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汉武帝读后感摘抄

《制造汉武帝》是一本由辛德勇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28.00，页数：176，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制造汉武帝》读后感(一)：制造汉武帝短评

辛德勇先生试图在这本书里用不同角度反驳田余庆先生的论轮台诏里表达的，汉武帝后期大政方针的变化，用文献的角度阐明，在我看来，倒不如用阐明武帝后期以及昭宣政治的具体史实来的更加清楚明白，这可能是辛氏的特长与特点吧。另外，辛德勇先生在缘起里也讲到，里面有若干篇幅，没有用到严密考证的方法，信不信由你。好吧，我不信。毕竟，巧合毕竟是巧合，想象终归是想象。还是不能让我欣悦诚服。有时，为了说明一个问题，绕了一大圈，也让我感到难以理解。

《制造汉武帝》读后感(二)：觉得结论似有待商榷

辛德勇先生的《制造汉武帝》一书，其中对于田余庆先生的《论轮台诏》多有驳正。其关键认为田先生的史料引用多出自《通鉴》，而《通鉴》一方面夹杂了司马光过多的情感倾向，另外一方面《通鉴》来源多出自南北朝《汉武故事》，辛先生认为《汉武故事》多映射南朝宋帝父子相残之故事夹杂了此书作者过多私货，并且《汉武故事》其中多灵异故事影响了其可靠性(这点觉得有些牵强，比如干宝《搜神记》记载有建康出现一体两头之牛，暗示了东晋初年晋室统胤之间的矛盾。这类书籍还是具有一定史料价值)。故由此得出结论《通鉴》不可靠，而基于此得出武帝晚年政治转型结论的田文不可靠。 对于这类史料的考证选材方法是否当，得出结论是否可靠我是抱有一定疑问的。并且田文中轮台诏所显现的政治转型和此文中的转变似乎有差异，田文所强调的是结束师行三十余年之政，与民休息，后期的昭宣二帝的政策多为其延续；而本文中所描述的似更侧重于用人，强调儒术与儒生的使用。

《制造汉武帝》读后感(三)：对比《论轮台诏》《制造汉武帝》

昨日刚读完田余庆《论轮台昭》，今日又翻这本小书，下午读了大半。感觉上，有十分有力的辩驳，比如对通鉴武帝罪己之言全然出自可信度不高的《汉武故事》的批驳，比如武帝轮台罪己诏后不见政策改变描写的史料；但是又觉得辛先生有为批判而批判之嫌疑，史料解读本就是基于常识的认识，是一种或然式证明，倘非要做出另一番解读，说戾太子有巫蛊之谋，说戾太子不受宠是后宫之争的产物，说戾太子武帝关系与政策转变不可做联系考察，那也无可辩驳，但只能说一句一家之言了。且有时批判戾气稍重，“我想绝大多数通鉴读者都会像周中孚一样，为司马光采摘这种不能为外人道的情色读物作史料而惊诧不已”，司马温公以主观理念肆意取舍史料是真，考证严谨无证不信“完全不符合历史实际”，则是有些过头了的批驳了……且书名也起得大了，整本书不如老实称作驳轮台诏书一类。 辛先生的书给我最大的启发是文本的生成是有过程的，即便记入正史或是人皆称赞的史书，也要细细考虑他的编撰中隐藏的主观观念，哪些是历史事实，哪些是史家构建的因果关系。

《制造汉武帝》读后感(四)：铁证少有，不足翻案；矫枉过正，理断参半。

颇具学术抱负和批判性，但略有矫枉过正、逻辑疏漏的作品，通篇可以窥见大家对于推翻学术定论的无力。读毕仍有疑惑：

一、贯穿行文始终的焦点之一在于对仅存可信的《汉书·西域传》记载的程度认定问题，而此外似乎再无铁证支撑；

二、前处质疑朱熹，后处又用朱熹证明吕祖谦著作水准，殊可玩味；

三、由轮台诏书性质转向汉武帝与戾太子治国路线之争，倘能确证其无，似乎亦不能说明轮台诏书的性质（至于性格“陡转”不太可能不应作为理证）。不过武帝、昭帝执政风格的近乎一脉相承风格，是令人信服的。这里又涉及历史书写的问题，载与不载，主流和支流的问题。

四、《汉书·戾太子传》“异端”的解释，窃以为可与“私问《谷梁》而善之”对读。前者作者的解释不敢认同，后者作者的解释有些牵强。

窃以为：铁证罕有，不足翻案。矫枉过正，理断参半。

亦可见秦汉史研究的困境。

或有时而可商。

阅读一部作品，更看重的是创造者的野心。

《制造汉武帝》读后感(五)：批判者的自我修养：能力与谦逊

辛德勇先生的这本小册子，书名似给人一种误解，有诳人之嫌。但是内容确实还不错，并非演义性质的、可读性强的通识读物，而是用历史学的方法，佐证《资治通鉴》中对汉武帝的错误描写。

《资治通鉴》以汉武帝颁布轮台诏书，表明汉武帝在其晚年已改变其拓疆用兵的方略，转而休养生息，其目的乃是作者司马光规劝宋王室，不忘前车之鉴，同时抨击王安石等变法之徒。当世有田余庆先生写过《论轮台诏》，支持《资治通鉴》选择史料的谨严立场。辛德勇先生追根溯源，认为《资治通鉴》中的有关轮台诏书的史料来自于民间小说《汉武故事》，虽原书轶失，但参照同时代与后世其他著作的引用，表明《汉武故事》不过是仙家的志怪故事。而司马光之意，即用历代学人和统治者均为重视的汉史（尤其是汉武帝时代历史），夹带己见，完成政治上的规训。在学术意义上讲，这本书有两个对手，一个是写《资治通鉴》的司马光，一个是写《论轮台诏》的北大同僚田余庆先生，前者虽去今千年，但作品对后世影响深远；后者是同事，虽然也已经去世，但拥有自己的一众弟子。要对这样一个问题进行批判，除了批判者自身的功力之外，委婉和谦逊的技巧也不可少吧，否则又会产生文人之间纠缠不分的笔墨官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