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史学》读后感100字

《生活的史学》是一本由孙明著作，世纪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2.00元，页数：232，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生活的史学》读后感(一)：邓小南荐语

历史源自生活，史学是生活的印记。历史学的睿智与生机，蕴藉于温润鲜活之中。

本书由若干书评汇聚而成。洋溢在作品中的敏锐感知、通透思维、隽永涵义、灵动笔触，将读者带入贴近生活而又充实丰盈的学术境界。

——邓小南（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生活的史学》读后感(二)：罗志田的评语

这是一本独特而有趣的小书。作者受过较好的历史学专业训练，复以“史学票友”自处，过着“见之于行事”的生活，自由地出入史学，说书、论世、知人，方能如此通达开朗、趣味盎然。他由此提出“生活的史学”，虽不是严谨的理论概括，却点出了史学中一个重要的面向，亦是人生的一种可能。

《生活的史学》读后感(三)：书摘：恶世界，乱作一团

演到《兔》这一则，刘佩琦有点儿“滞”，倒是那个男旦，一头一尾两段《玉堂春》，透着股子邪性劲儿。“两旁的刀斧手，吓得我胆战，心，又，寒。”

根据老舍先生的五个短篇小说改编的《老舍五则》问世后在香港艺术节首演，文学顾问舒乙，导演林兆华，主演刘佩琦，可说是一时之选。老舍会写旧社会，他眼光毒，看在肯节儿上，能把百姓生活写出历史来而又不显得抽象、矫情，所以历久弥新。就拿这次改编的五个短篇来说，《柳家大院》写家庭，一百块大洋“买”来的媳妇不忍公公、小姑子和丈夫的欺凌，悬梁自尽；《也是三角》也是写家庭，两个拜把子逃兵决定组建家庭，却无钱各自娶妻，只得合娶一个，“小两口”的事儿变成了“小三口”的事儿，兄弟情在欲望中挣扎；《断魂枪》是市井传奇，“五虎断魂枪”只能嫡传，不教徒弟，遂以失传告终；《上任》讲官匪一家，治安稽查官乃是由匪而来，黑白互补而又对峙；《兔》中的小陈要由票友“下海”成为职业男旦，周遭都是对他心存暧昧的男人，他把妹妹嫁给楚总长作九姨太换来开张的钱，楚总长却更喜欢他。旧中国以“乱象”为基调，这些故事今天看来都是乱得可以的片断。长辈和晚辈、男人和女人、官和匪、美和丑、善和恶，秩序让位于现实，现实乱作一团。这戏看得我心寒，因为它们拼在一起，断片而又互相说明着、隐喻着、留白着，终于使我对那段历史的认识不安起来。

《柳家大院》中，贫苦市民老王给洋人当花匠，就自认为是“文明人”，借着自己的差事让女儿二妞上学，二妞成了“文明”的学生后欺负起嫂嫂来更加理所应当。末了，算命先生将这家庭的苦难和罪恶归于“文明”。当新事物传入中国终致引发社会秩序的异动时，往往不是理想中“现代化”的“进步”，而是新旧因素在社会、思想乃至身份符号的多个层面嫁接出无穷多的面相，权力从旧秩序中溢出后的紊乱、竞争和怨恨如影随形，痛楚远多于欢欣。老王、二妞还是穷人，但街坊已经感觉大杂院搁不下他们这些“文明人”了。新靠山的倚恃加上旧伦理中“多年媳妇熬成婆”的传统，媳妇的死成了时代之殇。但遇到亲家赔偿的要求，老王一下子就被打回原形，嫁祸邻里，还是“穷人肝火大”的做派。在新旧淆乱的时代中，到底是旧伦理借着新权势而放大，还是新权势击碎旧道德催生了畸变的人，难说清楚。从终点回望，旧道德可曾真正有过效力，也是问题。

“游兵散勇”是中国近代社会中最被污名化的群体之一。翻遍了小说戏剧、历史研究，也难看到同情的叙述。只有在老舍的笔下，逃兵孙占元和马得胜被赋予了人味儿。他们拿着不义之财，却想过几天正常日子。抱着这样的梦想企图由“兵”而“民”，又不过是平添了一个“小三口”的畸形家庭。出路难觅。尤老二不想当土匪了，想通过治安有功而钻进“司令部”。官匪一家，只作道德评判还稍嫌简单了些，当时的统治者确实无力另行筹建一支新的警察队伍，“招安”或许是成本最低、性价比最高的办法。尤老二说走江湖最重要的不是枪、不是关系，是“分寸”，他给旧日的黑道朋友留有分寸，那些人也未必不投桃报李。再说，土匪想当警察，治安不成也没有安然做戴红顶子的土匪，而是辞官，尤老二也没那么十恶不赦。在这些逃兵、土匪身上，我们看到了旧社会的恶，也看到从社会正常秩序逸出者回归秩序体系的艰难乃至无望，便又转化为大时代背景下小人物的悲欢和无奈。“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怕是还有一面要说，“可恨人亦有可怜之情”。“今天的官未必不是今天的匪。”社会乱了，还有“正常”可言吗？

规矩乱了，家庭的规矩，黑道的规矩，票友的规矩，只有改行经营客栈的沙子龙还恪守着本家的规矩。他古板，亦可谓败家，“断魂枪”在他手里果然断魂，但他却是整出戏里最“正派”的人。虽然不收徒弟，也还赏来者一顿爆肚冯，有礼数。只是这规矩如此落寞，一段京胡，满场冷冷的月色。记得冯骥才《神鞭》中的主人公最后练成了神枪手，显示了中国人在技术上的通变。沙子龙不让人振奋，但让人同情，留下更多思考的空间。他已点出对洋枪洋炮挑战下武术是否还有用的忧虑，“旧”有被“新”战胜的，断魂枪的“不传”却是按旧规矩行事的结果。对后一个层面，我们的关注和了解似乎都少了一些。从走镖到经营，沙子龙放弃了枪法，更是换了个活法，绝活的失传是谋生途径和生活方式的选择，不是武林规矩自己说了算的。社会要变化，就不是在一个两个点上，而是触类旁通，藤蔓相连。

3月12日晚上的葵青剧院，弥漫、纠缠、笼罩着这些乱象，混着老北京的土话儿、糙话儿。地地道道的老旧，令人叹为观止。朋友惊呼不知道老舍还写过这么“乱”的东西，中场休息时前排的香港观众兴奋地学习北京话的卷舌和儿化音。我也在想，这个兼有旗人“讲究”和英伦绅士派头的人，如何端详他身边的生活，留下了具有如此历史记录性、穿透力和复杂性的作品。恶世界，乱作一团，无论我们用哪一种利刃，似乎都切不开它。还不如放下理论和概念，专心揣摩这五个碎片和它们所自出的一整个儿的社会。

2010年，香港

《生活的史学》读后感(四)：传统的“通义”与今日之史学

读钱穆《中国学术通义》，一本旨在讨论“中国传统学术之独特性”的文集。自序中言此“独特性”表现为：“中国传统，重视其人所为之学，而更重视为此学之人。”又说：“故中国学术乃亦尚通不尚专。既贵其学之能专，尤更贵其人之能通。故学问所尚，在能完成人人之德性，而不尚为学术分门类，使人人获有其部分之智识。”以“人”与“学”、“通”与“专”、“尊德性”与“道问学”的逻辑讲学术史，讲中西学术的差异与特性，毋宁是有些“过时”了？也许会有人问：这能揭示什么有“学术价值”的东西呢？

但是，为什么这些今日学术史叙述中的冷门词汇，却格外串起一条线索，比如引我们回到章学诚、曾国藩都曾关注的学术与“风气”之关系，而这，竟曾是激起万千读书人心头涟漪的石子？

2002年，日本历史学家岸本美绪在台北“中研院”史语所讲“‘风俗’与历史观”，重申顾炎武等明清时代学者关于“风俗”是社会秩序与历史变迁关键的观点，告诉我们更为古早的韩愈曾经说过“纪纲者脉也”，而岸本则深感“‘脉’跟‘风’一样，是看不见的东西，但据他们说这些流动的、互相感应的系统才是社会形成的基础”。

演讲的落脚点，在于“能不能从像‘风俗’那样中国固有的概念中来提炼出新的、有普遍意义的方法性概念”，从而弥补“研究中国历史时，采用的方法性概念大都是从西方进口”之遗憾。钱穆自序中的一段话虽主要就学术史而言，但旨归是一致的：“今国人一切以信奉西方为归，群遵西方学术成规，返治中国传统旧存诸学，精神宗旨既各异趋，道途格局亦不一致。必求以西方作绳律，则中国旧学，乃若不见有是处。抑且欲了解中国旧学，亦当从中国旧学本所具有之精神宗旨道途格局寻求了解，否则将貌似神非，并亦一无所知。既所不知，又何从而有正确之批判。”

岸本想弥补“遗憾”；钱穆则是要纠正“一无所知”和错误的“批判”。是岸本的认识进步了，还是钱穆更“正确”，姑且不论。跨越二十七年的对话，对于岸本演讲又已过去十年后的我们来说，却很难无动于衷。

若干年来中国史研究的进展，择其大要，或者在于“还原性”与“整体性”渐结果实。“还原性”的成果是最为瞩目的，既在于史实的重建，更在于根据当时当地当事人的逻辑进行史实的重建。森正夫用地方志中的“风俗”材料考察明末社会秩序的变动，罗志田提醒“倒放电影”之问题，历史人类学重现家族的组织规则和绅民的算计，都是显例。凡此理路，发源不一，却正暗合钱穆所谓中国本有之“精神宗旨道途格局”。

“整体性”或将成为下一阶段历史研究与认知的重要取径。我们初观欧美“整体史”著作时，往往感慨于其过于宏大过于学理性，难于在中国史研究中稳妥操作。后来，不是没有人探讨几百年上千年甚至更长历史时段某个区域的整体变迁，其中也不乏名家作品，但反因其关心的时段过长、功力不足，竟至着墨不重、缺乏“深描”、波澜不惊。近年来，随着社会史、文化史、妇女史、医疗史、儿童史以及全球史、区域史、社会文化史、社会经济史等分头推进，却已对历史之全貌一天多一天的认识、一天多一天的补充，对探求历史之全貌的办法也在探索中一天多一天的进步。即便是研究一位晚清的士大夫，我们也已意识到不仅要看他对朝政、对改革的态度，要看他的学术取向，还要看他的穿衣带帽文玩摆设、他的家庭与用度、他的朋友圈子与“雅集”，看他所置身其中的“礼”、朝士的风尚，他的宗教信仰、“果报”观念乃至一些更加神秘、隐秘的观念。如何在政治史、学术史和社会史、生活史的多重视野下打量王懿荣等嘲笑端方不懂金石这一稗官野史，就很有趣。诚如戴维斯所说：“我并没有将个人或家庭置于一个仅仅事关财产、权力、声望或诸如此类事物的一元或二元图式中。我建立的是一个多元图式，每一轴线都可以定性反映不同类型的权力、财产和控制，如同其他可以决定社会组织的变量（比如性别和年龄）一样。”这就又让我们想到钱穆所谓中国本有之“精神宗旨道途格局”。还原性与整体性是一体之两面，只有由本有之“精神宗旨”，才能找到“道途”，如实建构起“格局”；也往往正是在体认到当时当地当事人的逻辑之后，才能猛然醒悟历史是一个立体的而非平面的。此过程中，以往的历史线索和专研重点有的更加突出了，有的黯然失色了。这是时代史学的递嬗，也不排除还会有循环往复的新升降。关键是，我们对历史和历史精神的认识更加丰富了，尽管不一定“正确”与“科学”。

在认识到历史的还原性与整体性之后，便发现历史之中国的很多逻辑难以现代西学之理论和概念分解。就比如“风俗”一词，它包括“人心”，宋应星说“风俗，人心之所为也”，“人心风俗，交相环转者也”；包括“民性”，《汉书•地理志》载“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包括法律，顾炎武论“秦之任刑虽过，而其坊民正俗之意，固未始异于三王也”；包括道德、观念，以及更广义的社会秩序，在地方志中，奢俭、人伦等等都是“风俗志”的常见内容。（以上引文皆据岸本美绪演讲）“风俗”关乎社会史、经济史、政治史，也表达着思想史、文化史等诸多内容，很难再找到一个或一些恰当的概念组合起来完整、准确地表述其“精神宗旨道途格局”。钱穆认为若要分析一国家一民族之文化，上层当注意“学术”，下层当注意“风俗”。但从章学诚、曾国藩到他，又都注重学术与“风气”有着莫大之关系。而风气，当然也是风俗的一部分。可见，所谓的“上层”与“下层”也是分不开的，正如现今已经没有人再将“大传统”与“小传统”分而言之。

所以，“从像‘风俗’那样中国固有的概念中来提炼出新的、有普遍意义的方法性概念”，用当时当地当事人的话语和逻辑去尽量还原历史的“貌”与“神”，就成为今日中国历史学的重要方向。在“全球”与“本土”之间挣扎的中国学界，也可从中受到启发。可惜的是，不用说目前的成果很多都是外国学者所取得，即令对于当时当地当事人的话语和逻辑的重视也脱不开后现代、历史人类学等西学新潮的干系。当此之时，读钱穆的《中国学术通义》，思考中国学者曾有的古今通达与中西平视，或可谓：乐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