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科学家们彻夜忧虑的问题读后感100字

《那些科学家们彻夜忧虑的问题》是一本由[美] 约翰·布罗克曼著作，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2017-3图书，本书定价：79.9元，页数：，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那些科学家们彻夜忧虑的问题》读后感(一)：那些科学家们彻夜忧虑的问题

书中的作者什么咖位的都有，大牌的像KK，平克，道金斯这类的，不过也有些不太知名的科研工作者，基本上都是站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谈了些看法，有些作者的内容还是挺难难懂的，需要有一定基础。但也有些很通识的话题，比如KK提到的人口，平克讲了战争，庞德斯通讲了虚拟现实，还有学者谈了谈现代人的爱情观，人工智能等等吧，包罗万象。

《那些科学家们彻夜忧虑的问题》读后感(二)：未来已经到来，只是分布不均

一句话概括：那些科学家们日夜忧虑的问题。

读后感：

“别人的想法

是飘忽不定的

他们想着和恋人幽会

想走大运或出大名

我总是想着麻烦

我的想法是稳重的

所以当麻烦来临时

我早已做好准备”

老年的查理·芒格曾在一次毕业演讲中讲述自己秉持的人生之道，其中一个道理便是未雨绸缪，提前思考尚未降临的麻烦。

每个人都有麻烦，而有些麻烦则是每个人都可能会有的，后者也是2013年Edge的年度问题：“我们应该忧虑什么？”这个问题将人的思绪带到了飘忽不定的未来，在充满变数的世界中，哪些是值得我们去担忧的麻烦呢？

幸而，这个问题已经由学术大咖们回答了。两遍读下来，这些伟大头脑有着各式各样的担忧，不一而足。150多个回答，表达了对未来150多种担忧。但是在我看来，这些担忧并不是平等的，有些担忧显然更值得我们深思。

“没有人真正知道我们应该担心什么，我们周围最聪明的人似乎普遍认为答案是人工智能。”

“牛津大学的哲学家尼克·波斯特洛姆曾指出，我们应该担心的三个最大的未知是生物技术、纳米技术和比人类更聪明的机器的崛起。”

……

虽然全球变暖问题依旧令人揪心，虽然太阳作为一颗G型星能量输出变动主宰着全人类的命运，虽然全球人口老龄化将让世界衰退，虽然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机还没有解决，虽然作为复杂系统的互联网、全球物流链有崩溃的可能，但是我觉得在种种担忧中，只有人工智能就像来自平行世界里的异生物入侵，正按着的人类的预期逐步进入这个世界。这已经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了，商业力量看到人工智能背后巨大的潜能而蜂拥而入，推动着人工智能一步步加速发展，而我很担忧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可避免地将迎来“奇点”。谁也无法断定，奇点到来之后人们的生活是天堂还是地狱，抑或没有那么极端的变化，生活照常过着。但目前来看，最后一种可能性最小。

不幸的是，尽管人们知道人工智能背后潜藏的危险，但在人工智能这种事情上，谁想用“担忧”来阻止都是螳臂当车。被资本力量推动的火车不会为谁停下，它只会持续推进、把我们送进未来。

“未来已经到来，只是分布不均。”

《那些科学家们彻夜忧虑的问题》读后感(三)：灯下暗影：关于那些“忧虑”的忧虑——评Edge2013《那些科学家们彻夜忧虑的问题》

（一） 从提问到对话

“何为好的问题？”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而且也应当能算得上是一个好的问题。

提出一个问题并不容易，提出一个好的问题则更为困难，尽管它经常被忽略甚至遗忘。正如已故艺术家、哲学家詹姆斯·李·拜尔斯（James Lee Byars）曾经说的那样：“我能回答一个问题，但我能足够聪明地提出这个问题吗？”诚然，问题的提出与问题的回答相比，更为复杂地在于其所面临的不确定性的来源，不只是问题本身，而是孕育或产生问题的素材与来源。

孕育或产生问题的素材与来源，从字源学和思想史的视角考察，可追溯至法语中“Problématique”，粗略可直译为“值得思考的问题群”或“问题意识”。根据汪丁丁老师的引证（汪丁丁：《实践高于理论》、《本土问题意识上的中国自主性经济学》），“问题意识”一词在中文语境中最早援用自刘东老师与甘阳老师于1995年在香港《二十一世纪》双月刊12月号上的那场争论（刘东：《警惕人为的“洋泾浜学风”》，亦可参见马立诚：《自由是个新道统——自由主义思潮》），而其核心即在于这些孕育或产生问题的素材与来源的本土性。

正如美国当代著名中国学家、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教授本杰明·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所言，“文化（指非物质层面的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只是围绕着一些无法确解的问题意识所展开的持续的会话或辩论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问题意识必须是本土的，且至少包括两层含义。一方面，它孕育与产生的过程必须是本土的，必须能够充分汲取本土文化的感性素材与养分来源，因为只有具有本土性的问题意识，才能真正成为我们社会情感的认知与表达的重要来源和“想之又想”且“挥之不去”的基本问题的全部内容。另一方面，问题意识也必须要能够回应本土性的问题，因为只有面向本土的具体情境，历史的或现实的，才能提出有效回应并有力解决本国的真实问题的具有解释力和批判力的言说与理论。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一开篇就明确指出，“每个问题本身都暗示着提问者所欲求解的方向。”诚然，我们提出问题的时候，已经进入逻辑的框架了（否则问题不可能被别人理解），但是“问题意识”是在逻辑之前发生的，是一种“前理解”的状态。换言之，我们对于问题的思考不仅仅是寻找“知识”的冷静的智力过程，而且更重要的是思考我们作为“思考者”与我们的“存在”之间关系，而这是需要我们把身心投入于具体社会存在的那种思考。

而对于Edge或早年Reality Club中的这些代表着进化生物学、遗传学、计算机科学、神经学、心理学、宇宙学和物理学等诸多前沿领域的伟大心灵们而言，他们所关注的问题的“本土性”无疑是后工业时代下人类社会的全部图景以及由此涌现而出的一种新的自然哲学——“一系列理解物理系统的新方法，以及质疑我们很多基本假设的新思维。”

然而，光是提出一个好的问题似乎还远远不够，要想真正解决这些问题，必不可少的是关于这些问题的有效对话，就像拜尔斯曾经说过的那样，“要抵达世界知识的边界，就要寻找最复杂、最聪明的头脑，把他们关在同一个房间里，让他们互相讨论各自不解的问题”。或许只有这样，“对话的”以及“和大众分享”的逻各斯才能真正在这些伟大心灵以及他们的拥趸者之间充分激荡。由此，Edge正是作为网络中的一个动态的文本构成了上述对话的场域，并通过Edge年度问题连接着一大群卓越等人物和伟大的头脑，并展示着行动中的“第三种文化”。

（二） 伟大头脑的严肃忧虑

那么，哪些才是那些科学家们彻夜忧虑的问题呢？

作为“世界上最聪明的网站”（The World’s Smartest Website），Edge从1997年成立至今，总共召集了上千位知名的科学家和思想家，每年就同一话题进行讨论。面对2013年等Edge年度问题“我们应该忧虑什么”，也同样收到了150多份来自伟大头脑们的严肃忧虑。

全书400余页共152篇文章，围绕着网络安全与数据信息、技术进步与科技伦理、人工智能与地外文明、经济增长与人类生存、自由意志与情感认知、社交网络与人伦关系、生物技术与医学伦理、焦虑心态与隐私保护以及科学前沿与人类前景等若干重大话题，展开了真诚严肃又灵活丰富的讨论，思想观点火星迸射，见地谈吐深阔高远。

曾任MIT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等罗德尼·布鲁克斯（Rodney A. Brooks），《连线》（Wired）杂志创始主编、《失控》、《必然》等书作者凯文·凯利（Kevin Kelly），哈佛大学语言学家、认知心理学家，“语言与人性”四部曲等书作者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伦敦科学博物馆外部事务主任、《超级合作者》合著者罗杰·海菲尔德（Roger Highfield）、纽约大学理工学院风险工程系特聘教授、《反脆弱》、《黑天鹅》等书作者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这些始终站在科学与时代前沿的“弄潮儿”们，这些始终激荡思想与经验精华的伟大头脑，将他们思想的触角延伸到意识的深海，将他们思考的火炬点燃众声喧哗的黑夜，带领我们踏上一次次的星际穿越抑或夜空迷航。

（三） 关于那些“忧虑”的忧虑

Edge在其2013年的年度问题“我们应该忧虑什么？”之中，要求其受访者告诉我们一些还没有显露在大众视野中的事情，以及为什么；或者告诉我们一些别人依旧放心不下，但他们已经不再忧虑的事，以及为什么可以卸下这份忧虑了。诚然，比“我们应该忧虑什么”更值得我们忧虑的，或许是我们应当如何忧虑——如何更恰当地忧虑，以及在什么时候停止忧虑，或者概括为“关于那些‘忧虑’的忧虑”。

首先，这些忧虑是在社会发展层面和人机共生演化过程中对竞争格局的不断形塑。人与机器的相互关系长期处于此消彼长的动态平衡当中，究竟是人淘汰机器还是机器淘汰人，这或许本身即是一个难解的问题。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机器生产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的生产效率能力和生活便利程度，但在另一方面，也正是随着生产率的提高和生产技术的迭代衍生了失业、灾难甚至是毁灭等重大威胁。

其次，这些忧虑是来自技术的不同意向结构引发的道德伦理的内在张力与外部困境。正如本杰明•富兰克林所警告的那样，“那些愿意牺牲自由以换取安全的人将会双手空空。”然而，对于那些兼具有用、有争议及具有破坏性的技术而言，诸如基因工程、情绪和性格转换药物、纳米技术以及高级形式的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采用所带来的潜在危害和可能风险，可能正在重新设计人类的思想和身体，并在重新对人类进行定义的过程中引发层出不穷的伦理诘难。

同时，这些忧虑还是关于哲学高度上关乎价值与存在之意义的各自言说与不同想象。自启蒙时代以来，伴随着科学技术的长足发展和科学主义的高歌猛进，经验主义科学的疾徐演进对哲学意义上人之所以为人的省察已经产生了僭越式的挑衅和狂妄式的戏谑。 如果回到启蒙思想以降科学理性的发展与歧路而言，以理性精神为核心的科学精神本身具有边界与局限，而在此之外对于更高的未知秩序的敬畏和遐想所笼罩着的“神秘主义”色彩则绝非“迷信”。这是对更高的未知秩序的敬畏和遐想的“有知的无知”，而非对文化传统和宇宙秩序未经深思的“狂妄的理性”。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是由人的残缺本质和物的不确定性之间的固有张力所内生决定的生命体验。生命个体自身的时空限制难以突破，出于对自然的畏惧和历史的敬重因而会内在主动地会预测未来，又进而因为未来无法预测而陷入忧虑。尽管近两三百年的人类历史对于自然和世界的征服看似所向披靡，无所不胜，但是我们仍然面临着上述所有不确定性与风险组合叠加而无法克服的挑战与压力。与此伴生的，不只是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更是反思想象的日渐凋零。科技或许可以改变生活，制度或许可以重塑行为，但人心与人性却不会轻易为其所易。在这个意义上，“忧天”从未中止，“忧人”更不可少。

然而，就“关于那些‘忧虑’的忧虑”而言，最为重要的或许仍是留存并保有人之所以为人的自由意志、独立精神和思考能力——一言以蔽之，人自身的主体性才是对抗所有不确定性最重要甚至唯一的杀手锏。哪怕马文•明斯基（Marvin Minsky）所揭示的“人工智能时代”已然降临，哪怕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所预言的“奇点”即将临近，只要人自身的主体性得以尽可能完整的保留和发展，特别是人类所独有的判断力的广泛运用和生命力的创造倾向，哪怕我们不能过于狂妄地声称“除了担心之外，我们没有什么好担心的”，那也至少可以把关于那些“忧虑”的忧虑视为灯下之暗影般看不见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