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的读后感大全

《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是一本由姚文放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86.00，页数：420，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读后感(一)：颜翔林：文学理论的“回归”路途

伽达默尔曾提出“理论生活”的概念，这位百岁老者以其生命历程亲证了存在主体除了世俗生活之外，人还有“理论生活”的形而上学的高等需求。姚文放先生几十年来沉醉于美学与文学的“理论生活”，数百万字洋洋洒洒的撰述形成了自我风格的“理论癖”。近期，作者的最新理论成果《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晚近文学理论“向外转”的深层机理探究》列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库”出版。

文学理论的运行轨迹自20世纪初至20世纪70年代未，形式主义占据主流。自俄国形式主义发轫，将语言形式的“陌生化”视为文学之为文学的准绳，并将“文学性”归纳为不断延续的语言形式创新问题，从而为文学的本体论研究拓展了新思路。尔后的新批评、结构主义文论、现象学文论、接受主义文论、解构主义文论等基本上遵循这一路径。然而，时至20世纪80年代，文学理论气象革新，风云变幻，出现向历史主义的回归潮流。诸如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生态主义、审美文化研究、媒介研究等文学理论思潮各领风骚。这些从观念到方法均存在差异与交互的文学理论对国内的文学理论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影响。文放先生新著以历史与逻辑交叉渗透的一般方法论，以中西互证、古今参照、关切当下的理论视野，对晚近文学理论“向外转”的深层机理予以描述与分析、考察与阐释，作者凭借深邃通透的思辨眼光和敏锐空灵的直觉感悟将文学理论与艺术现象或审美现象达到理性综合，从而获得自我的理论自觉，精湛地勾勒出文学理论“向外转”的历史主义回归之轨迹。

该著呈现出鲜明而重要的学术特色之一，即是理论上的问题意识和逻辑上的自律自洽性。作者主要关注与探究了这些问题：首先，作者紧密关切“文学性变异”问题，以此作为理论的逻辑起点和思维轴心，为对文学理论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的观念演变进行梳理奠定了学理基础。其次，“理论之转向”构成作者思考的另一个焦点。作者诠释了“理论”这一概念和内涵与外延及其历史运作模式，并且和文学理论实行了逻辑与历史的深刻关联。再次，对文化政治这一概念，该著进行了广泛的学理探讨，阐述其与消费、娱乐、享受、欲望与性的相结合的复杂性，由此论证由于文化政治这一概念的介入，晚近以来的文学理论在许多方面发生了后现代意义的历史辗转。第四，围绕着“文学经典”这一文学理论的核心命题，作者展开概念阐释与历史描述相统一的论证，作者认为文学经典的建构具有价值二重性，但是一旦将问题放到具体的历史境域来考量，便不难见出文学经典的两种价值取向往往是不对等、不平衡的。因此，文学经典是一个历史概念，文学经典的建构是一种历史现象。审美的、艺术的基本价值取向与功利的、实用的价值取向构成了两极。文学经典就像钟摆，它总是在这两极之间来回摆动。第五，“话语理论”是文学理论的又一个重要命题，作者由福柯的话语理论切入，认为福柯的话语理论提升传统的“表征”理论，为考量文学的基本问题展现了新的视野，从而在逻辑上肯定了构成主义表征理论作为第三条道路为帮助文学理论开拓新的生存空间成为可能。第六，理论的“批判”性是该著的又一抹思想亮色。作者以“批判”话语的谱系学研究，获得自我的运思之途，在哲学“批判”与文学理论之间搭起一座徜徉的桥梁。该著以康德的“批判哲学”作为逻辑基石，清理了黑格尔的“反思性批判”与“否定的辩证法”，再到论说马克思的“批判”作为社会变革的利器，接着梳理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和“大众文化批判”的思想内涵，再到反思20世纪中国的“批判”话语的政治化转向与学理性回归，最后展望了21世纪大众文化批判的话语重建，由此形成了一个逻辑与历史紧密相扣的理论链条，而哲学意义的反思性批判和纯粹理性的形而上学批判成为这一“批判”的主旨与灵魂，也远远超越以往文学理论上的单纯政治化和狭隘价值论的“批判”。第七，美学与文学理论的密切关联是一个显要现象。晚近文学理论的“向外转”趋势引起如此之大的反响，不可能没有哲学、美学的呼应与共鸣，也不可能没有哲学、美学的观念与方法的支撑。作者通过对丰富复杂的理论现象和文化现象、审美现象的考察与分析，从而指出，后现代与审美文化的历史性遇合为文化建设和文学艺术的繁荣，也为文学理论、美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的拓展提供了良机。第八，理论生活一方面呈现对历史的超越性和概念的纯粹性，另一方面，理论生活总是承担着面对现实和回答当下提问的崇高责任。最后，从这个意义来说，将文学理论的宗旨和回归之途落脚至“中国问题”显然就是一个深思熟虑的逻辑结果。作者指出，我们对上述每一个理论的研究，最终都归结到中国问题，包括中国的文学问题、文化问题乃至社会问题。显然，作者这一著述自始至终地立足于中国问题和中国意识，以理论思考回答现实的提问和挑战。

《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读后感(二)：程相占：文论的深层机理与文论的创新机理 ———评姚文放《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 晚近文学理论“向外转”的深层机理探究》

如果说中国文论界有一个最具诱惑力，同时又最令人焦虑的话题的话，那么，这个话题一定是 “创新”。特别是在目前倡导文化自信的宏大语境中，如何创造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文论，既是每一个文论工作者必须面对的严峻挑战，也是每一个学者理所应当的学术追求。但是，真正的理论创新必须有坚实而厚重的学术基础，这至少包括如下三方面:对于国际文论深层机理全面而深刻的把握，对于中国现实问题的洞察与高度的提炼，对于严密理论思辨技巧的熟练运用———这就是笔者所认定的“文论的创新机理”，亦即文论创造活动的运行规则和原理。综观国内目前为数众多的学术出版物，能够将上述三方面较好结合起来的著作并不多见，姚文放最近出版的《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 晚近文学理论“向外转”的深层机理探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以下简称姚著) 较好地将三者有机地统一了起来，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一部佳作。

第一，对于国际文论深层机理的全面而深刻的把握。

20 世纪初期以来的国际文论流派众多，纷繁复杂，很容易让人眼花缭乱乃至头晕目眩。如何在统观全局的基础上做到执简驭繁，既考量着一个学者的宏观视野，又考量着一个学者的学术智慧。姚著提出了一个理论命题，以之作为全书的立意和灵魂，这个命题是:文学理论“向外转”的深层机理，它包含两层意思，一层是文学理论“向外转”。这是对于过去百年间(俄国形式主义兴起至今) 国际文论总体趋势的宏观把握，最早由美国学者米勒于1998 年指出。米勒认为，自 1979 年以来，西方文学研究的兴趣已发生大规模的转移，从对文学作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转向确认文学在社会历史背景中的位置的“外部研究”，文学研究的中心，已由解读语言本身转移到阐释语言与上帝、自然、历史、自我的关系上。这是西方学者对于西方文论大趋势的概括，严格说来，与中国文论的发展历程并不吻合，甚至方向相反。众所周知，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文论的发展总趋势，是由注重文学与政治之关系的“外部研究”，转向文学自身审美特性的“内部研究”，其方向应该是“向内转”。但是，经过20 余年的发展，到了21 世纪之初，针对文学理论固守审美自律性的危机，文化研究在国内蓬勃兴起，它既为文学理论研究注入了生机和活力，也预示着文学理论“向外转”的大趋势。也就是说，尽管中国文论与国际文论的发展历程有着20 年左右的时间落差，但是，在21世纪之初终于与国际文论的总体趋势取得了一致，这个总趋势就是“向外转”。因此，“文学理论‘向外转’”这个论断，是将中国文论置于国际文论整体理论图景之中所做的判断，也就是说，它是对于包括中国文论在内的国际文论整体趋势所做的总体判断。这正是姚著的高明之处，此之谓“全面”。

姚著的“深刻”之处在于第二层意思，也就是对于“深层机理”的精深发掘。米勒尽管指出了文 论“向外转”的大趋势，但是，他并没有对这种重大历史转向的“深层机理”进行深入探讨。姚著则 专注于此，对于过去百年文论的主要流派依次条分缕析，深入发掘文论表层话语背后所隐含的“深 层机理”。就笔者有限的阅读而言，这是我国学术界首次提出的理论命题，这个命题的深刻意义无 论怎么估价都不过分。每个初具学术素养的学者都知道，在查找资料越来越方便的当今之世，要做 到“学贯中西”与“贯通古今”似乎并不太难，因为我们可以很容易地通过强大的文献检索手段，从 古今中外的文献中搜索到自己需要的材料，从而引用到自己的论著之中。但是，这种方式基本上还 停留在“寻章摘句”的表层，被摘引的段落或语句脱离了原来的语境，其意义很可能发生了重大变 异;尤为重要的是，凡是优秀的理论著作，其任何一个结论或观点都是严密逻辑论证的结晶。我们 如果想要借鉴一个理论家的理论观点，正确的做法绝不是引用其相关文字，而是从严格的学理出 发，依次考察该理论的问题意识、理论切入点、论证方法与论证过程，最后判断其结论的合理性程 度。只有做到了这些，才算真正懂得了这种理论学说。姚著所倡导的“深层机理”说，可以引导我们 采取这样的方式来正确地把握各种文学理论。姚著提出，国际文论“向外转”的大势已成，这种大 趋势为晚近文学理论带来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可以概括为问题、观念、概念、论争、理论、方法、基 础、动向、宗旨等九个方面，全书主要内容就是对于这九个方面“深层机理”的发掘与讨论。简言之， 文学理论“深层机理”说的提出，必将引导我们文学理论界反思并改善我们现有的表层研究方式， 具有“导夫先路”的方法论意义。

第二，对于中国问题的深刻洞察与高度提炼。

身为具有责任心和自信心的中国学者，无论对于国际文论有着多么精深的研究，其最终归宿应 该还是解决中国问题，为中国文论的世界化做出学术努力。姚著对于中国无论也有着深刻洞见和高度提炼，这集中体现在全书的最后一章第十八章“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理想诉求及其嬗变”之中。该章将共和国60 年文学理论的嬗变划分为三个阶段并分别提炼其理想诉求: 十七年以及十年“”文学理论为政治诉求所主导，新时期文学理论为审美诉求所主导， 20 世纪 90 年代初到新世纪文学理论为文化诉求所主导。在这种宏观概括中，姚著特别关注新世纪之初兴起的文化研究，认为在中国的社会情势和经济体制发生变化之际，文化研究表现出显著的实践性、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对于社会现实予以积极的关注，关注有别于“社会政治”的“文化政治”。在这个概括的基础上， 姚著还讨论了文化研究有待解决和完善的问题，包括如何与文学理论相互交融，如何得到文学经验 的支撑并接受文学经验的检验，如何提高自身的品位，等等。这些论述不仅厘清了我国文论的发展脉络，而且指明了其发展方向。再如，姚著第九章讨论了“话语转向与文学理论的历史主义归趋” 问题，它提出，文学理论在20 世纪的始末经历的两次转向都是在语言学的地盘上发生的，后一次转向即话语理论的提出。福柯的话语理论对于晚近文学理论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的转折发挥了重要的参照效用。中国文学理论一直致力于重建自己的话语系统而从未停息，无论是时代变迁、体制更替还是社会思潮的激荡，都在文学理论话语的嬗变中得到及时的回应。姚著重点分析了国内学界风靡一时的“关键词批评”这一个案，认为“关键词”作为文学理论话语，乃是在社会、政治和经济 结构的演变中穿行、在各种权力关系的博弈中被形塑的动态过程。这些论述都是针对中国现实做 出的，具有强烈的现实感。

第三，对于理论思辨技巧的熟练运用。

文学理论本身是高度思辨的产物，从事理论研究的前提是必须具备较高水准的思辨能力，而思辨能力则来自深厚的哲学与美学素养。姚文放自学生时代就对哲学和美学下过苦功夫和真功夫，比如，非常熟悉黑格尔的思辨哲学。笔者一直不太喜欢黑格尔，反对他那种以逻辑替代历史的做法，不相信人类社会的真实历史会按照他的逻辑构造那样向前发展。但是，我们在反思历史的时候，黑格尔的“正—反—合”三分法却有着强大的理论穿透力。姚文放对此有着精湛的运用，具体 体现为第十五章“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审美文化的逻辑走向”。该章的要点在于说“是”谈“非”论 “去”，认为人类的历史发展经历了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三个阶段，从前现代到现代再到后现代，文化经历了从未分化到分化再到去分化的三段论。根据这个基本框架，姚著提炼出三个分别标示这 三个历史阶段文化状况的关键词，它们之间既相互关联又存在断裂，既是一种否定又是一种接续， 构成了正、反、合的逻辑圆圈:前现代突出的关键词是“是”，现代盛行的关键词是“非”，而后现代流 行的关键词是“去”。这些论述深得黑氏哲学之精髓。

任何学术著作都不可能尽善尽美，姚著也不例外，其明显缺陷之一是对生态批评重视不够。姚著将国际文论的重要流派基本上囊括无遗，但是，如果从该书的学术着眼点“向外转”这个角度来看，理应对生态批评予以更多的关注和讨论。或许是因为受美国学者卡勒的误导，姚著对于生态批评几乎没有正面论述，只是偶尔提及。姚著引用了卡勒的如下观点:生态批评还没有对文学研究做出很多贡献，还没有出现学术界公认的为未来生态批评发展指明道路的杰作( 第 374 页) 。卡勒的这个看法大可商榷。众所周知，生态批评1978年兴起，这个年份与米勒所断定的文论“向外转”的年份( 1979 年) 基本上重合，这绝不是巧合，而是对于卡勒论断的最佳佐证，不知道为什么卡勒对生态批评做出那样的肤浅评价。众所周知，生态批评兴起之后发展势头非常迅猛，国际上 1992 年正式成立了生态批评的研究学会“文学与环境研究会” (英文简称 ASLE) ，其分支目前已遍布五大洲几十个国家;1993年该学会的学术刊物《文学与环境的跨学科研究》 ( 英文简称 ISLE) 正式创办，每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四卷，是国际范围内公认的生态批评旗舰刊物。就生态批评的代表作而言，哈佛大学布依尔教授的三部著作都堪称杰作，它们分别是《环境想象———梭罗，自然写作与美国文化的形成》 (1995 年版) 、《为濒危的世界而写作———美国与其他各国的文学，文化与环境》 (2001 年版) 与《环境批评的未来———环境危机与文学想象》 ( 2005 年版) 。最后一部著作尤其值得重视，它依次讨论了如下问题:环境批评( 即生态批评) 的发展历程，世界、文本与生态批评家，空间、地方与想象，环境批评的伦理与政治，环境批评的未来等问题。该书的中译本于2010 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生态批评的展开与发展。这些基本事实表明，卡勒的判断有失公允。笔者之所以特别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生态批评将其研究焦点锁定为“文学与环境的关系”，最为集中而鲜明地体现了姚著的核心命题“向外转”，因此，理应给予较多研究。

宽广的国际视野，强烈的问题意识，鲜明的中国立场，熟练的思辨技巧，是姚著体现出来的基本特点，也是创造出有价值的理论成果的四个条件。以文论创新为己任的中国学者，理应对此作出理性的回应。本文的立意正在于此。

源发刊物：暨南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年第7 期

《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读后感(三)：蒋继华：文学理论转向中的知识谱系——评《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晚近文学理论“向外转”的深层机理探究》

本文原载于《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卷第2期

20世纪是一个复杂多变的世纪，各种思想观念的碰撞融合，诸多理论思潮的更新嬗变，无不彰显出这个时代特有的精神风貌。这种多变的态势必然也反映到正在经历某种大转折的文学理论上。韦勒克认为相较于18、19世纪被人们称作“批评的时代”而言，20世纪才最有资格享有这一称号，这是因为在20世纪，“不仅有一股名副其实的批评的洪流向我们汹涌袭来，而且文学批评也已获得了一种新的自我意识，在公众心目中占有了比往昔高得多的地位”[1]。正是这些批评的洪流及其自觉的批评意识形成了一套严整的文学理论，建构起20世纪庞大的“理论帝国”。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后学理论的兴起，文学理论正经历一场深刻的知识生产变化，并受到了国内外理论家们的关注。姚文放教授新著《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晚近文学理论“向外转”的深层机理探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3月版），正是这一文学理论研究中的突出成果。该成果入选2016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为我们提供了晚近文学理论“向外转”的演进状态和知识谱系，拓展了当代文论研究的新视域，极具学术前瞻性和创新性。

一、敏锐的学术发现

学术发现是学术研究的核心，是学术创见的前提，因为学术研究的重要归趋就是解决发现中存在的问题。晚近文学理论新说不断涌现，多元化的理论景观夺人眼目：从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文论、现象学文论、接受美学、解构主义文论等，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等，可谓纷至沓来，异彩纷呈。这些理论自20世纪80年代逐渐引入中国后，引起了学界的关注，虽已经取得了诸多理论成果，但亦有美中不足：例如缺乏宏观视域和深度研究，浮光掠影，隔靴搔痒，或碎片化、零散化认识，难以参透个中玄机，尤其对晚近文学理论的转向缺乏深度挖掘，对转向中衍生的诸如理论终结问题、文论失语症、文学经典问题、文学边界问题等热点问题缺乏全局的观照，更别提揭示理论形态的孵化与生成等深层机理。正是基于此，姚文放在对晚近文学理论的多维审视中，以独特的学术眼光敏锐发现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姚文放指出：20世纪文学理论以形式主义为主流，从20世纪10年代初到70年代末，形式主义在文学理论领域雄霸了大半个世纪。然而到了80年代，随着后现代理论的兴起，文化研究日渐挤占了文学研究的地盘，文学理论发生了从形式主义向历史主义的转向：如果说当年形式主义文论的勃兴是朝着语言、形式、文本“向内转”的话，那么在经过七八十年后，文学理论又朝着社会、历史、现实“向外转”了，其表征就是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生态主义、审美文化研究、媒介研究等风靡一时[2]。文学理论“向外转”的入口和内驱力何在？这种“向外转”有着怎样的历史渊源、发展理路，衍生出哪些新的概念？“向外转”引出了哪些理论问题，又将实现怎样的回归？它对中国当代文艺发展有着何种启示？正是在对文学理论转向中一系列热点问题的发现和创见中，姚文放将氤氲在当代文学理论转型问题上的种种争议推到了学术前沿，启发理论界、创作界认真思考这些问题，显示其敏锐而清晰的学术意识。

在本书开始部分，姚文放鲜明提出晚近文学理论的转向以俄国形式主义为起点，受到“文学性”问题现代性内涵的规定，其中俄国形式主义刻意用“文学性”概念来厘清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别，旨在抗拒非文学对于文学的吞并；解构主义借“文学性”概念来打破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旨在倡导文学对于非文学的扩张。两种“文学性”问题使得20世纪对文学与非文学关系的理解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文学研究转向了发散、扩张的态势，其研究对象、方法和话语变得不确定，并由此导致“理论”代文学理论而起，使当今盛行的文化研究具有了合法性。这一转向的深层机理乃是后现代氛围中人们的价值取向发生了转折，去中心、去边界、去体系、去类别、去差异，成为“理论”的价值追求、意义目标和学术风尚。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文学理论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的转向成为一种必然。这一独到的学术发现拨开了长期以来理论界在这一研究上的迷障：从表面看是文学知识状况发生了逆转，实则是人们的价值取向变化使然。而在晚近以来文学理论的转向中，姚文放较早关注到文化政治的内在推动作用，指出文化政治是有别于社会政治的微观政治，主要是指性别、种族、民族、族裔、性、年龄、地缘、生态等文化权力关系，其核心是权力的问题。由于文化政治的介入，晚近以来文学理论在许多方面发生了后现代转折，出现了一些新动向，例如当今的文学理论从大写的、单数的、宏大的学术理论发展离析为小写的、众多的、微细的学术理论；在理论形态上表现为零散性、片断性和例示性，不追求概念、术语之间的关联性和连续性，也不讲求它们之间的排列顺序和内在逻辑；缺少明确的专业界限和稳定的知识体系，缺少一套严格的学术传统和规训制度，等等。在文化政治崛起过程中，德里达的解构理论对于具体性、微观性、差异性、多样性和日常性的倡导营造了一种后现代氛围，催生了种种后现代理论。同时，文类理论被赋予了历史主义的意味，产生了后现代新变。这些都表征着文化政治在当代的重要功用。对文化政治的发现使得文学理论的转折之惑豁然开朗，其见解切中肯綮，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面对文化研究对文学的侵入，姚文放以对文学怀有的敬意和眷恋情怀，创造性地提出了理论之争有向文学研究回归的迹象。他指出，约翰•杰洛瑞、哈罗德•布鲁姆和乔纳森•卡勒等在“文学经典之争”上，或倡导“自治的审美主义”，或推崇“审美自主性”，或重视“文学性根基”，都表达了在经典建构问题上回到文学和美学、保持一个文学和美学焦点的诉求，并在此基础上推助文学理论的复兴和经典建构向文学研究的回归。而阿尔都塞、马歇雷、卡勒的“症候解读”着重在文学的边缘之处、断裂地带、碎片部分发现知识增长和理论跃迁的迹象，昭示的是当下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合流、文学理论走向文学批评的大趋势，这一趋势恰恰是晚近知识状况发生后现代转折的一个重要征象。这一论析慧眼卓识，为文学的回归之路指明了方向，也为当代文学的发展吃了一颗定心丸。而在“症候解读”研究过程中，关于艺术生产作为文学批评的论断更是为学界研究艺术生产问题打开了新的问题域，开辟了新的路径。

从话语视角追本溯源，破解文学理论的转向问题是该书在理论研究上的又一创见。姚文放指出，文学理论转换的重要标志就是话语的更新，无论是“有循于旧名”还是“有作于新名”，总是体现着当时文学理论范式的规定性，包括时代的、社会的、经济的、地理的以及语言的等方面。在择取了威廉斯的文学理论关键词研究后，姚文放认为关键词在很大程度上已然转向了文化研究的范畴，预示着话语更新与文化研究有关。同时，以福柯为代表的话语理论打开了一条通往历史、社会、政治、文化的路径，对文学理论的转折发挥了重要的参照效用。进而，通过对“批判”话语的谱系学研究，寻绎历史语境和权力关系对于“批判”话语的形成、演变所起的规定和制约作用，姚文放将文学理论的转向问题推向深入，从语言学地盘寻求理论回归的自觉之路，体现了高屋建瓴的智慧。

文学理论的创见需要才识和胆魄，发前人之未发，言前人之未言。正是对文学理论的演进状态、理论形态、话语知识及其背后隐藏着的深层机理等一系列创见的推出，姚文放打开了晚近文学理论转向的大门，建构了晚近文学理论转向的知识谱系，文学性的诱因机制、文化政治的推手作用、文论话语的表征功能、审美文化的逻辑走向，以及在这一转变中中国文论的理想诉求……，一个个问题的存在使得枯燥的学理变成了可以具体操作的方式方法，由此开创了文学理论研究的新视域。

二、谨严的逻辑架构

当代文学理论的转向具有多发性和复杂性，可谓纵横开阔，经纬万端，越回溯其驳杂的演变历史，越是容易淹没于其繁复之处而无法窥见整体风貌，且理论转向往往还隐匿着逻辑张力，因而对其的耙梳工作愈见艰难。这就需要研究者对纷繁芜杂的当代文学文化现象具有宏观视域和整体驾驭能力。姚文放正是以精准的理论概括力洞悉当代文学理论的演变实质，在《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晚近文学理论“向外转”的深层机理探究》中形成了一个思维缜密、逻辑谨严的架构体系。该书将晚近文学理论的重大变化归为九个方面：问题、观念、概念、论争、理论、方法、基础、动向、宗旨，九个方面围绕着文学理论的转向展开，网结起一个兼综会通、条缕清晰的逻辑结构和知识谱系。这里面，既有宏观上的整体审视，亦有具体的个案分析，彰显姚文放对研究问题的真知灼见。具体来说，文学理论的转向肇始于“问题”（“文学性”的变异），这是逻辑前提，转向的内因乃是价值“观念”的变革，使得“理论”代文学理论横空出世。而新兴起的“文化政治”概念在文学理论的后现代转折中起着内驱力作用。无论是文学经典之论争，还是“症候解读”的阅读方法，在文学理论的转折中亦起着重要的促进和推动作用。文学理论转向的重要标志是话语理论的更新，体现着时代的、社会的、历史的、经济的等方面的规定性。文学理论转向的逻辑基础是基于当代美学的重构，即后现代审美文化的兴起。“理论”向文学理论的回归则预示着文学理论转向的新动向。当然，文学理论转向研究的立意宗旨或者逻辑归宿是回到中国问题，解决中国问题。如此，由问题、观念、概念、论争、理论、方法、基础、动向、宗旨等九个方面融汇而成文学理论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向外转”的内在机理，包括文学理论转折过程中的诱因、内驱力、标志、基础、走向、归宿等内容，显示晚近文学理论知识谱系的衍生与变局不是哪一种力量推动的结果，而是合力作用的产物。全书浑然一体的严整结构、逻辑推演的有理有力以及思想表述的形象与精当无不体现了姚文放足够的理论储备、学术才识和学术自信。

不仅如此，就是在每一章节的结构安排和论述上，全书也体现出结构谨严、条理贯通的特点。《“文学性”问题与文学本质再认识》从学界所忽视的俄国形式主义与解构主义两种“文学性”之别说起，引出其搁置了一个重要前提，即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从此出发，提出解构主义重提“文学性”问题，倡导文学向非文学扩张，为文学研究向更高阶段和梯级的升迁提供了铺垫。《从文学理论到理论》首先提出晚近以来文学理论出现了重大变局，即文学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与文学互不相干，进而研究文学理论如何走向了“理论”。而这一切表征了学术史的两个时代：文学理论所表征的时代和“理论”所表征的时代，其知识状况从建立在对不同领域的分隔之上转向对间隔、区别、差异的消除之上。在此基础上，提出“理论”代文学理论而起的深层机理乃是在后现代氛围中人们的价值取向发生了转折。最后又基于近年来“理论”被“后理论”所取代的状况，对“后理论”予以判断和论析。从这两章中看出，作者的论述步步推进，由表入里，从显到隐，如同剥洋葱头，不断地剥开，到了最后，创见自出，醍醐灌顶，令人叹为观止。“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整本书的框架结构安排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大量关键词串起了本书研究的核心问题，有点铁成金之效，使得本书逻辑结构严密，自成一体。关键词是特定时期社会历史、文化、政治的真实反映。“在某些思想领域，它们是意味深长且具指示性的词。它们的某些用法与了解文化、社会（两个最普遍的词汇）的方法息息相关。”[3]可以说关键词是浓缩了的社会概貌。在本书中，“文学性”、“文学理论”、“理论”、“后理论”、“文化政治”、“审美文化”、“文类”、“话语”、“经典”、“解构”、“批判”、“症候”等大量关键词勾连起了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状况，是整个文学理论转折的缩影和写照，这也使得当代文学理论转折的研究变得丰富而鲜活。

三、鲜明的现实指向

姚文放对现实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把握时代脉搏，倾听时代足音，关注现实，为时而著，是他一以贯之的治学风格。《现代文艺社会学》、《当代审美文化批判》、《当代性与文学传统的重建》、《审美文化学导论》等专著都体现了对现实予以关注的人文情怀。《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晚近文学理论“向外转”的深层机理探究》也同样饱蘸着强烈的现实感，注重将文学理论的热点问题置于当下语境中考察，其研究最终回归到对于中国问题、中国经验、中国文论的解决上来，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姚文放认为，晚近文学理论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向外转”的大趋势虽然滥觞于欧美，但对其研究要回到中国问题，包括中国的文学问题、文化问题乃至社会问题。例如在本书“引言”部分，对于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姚文放指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本身虽有缺陷，但对其进行“症候解读”可以得到感悟：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至今仍不失为一种思想资料和历史借镜，但用以匡范现实问题则已不足为训，当今中国市场经济条件下大众文化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方兴未艾、如火如荼，对其正能量，我们理应突破以往的一些思想局限和理论误区，给予充分的估量和积极的倡扬。以“症候解读”方法重新审视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及中国当下文化产业的发展，姚文放给学界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视野。同样，福柯的话语理论对于中国文学理论话语的重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即文学理论话语的铸成乃是在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的演变中穿行，在各种权力关系的博弈中被形塑的动态过程。又如，文学经典之争在20世纪90年代初传入中国后，助推了许多中国问题的浮现，使中国文学理论对于文学经典之争发出自己的声音、发表自己的意见成为可能。在本书第六章研究“文化政治与德里达的解构理论”时，姚文放将德里达的解构理论与文化政治的中国问题勾连起来，指出在中国亦普遍存在着包括性别、种族、民族、族裔、国家、地区等在内的文化政治问题，此外还有仍处于边缘地带、敏感状态的同性恋、性怪异、性解放等问题，德里达的解构理论由于与中国的中和哲学不谋而合，尽管二者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但也不乏相通之处，二者相互补益，有利于进一步思考和破解文化政治的中国问题。在本书第十一章“‘批判’话语的谱系学研究”中，姚文放检视了原本不属于中国的“批判”话语体系在20世纪的中国如何实现政治化转向与学理性回归的历程，指出批判话语在当下具有截然不同的意涵，在实际使用中具有弹性和宽容度。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以及学术研究的多学科交叉融合趋于优化，“批判”话语的中国化“理应做到评价更加公允，心态更加平和，理论更加成熟，状态更加优化”。这一振聋发聩的呐喊无疑为当下中国文化批判的走向及应持守的态度开出了一剂良药。这是一个具有强烈学术使命感的学者的肺腑之言！

为深度挖掘晚近文学理论转向中的中国问题和中国做法，姚文放在本书第十八章集中研究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理想诉求及其嬗变”，凸显学术研究的宗旨在于回到中国问题。在本章中，基于建国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创造性地提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形成了一定的理想诉求并受其主导：“十七年以及十年‘’文学理论为政治理想诉求所主导，新时期文学理论为审美理想诉求所主导，90年代初到21世纪文学理论为文化理想诉求所主导。”[4]在文学理论三阶段理想诉求中，姚文放尤其关注90年代后的文化理想诉求，因为这一时期，文学理论发生了“向外转”，文化研究方兴未艾，表现出显著的实践性、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其介入对于如今面临全新语境的文学理论具有激活的作用，它揭示了文学艺术并不仅仅关乎审美形式，更关乎与人类命运攸关的真善美、信念、信仰、理想、责任、义务、正义、同情、爱、自由、解放等终极价值。这显然是对晚近文学理论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转向的呼应，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必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当代文学理论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的“向外转”衍生出更多的理论问题，其内在机理复杂而多变。姚文放新著《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晚近文学理论“向外转”的深层机理探究》着力于研究晚近文学理论“向外转”的深层机理，通过对文学理论转向的知识谱系学考察，牵引出影响文学理论转向的所有可能性因素，并予以理论上的精准建构，是近年来文学理论研究中一部极具学术创新性的佳作，必将对当代文学理论的建设和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美]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丁泓，余徵译，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326页。

[2] 姚文放：《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晚近文学理论“向外转”的深层机理探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页。

[3] [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导言”第7页。

[4] 姚文放：《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晚近文学理论“向外转”的深层机理探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