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年经济决策史》读后感100字

《300年经济决策史》是一本由乔治·G.斯皮罗著作，东方出版中心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8.00元，页数：296，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300年经济决策史》读后感(一)：纯阳书评第515期《300年经济决策史》

有人说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可能也有一定道理，但是性格和命运两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太远，以至于我们在这句话里看不到多少科学，看到的只是玄学。那么从科学的角度，什么能决定命运？答案是选择和决策，正是我们过去的选择和决策决定了今天，而今天的选择和决策又会决定明天，所以选择和决策才是科学的命运决定论，那么问题又来了，选择和决策的科学是什么，我们又该如何选择，如何决策？

本书梳理的300年经济决策史，刚好回答了这个问题。任何一种科学理论的发展逻辑都一样，自从诞生之日起，就注定了没有终点，必然将走上不断更新、不断证伪的迭代之路，这也就意味着任何一个决策科学理论都有其科学性、合理性，而且这种科学性、合理性也仅存在于一定范围内、一定条件下。

经济决策科学也是如此，最初人们研究的是人们在不同选项中选择并做出决策，衡量的是什么，这种可衡量物的规律是什么？所以本书作者首先领上舞台的是财富效用理论，基本的观点是人们通过不同选择的效用去做出选择，而且数量越多，新增物的边际效用越小。接着决策研究的重点就被放在了数学和公理体系支撑下的决策模型，道理也很简单，既然效用可以量化，那么通过数学计算出来的量化才是最好的量化，在这一阶段，决策其实就是数学化和逻辑化，距离理性人和经济人太近，以至于距离真实人太远，离得远就是债，是债就得还。什么时候还？西蒙等人登场后，就开始了理性人向真实人，经济人向社会人还债的阶段。道理更简单，数学计算出来的模型，只是一种应当，应当毕竟不是真实，而人们做选择、做决策时只有真实，没有应当，所以无论是卡尼曼、特沃斯基，还是塞勒都坚持人的决策只能依靠启发式，这些启发式早已内置在人脑中，它们既来自于进化，也和遗传有关。

然而世事往往容易峰回路转，模型就此失败了吗，只能推出历史舞台，交还给冯诺依曼？理性人做不到的，理性机器有可能，经济人无法处理的数据，无法遍历的方案，人工智能可能有办法，人的应当可能变成机器的真实，所以未来的选择和决策科学又有了新的可能。

所以我们很快可以认识到，作者的300年经济决策史，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只是不同时期、不同历史阶段有关决策的科学理论，但其实质上是决策科学的一个整体，不同理论和观点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随着一浪一浪的迭代升级，朝着科学目标不断地发出有力地冲击，尽管这种冲击距离遥远的圣杯还有更为遥远的距离，我们还是不能在选择和决策上轻松驾驭，但是经过300年的努力，我们终有所取。

所以本书的最大价值就是让我们知道在选择和决策问题上，我们做出了哪些努力，什么是当前我们知道的有关这些问题的科学秘密。

《300年经济决策史》读后感(二)：从享乐之徒、赌徒、台球机到傻蛋——评《300年经济决策史》

《300年经济决策史》的作者乔治·G·斯皮罗 (George G. Szpiro)博士是一位由数学家改行的记者，读完本书之后好想把他的书都找来读一下。

需要快速了解本书的人应该先读224页中间段落与255-256页。作者在此回顾了全书的内容。而书中最有趣或者说八卦最多的是第六章关于拉姆齐的御姐恋、师生恋、开放恋、反悔恋的精彩私生活。

那些有耐心系统了解人类决策思想历程的读者，则应该首先从第二章和第三章的亚里斯提卜、伊壁鸠鲁的快乐学说和亚里士多德的财富与慈善思想出发，再回头领略过由赌钱引起的统计学问题和伯努利、蒙特莫特、克拉默关于期望、效用凹线和风险分散的学说，一跃穿过洛克、边沁接着古希腊人描画的由财富与快乐到达最大幸福的旅程，进一步窥探拉普拉斯的寿险概率和韦伯与费希纳的感知测量和比例学说。

当我们长途跋涉经过第四章边际三杰之后，却发现杜普伊和戈森才是边际效用递减的真正先驱。在他们之后拉姆齐提出了主观概率的思想。紧接着便是摩根斯坦恩和天才冯诺依曼的vNM理性人的完全、可递、连续、独立四公理，它将一切决策纳入了台球机器一样的精确数学推理过程。但很快弗里德曼和萨维奇提出了三段摇摆曲线，马科维奇又随即在段点附近增加了多重摇摆，顺便发明了投资组合理论。鉴于主观的效用无法比较，阿罗和普拉特发现可度量的风险厌恶便十分重要了，附带验证了伯努利的对数分析。

阿莱关于接近确定时安全偏好与艾尔斯伯格“模糊厌恶”的实验打破了独立公理假说证明了人们“非理性地”行动。西蒙开始用有限理性和满意决策理论描画真实的决策者。启发法和偏见决策的时代随即来临。两位犹太人沃特斯基和卡尼曼提出了前景理论，指出偏见决策背后的简化规则：（拇指法则）代表启发法、可得性启发法、锚定启发法，还有诸如沉没陈本、趋均数回归、问题（风险收益不对称）构建、赌徒谬误等等，通过编辑（中性参照点，概率组合，风险分离，共项分离，凑整简化，舍弃非优）和评估过程（价值函数：损益，形状，不对称；决策权重：次确定，次可加，次比例，小概率重，去极值）作出实际决策。塞勒研究了消费者的非理性决策行为，针对禀赋效应，心理账户，机会成本、心理捷径等现象提出了助推决策的策略，并以此服务于卡梅伦和奥巴马，开启了剑桥数据公司骚操作的先河。

本书图文并茂，群星璀璨，故事饶有趣味，将学者的人生遭际与政策科学的进步完美编织起来。而且文笔晓畅，线索清晰，征引宏富，列举了许多经典案例，针对每位学者的贡献真正做到了深入浅出、探骊得珠，而且风格上清通简要、讽喻叠出、间下断语，是真正有学术含量的佳作，不愧是数学家转生的笔杆子。

《300年经济决策史》读后感(三)：为什么经济决策的历史，会由一个赌徒问题开启？（秦传安）

文/秦传安

开宗明义，《300年经济决策史》是一本经济思想史的书。但是，如果你想当然地认为书中一定堆满了佶屈聱牙的理论命题和令人费解的数学公式，读起来叫人牙疼的话，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恰恰相反，这是一本妙趣横生的书。它既适合于专业人士，也会让并无多少专业背景的读者兴味盎然。这样的可读性，当然是得益于本书作者作为一个数理经济学家的专业能力，和作为一个专栏作家的文字组织能力的珠联璧合。

然而，为什么是三百年？我们现在所说的经济学，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古典时代算起，不是只有两百多年么？为什么一部经济思想史，却从18世纪初一个和经济学八杆子打不着边的数学家试图解决一个让“正经人士”颇感尴尬的赌徒分配赌注问题（圣彼得堡悖论）的故事讲起？这大概是展卷伊始不由得浮现脑海的疑问。

在古典经济学的时代，用作者的话说，经济学“不是通过量化推理而主要是通过偶然描述和掌故轶事的证据来处理。用数学处理经济问题闻所未闻”。数学正式闯进经济学领域，自杰文斯、瓦尔拉斯和门格尔开创的“边际革命”始。而正是数学家伯努利兄弟（尼古拉和丹尼尔）在解决圣彼得堡悖论时提出的“效用”概念，成为一百多年后“边际革命”的历史先声，从此便开始了数学入侵经济学地盘的漫长故事，现代经济学也开始走出鸿蒙初辟的草莽时期，进入精密科学的神圣殿堂，因为，毕竟，“数学乃科学的女王”（这是本书第二部分的标题）。可以说，这本书的很大一部分内容是讲述“边际革命”的，这当然和作者作为一个数理经济学家的专业背景有关。

但是，正如本书第三部分的标题所言：“人乃万物的度量”。毕竟，任何经济决策都是由人作出的，米塞斯首创“人的行动学”（praxeology）也正是为了凸显人是一切经济行为的主体。“理性经济人”假设是正统经济学的基石之一，这样一个“经济人”被假设为“理性的，最大化预期效用，不受情绪的影响，在收集和处理信息时不会犯错”。但我们这些红尘俗世的凡夫俗子，果真符合这样的经济人假设吗。毕竟，我们大家都是肉骨凡胎，有五花八门的缺点甚至缺陷，有各不相同的偏好甚至偏见……正如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莱茵哈德·泽尔腾所言：“完全理性的人是一个神话英雄。”莫里斯·阿莱、赫伯特·西蒙等人用他们的工作显示，人是有限理性的，从而颠覆了理性经济人假设。至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理查德·塞勒首创“行为经济学”，把决策心理学纳入了行为经济模型中。至此，探索人类经济行为和经济决策的思想探险并没有停住脚步，作者最后说：“接下来是什么？人工智能？机器人理性？时间会告诉我们……”

本书作者乔治·斯皮罗1950年出生于维也纳，1961年迁居瑞士的楚格，在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获数学和物理学学士，1975年在斯坦福大学获工商管理硕士（MBA），随后在麦肯锡公司担任管理顾问。1984年，他从希伯来大学获得数理经济学博士学位。

1984至1986年，斯皮罗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担任助理教授，1986至1992年担任希伯来大学数理经济学讲师，同时还在苏黎世大学教书。1986年之后，斯皮罗担任《新苏黎世报》（Neue Zürcher Zeitung）的记者，是驻以色列的通讯记者和数学专栏作家。2003年，斯皮罗因为他的数学专栏文章而获得瑞士自然科学院颁发的“媒体奖”，2006年获德国数学学会颁发的“媒体奖”。

斯皮罗的主要作品有《数字的秘密生活》（The Secret Life of Numbers，2006）、《庞加莱的奖赏》（Poincaré's Prize，2007）、《数学大杂烩》（A Mathematical Medley，2010）和《定价未来》（Pricing the Future，2011）等等。斯皮罗可谓集科学家和新闻记者于一身，这样的身份在科学界似乎并不多见，也正是他的非研究作品具有很高可读性的一个重要条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