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历史的表与里》读后感100字

《中国近代历史的表与里》是一本由(日) 石川祯浩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2，页数：401，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近代历史的表与里》读后感(一)：党史研究是不是历史学研究？

也不能一味嘲笑中国的党史研究，因为从源头来讲，党史研究就不是单纯的党的历史研究，而是服务于政治的研究。建国之后的党史研究，成为了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一项，更谈不上历史，有研究成果也是在允许的范围内的研究。改革开放之后，党史研究的地位及在思政领域的地位受到较大影响。西方学科开始进入中国。党史研究该放进哪个学科发生了争论。有说是为政治服务的，应放到政治学（党史研究的政治却与西方传来的政治学不是一个概念），有说是对党的历史的研究应划到历史学。当然现状是划到了政治学领域。

《中国近代历史的表与里》读后感(二)：補標筆記

石川祯浩在《中国近代历史的表与里》中所呈现的实证主义史学的方法。这与他以往几本著作的风格一以贯之，日本学者似乎也特别善于不放过细节所在，通过对档案材料的反复推敲（甚至是抠字眼），以加深对某些历史的更深认识 但是，我对这种实证主义的路径也有一些本能的怀疑——这也得感谢石川祯浩，因为这种质疑也是在阅读的过程中被激发出来的，这么说不是讽刺，因为能激发人思考本来就是一本书很重要的价值。 我的怀疑在于：这种相当依赖于实证的做法，固然能推动新材料的发现、带来新的知识点，但有时会止步于那个新细节的发现上（因为他们觉得这是唯一坚实可信的，也不愿说过头话），在思辨问题时，在认知框架、对话语环境的辨析上可能会出现不小的问题

《中国近代历史的表与里》读后感(三)：补档

19年来看过最为惊喜也是最有收获感的一本书。书在五月底便已经看完，却因为拖延症到现在才开始写书评… 不同于黄仁宇的大历史观，石川先生在本书里所展现的是一种近乎“探案”般严谨的细节推理与史料考据。还是第一次读到这类从历史的细枝末节中窥探真相的书，怎一个爽字了得。 三十多万字的书，引用的中日俄英材料达六百余本，从浩如烟海的书中梳理各种人物、语言等细节的逻辑，其工程量之大令我着实佩服。 书中谈到了诸多中国近代历史的先驱如梁启超、李大钊等人的思想，但最令人影响深刻的还是“晚清‘睡狮’形象探源”和“‘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告示牌问题考”两文。通过当时代各个思想家书信与潮流报刊内容的层层推导，探究中国“睡狮”形象的根源来自世界上第一部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中的人造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招牌被当成爱国教育的仇恨典型被痛斥多年，实际上“华人不许入”和“狗不许入”是公园规定中分开的两条，但并未记载在一起。以我浅薄的历史观来看，石川先生推导的结论相对起其反复考究严谨推理的解密过程，反而显得没那么“有味道”。历史的趣味正在于那些丰富的细节之中，不仅如此，推敲、发现、证实某些细节有时能带来新的认知。实证主义的魅力就在于此。

《中国近代历史的表与里》读后感(四)：走进“信仰”的年代 ——1922年反基督教运动初探

p180-182

因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第二次组建时，为避免重蹈覆辙，欲用“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团体”来统一成员的信仰，所以等不及莫斯科方面指令到来，就在反基督教运动中表明了较强烈的反资本主义、反帝国主义的立场和观点。

在上海方面，之所以在几种宗教中只反对基督教，是因为它与资本主义、“经济的侵略主义”关系密切。这一倾向与北京地区的运动表现出的以反迷信、反愚昧为基础，反对所有宗教的倾向是不同的。如陈独秀、张闻天等上海的共产党员认为，北京的非宗教大同盟仅局限于宗教非科学的反宗教论调，理论与运动均不够彻底，并对此提出异议。所以上海的反基督教理论，引用马克思主义的名言“宗教是人类的鸦片”，频频将基督教形容为资本主义的“工具”“走狗”“恶魔”“妖魔”等。

p183－184

吉野作造对于将西方基督教的历史只简单用“罪恶的累积”一概而论的片面性论断，做了以下评价：“要说［中国的］反基督教运动的扳指，无非是书面翻译过来的社会主义观点…… 只是如今会在中国兴起这样的运动，是因为社会主义与宗教关系的研究尚处于非常幼稚的阶段。”的确如他所说，中国的反基督教运动，可以从“幼稚”的“书面翻译过来的社会主义观点”的角度进行解释。吉野作为虔诚的基督教徒，同时也对中国青年运动表示理解，他还说道：“我可以预言，他们迟早有一天会开阔见识，领悟到反基督教运动没有意义。”我们知道，他的这个预言后来没能实现，激进的中国青年们最终也不肯承认“反基督教运动没有意义”。同时我们还应该知道，那批激进青年身处的1920年代的时代特征和思想状况，正是在那样“幼稚”和“自以为是”的心态中突出地表现出来。

p184

1919年之后，马克思主义如潮水般涌入中国。但正如吉野所言，那只是书面翻译过来的社会主义，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游离于中国实际情况之外的所谓的先进理论。但是，激进青年们如同对待信仰般接受它，相信通过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的社会主义”，可以从过去一成不变的、僵化的社会改造中获得突破（至少他们是这样感觉的），从而促进他们为其信仰的“科学的社会主义真理”与现实的结合而努力奋斗。且不论他们的思想所达到的高度如何，或曰其成熟度高低，这种表现其实应当看作是点亮1920年代中国年轻一代的宝贵品格。就如当时的世界，尤其是在非西方国家，马克思“科学的社会主义真理”被普遍尊为“信仰”，令人如获至宝一般，中国的激进青年等不及莫斯科传来指示，就在理论上（或道理上）将反资本主义与反基督教主义相结合，毫不犹豫地宣扬反宗教的真理，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信仰”。

《中国近代历史的表与里》读后感(五)：20世纪初年中国留日学生“黄帝”之再造 ——排满、肖像、西方起源论

20世纪初年中国留日学生“黄帝”之再造

——排满、肖像、西方起源论

p28

20世纪初叶，在排满主义的洪流之中，“汉族”作为一个拥有想象上共同祖先的假想的血缘集团迅速诞生，继而刺激和鼓舞汉族民族主义的诸多工具相继出台，也正说明了这一点。

p30

二、黄帝像的出现及其发展

如前所述，中国近代黄帝崇拜的出现及其画像——在此统称为“黄帝热”——始兴于1903年的东京。具体来说，“黄帝热”的兴起表现在如下个方面：1. 采用黄帝纪年刊物的出现；2. 黄帝肖像画的制作及流传；3.有关黄帝事迹论说的出版等。关于第一点，已有诸多研究积累明确论述，兹不赘论。在此只需指出，当时采用黄帝纪年蕴含不奉清王朝正朔之意，是排满革命的明确表示。

p41

一本著作未经正式翻译、介绍，而其学说却经过曲解、加工和复制，成为该时代的通论，并开始规范人们的意识和行动，此类事例，特别是在明治时期的日本及受其影响的清末中国屡见不鲜，而拉库伯里的“汉族（黄帝）西来说”正是其典型之一。

p49

然而，看似引自拉库伯里著作的该楔形文字图，实为原著所无，而是《支那文明史》作者采自与汉族西方起源说完全无关的有关古代东方学的英语论文，且未做只字说明。不用说，除少数古代东方学者外，无人会去翻阅拉库伯里浩繁的原著，或者试图确认楔形文字图的出处，因此，对于日本及中国读者而言，《支那文学史》的转述即非全为拉库伯里学说，也全部是史实。此类对西方学说即非概括、亦非编述的加工，是明治日本接受西方思想时的常见现象，而决非仅有《支那文明史》的年轻作者为之。但远在伦敦的一位东方学者的新奇学说，经过介绍者追加“旁证”后，却不仅为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而且也被日本的部分信从者奉为“几乎不可动摇之定论”。

p50

“…… ……中国者，汉族之中国也”。（刘师培《论中国对外思想之变迁》，警钟日报，1904.6.20）

上述引文表明，对他们而言，汉族西方起源说完全证明汉族是伟大的征服者，因此是优秀种族，统治中国实属当之无愧，更是优秀种族之标志。而如果了解了清末知识分子如何观察和理解近代世界，则他们如何以持有此种逻辑，也就不言自明。亦即，在他们看来，所谓近代世界史无非是雅利安、盎格鲁－撒克逊等所谓优秀人种不断征服劣等人种的历史，而在此过程中，身为土著民族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可言。在贯穿着优胜劣败“公理”的人类历史上，征服者即优胜者，成为征服者就拥有了取得统治者资格的根据。换言之，清末知识分子接受汉族西方起源说，由于其逻辑与承认西方人种在近代世界的优秀和霸权相同，从而通过比拟而得到了作为汉族理应拥有的类似的自尊心和优越感。

p51

这种比拟思考方式，实为清末人种论及历史人物论所共有。在接受了社会进化论规定的人种优劣顺序的清末知识分子们看来，汉族作为种族，其文明程度尽管较之西方各民族大为逊色，但较之非洲黑人及中国国内尚未开化之少数民族，却显然远在其上，属于文明之列。此外，众所周知，出自清末知识分子之手的史传所颂扬的历史人物，除对外族入侵的抵抗者如岳飞、文天祥、郑成功等之外，还有不少远征异域者（或被视作远征异域者）如郑和、张骞、班超等。这表明，对本民族抱有的自尊，并非先天自然形成，而是通过寻求、确定哪个民族逊于本民族，并明确其差异、排定优劣来确立的；而中国的民族主义在决然抗拒外族征服者的同时，却也难免被其本身试图成为征服者这一“强者的逻辑”所纠缠。假如把清末出现的黄帝称为民族主义高度凝聚的象征，则它是把有关民族主义的比拟思考方式凝聚后，才成为象征的。

从汉族始祖“黄帝”在1903年诞生于东京后，至今已逾百年，其间，“黄帝”从汉族的始祖，逐渐转化为“中华民族”的祖先，其立场已发生微妙变化，但对黄帝的颂扬却未曾中断。寓意黄帝子孙繁荣的汉族自我称谓“炎黄子孙”现在仍在使用，而黄帝陵祭祀念念举行，且规模不断扩大。如果黄帝是民族主义高度凝缩的象征，则这些现象或许是中国民族主义课题虽历经百年努力而仍未实现其目的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