思，为传播学重现活力作出贡献。

导言接下来的部分，开始讨论不同的历史书写方式，以及他选择批判的知识社会学方式来分析传播学史的合法性。作者批判的继承了三种历史的书写方式，特别是对知识社会学的继承。

- 编年史：试图从“客观性”中获得历史书写的合法性。选择所谓历史中的大事，以一种编年的方式叙述。这种方式的危险在于。1.除了提供一些历史的表象外，什么也提供不了。无法展现历史背后的历史，背后的社会，精神，复杂的关系。这些都无法通过事件的罗列自动展现出来。“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柯林伍德（没有背后的思想，历史是死的）2.通过对事件的选择，制造某种神话，事件的选择背后就是意识形态。而这种方式还以客观性标榜。“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历史的书写是当代的书写，记忆是由当代社会决定的。

- 历史决定论。各种决定论，经济，技术。。。然而这种历史书写方式简单化了复杂的世界。它的危险是：1.忽略偶然性带来的复杂性，将历史看作是一种完全必然的进程。这种方式创造了某种意识形态的合理性。“如果我们从普遍的规律去把握历史，那么我们所把握的就就不是历史本身，因为历史就其个性来说，是某种只能出现一次的东西”2.主要关注的是历史的连续性，并因此赋予其因果关系，而历史往往是曲折而断裂的。“前后”并不意味着“相继”。3。放大了选择性，使规律变成后设的规律。

- 知识社会学。强调“重现知识诞生的历史”。考察知识与社会的关系。曼海姆认为，若一个社会处于静止稳定的状态，知识分子就会被统治阶级组织起来，与日常生活实践越来越远，成为一个阶层而垄断对世界的解释。而动荡断裂的时期，知识才有机会接受挑战，已有的信念动摇，学术大变革。但是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对意识形态是一种中立的态度。陷入了相对主义的泥潭。

批判的知识社会学：继承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的方式，加入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对美国传播学史进行重新思考。

作者试图使用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的研究方式，以一个重要的时间点出发，围绕着它谈所勾连的历史：

1935年：

芝大社会学的领导地位衰落，哥大和哈佛从此崛起。

1935年的美国社会经历了大萧条，罗斯福新政已经见到成效。社会趋于稳定。

芝大为何衰落？

- 派系斗争，近亲繁殖？——no，太表面了。

- 方法论，理论没有发展出来——有一定道理

- 研究范式（结构功能主义）的必然更新？——时间不对，要10年后，哥大默顿和拉扎斯菲尔德合作后才产生。

- 社会变迁，意识形态不合时宜。杜威等人提倡的民主有浓重的民治成分，而当时的美国民主倾向去除民治，而留下民享的内容。当时有一种思潮是，不需要社会学建立一个更美好的社会，因为美国社会已经很美好了。美国到处充当国际警察，并且罗斯福新政也展现出一种对社会的控制。芝大的价值观似乎为主流社会所不能接受。不能为主流意识形态提供合法性。

- 方法论方面，芝大倾向质化研究，而且是很不精致的质化研究。统治者们需要的精确的，至少是看起来精确的方法和研究来为统治服务。

- 以问题为导向，而统治阶级需要的是宏大理论为其论证合法性，或者为统治服务的行政研究。芝大研究的问题，诸如移民，城市问题，在1935年都已经不再是社会的主要问题了。

芝大衰落的后，美国传播学学科化拉开序幕。 为什么这样说？

- 杜威，帕克等人对传播的定义模糊

- 米德倾向于将传播和交流放置在哲学语境中，而无法独立于哲学之外。（概念无法量化，无法操作，进行经验分析，不可证伪）

- 芝大的问题导向，促使传播作为一个问题来研究，而无法形成学科。

1941年

默顿和拉扎斯菲尔德开始学术合作。

默顿师从帕森斯，继承结构功能主义，但不满帕森斯的宏大理论。开始致力于建立中层理论。与研究方法大师拉扎斯菲尔德（数学博士出身）亲密合作，促进结构功能主义和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的结合。进一步确立了哥大社会学（结构功能主义）在美国社会学的统治地位。

1937年

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人员阿多诺流亡美国，与拉扎斯菲尔德合作 大众音乐研究。但合作最终破产。后来和同样流亡美国的霍克海默一起回到德国，重新建立了社会研究所，和法兰克福学派。

在此章节作者想要论证的是，虽然拉氏和默顿都没有批判的法兰克福学派撕破脸皮，甚至他们还希望将批判学派整合进和哥伦比亚学派的行政研究，但是最终法兰克福学派并没有对美国传播学的学科建制造成影响，特别是没有进入历史的书写。

当然法兰克福和哥伦比亚在研究路径上是截然不同的，这一点在第二代哥伦比亚学者那里（勒纳等）尤为明显。但其实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如此对立，而是试图磨合。法兰克福的主要人员流亡时都被哥大“收留”。

1943

美国成为二战的领导者。这一时期的关键词就是：战争

耶鲁大学心理系的霍夫兰 应美国战争局邀，对电影《我们为何而战》进行效果研究。和他合作的还有拉扎斯菲尔德，默顿，拉斯韦尔等。为已有的结构功能主义加入了个体主义心理学的视角。这是一种心理学研究的典型视角（方法论的个体主义，认为社会和集体和可以通过个体来解释，是一种唯名论，即认为社会不过是一种名义上的存在）

但结构功能主义更偏向一种唯实论的观点（方法论的集体主义，认为社会事实不能还原为个体行为，需要研究的社会而不是个体。也是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界限所在）并不是天然的和行为主义心理学（耶鲁学派）相连接，甚至是相矛盾的。

作者认为，是战争让这两派磨合而结合在一起。战争的要求是第一性要求。

而法兰克福无法和哥伦比亚学派结合的原因也是因为他们大多是犹太流亡学者，对美国的民族立场并没有那么关注，而且他们的批判性是不可调和的。

由此，传播学学科开始初见雏形，因为其他可能性都被战争“磨合”了，不同学派的学者们朝同一方向前进着。

（疑问，战争结束为何还会延续？只是历史路径依赖吗？）

1938

芝大政治学的拉斯韦尔来到华盛顿，后与哥伦比亚合流。加入洛克菲勒传播研讨班，研究战时宣传，后来提出5W模式，为传播学的受众研究，内容研究，效果研究，媒介研究等提供了统合的框架和合法性。

然而，随着拉斯韦尔的学术转型（马克思，芝加哥，米德，批判性，人文性——结构功能主义，保守民主，控制大众，定量研究取向），传播学学科变成了一种新型实用主义（区别为“社会进步”而服务的杜威，帕克的实用主义），是一种服务于政府，军方，商业的实用主义。

（此章对拉斯韦尔的批判感情色彩十分浓厚啊，让人不得不保持警惕）

1949

施拉姆的教材《大众传播》面世，划定了传播学的“势力范围”。

这一章分为两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提供了施拉姆撰写教材，建立传播学院，在衣阿华大学设立博士点，后又转战斯坦福大学，为传播学学科培养勒大批学者的事实。这一系列活动实际上是意味着以效果研究为核心的传播研究范式的初步确立。

第二部分则分析为什么如此多得路径中，单单这一路径在传播学学科的发展中取得了主导性的地位。

关键词是美国的崛起。

一战后，美国成为唯一的经济，政治，军事没有受到战争影响，反而获益的国家。国力逐渐强大。而二战后，美国参与战争之中，逐渐放弃其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其自由主义开始走向称霸的道路。美国不但要证明美国式的民主体制和自由主义在美国的合法性和先进性，还要让世界都承认这种合理性和先进。要将其他国家纳入他们的体系一种。这引发了美国向其他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殖民，也导致了中苏冷战，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尖锐对立。

在这样一种国家形式下，知识分子是为国家所用的。传播学成为美国文化扩张和应对冷战以及控制国内民众的工具。大量资源提供给传播学学科，进行这种顺应国家需要的”精确的，实用的，碎片化“的研究。

（此章对施拉姆更是极尽讽刺之能事，有点过。甚至有点人身攻击了。）

1922

1922年帕克出版了《移民报刊及其控制》，李普曼出版了《公共舆论》。代表着面对美国民主和媒介问题的两个方向。

帕克认为，沟通、媒介帮助社会良好运转，维系民主。而李普曼则认为公众缺乏理性，媒介也无法达到专业的要求，进而需要精英通过控制媒介来控制大众，达到一种稳定秩序的民主。最终李普曼的思想占据上风，美国社会的进步主义运动被政治上德保守主义所替代，随之一起变得保守的还有知识分子。当然也包括传播学者们。这也是导致最终哥伦比亚学派打败芝加哥学派，最终确立那样一种行政研究的传播学的政治和社会背景。

2002

霍尔目睹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的关闭。

对照参考，另一个学派建制的失败。（这部分论证有些牵强，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