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会学理论的读后感大全

《西方社会学理论》是一本由文军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471图书，本书定价：42.00元，页数：2006-8，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西方社会学理论》读后感(一)：李毅：中国一定要建立自己的社会学理论

http://www.sociology2010.cass.cn/news/750410.htm

李毅：中国一定要建立自己的社会学理论

中国社会学1979年3月恢复以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中国社会学没有自己的理论，就是一个严重的大问题。在当今世界社会学界，没有中国社会学流派，没有中国社会学思想，没有中国社会学大师。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社会学没有自己的理论。中国大学的社会学院系，不论给本科、硕士、博士，一般都不开设“社会学理论”课程。如果开课，就开“西方社会学理论”课程，少数也开设中国社会思想史课程。而美国大学社会学专业本科、硕士、博士都有不同层次的必修的“社会学理论”课程。

《西方社会学理论》读后感(二)：社会学的隐喻与解释(札记2）

人文主义社会学，主要是指社会学研究的一种方法与路径，其基本观点是认为人类社会具有独一无二的性质，这就使得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根本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因此，人文主义的社会学理论更多的是借鉴哲学和人文科学的方法，特别解释学、现象学、语言学、文化人类学、语义哲学和认知理论的方法。

人文主义社会学，将社会学从自然科学那里回归到人文科学。

认为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是不同的，严守自然科学的方法论的准则就不可能有效与恰当的把握社会生活的特性。

如宗教对世界的解释，对生与死的态度，则是自然科学无法测定的。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哲学家马克斯•韦伯以在方法论领域、资本主义的产生和矛盾，资本主义社会的宗教、分层、组织等领域研究有着杰出贡献。

如他的《儒教与道教》，是相关中国社会宗教的经典。

马克斯•韦伯在评论道教时说：“以老子学说为基础的一个特殊学派的发展却受到了中国人价值取向的普遍欢迎：重视肉体生命本身，亦即重视长寿，相信死是绝对的恶，一个真正的完人应当能避免死亡。”

他认为，社会学“是一门科学，其意图在于对社会行动进行诠释性的理解，并从而对社会的行动的过程及后果予以因果性的解释。”

韦伯在支配类型上有独特的研究。根据合法性基础不同，他将相应的权威分为三种类型：一、传统型权威，如帝王将相；二、个人魅力型或卡里斯玛型权威，如崇拜者与追随者；三、法理型权威，如科层制。

韦伯指出：纯粹的科层制，在精确性、快捷性、稳固性、纪律性、严谨性和可信任度上，以及在对一切对象的可计算性，都达到了技术上完善的程度。如在二战中的德国，就属于典型的科层制国家。而在中国封建主义社会，社会宗法与农耕文化对于科层制有无形而巨大的消解作用。

韦伯也注意到科层制的弊端。科层制越是完善，“越是使自己‘非人化’，即从公务中排除爱、恨和各种纯个人的感情，尤其是那些不合理的、难以预测的感情”。

韦伯最创造性的发现与诠释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新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其经典。跨洋越海地解释了美利坚与澳洲移民的立国精神。

同时，韦伯也意识到，一旦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就有可能抛弃孕育它的精神。也就是任何主义都有杀父轼母的倾向。如美国，在其追求财富过程中，早已剥去了其原有宗教和伦理的含义了。

趋于纯粹世俗的情欲，是不分意识形态与中西文化的现代商业社会共同趋向。

乔治•齐美尔是另一位人文主义的社会学家。

冲突是社会互动的一种常见形式。他认为，冲突双方投入大量情感、冲突参与者将冲突本身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会导致冲突的暴力水平上升；如果冲突的目标被视为是为实现明确目标的手段，冲突暴力水平会下降。

这一点有助于对社会冲突的预警与控制。

齐美尔认为冲突关系往往有着潜在的积极因素，具有功能主义的色彩。在高度相互依赖的体系中，激烈程度较低但比较频繁的冲突，不会必然激化和导致剧烈社会变迁，反而有助于体系的稳定；而且，随着冲突群体内组织化和冲突群体间联系方式的提高，暴力性会因为群体目标明确而下降，会采用竞争、讨价还价和妥协等多种方式。

这就意味着在社会互动中，有组织的冲突比无组织的冲突更能够自控。在中国超稳定的社会组织结构的节点在县级政府（衙门）与乡村宗族，相互间的“互动”往往是交换、合作，而少冲突与强制。

在中国近现代社会变迁中，西方教会与中国地方的冲突也是从当初的剧烈对抗冲突，慢慢地化为交换与合作。

因此，齐美尔认为“冲突应该被视为是一种建设性的而不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

2009-7-31于成都北门天开居

《西方社会学理论》读后感(三)：社会学的隐喻与解释(札记1）

与当时的科学哲学同构，从中世纪经学哲学解放出来。

实证主义的代表为孔德、斯宾塞、帕雷托和涂尔干。

孔德最先为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的秘书，后来与之分道扬镳。

“实证”是孔德实证哲学的核心术语，它具有五方面的内涵：现实的而非幻想的；有用的而非无用的；可靠的而非可疑的；确切的而非含糊的；肯定的而非否定的。

主张要保证社会学获得有关社会的真实规律，就必须使用在自然科学中使用的观察、实验和比较方法，进而依赖这些知识重建社会秩序。

“观察是为了预测，预测是为了控制。”

法国人孔德是一个穷困倒霉分子，一生不断受生活贫困、精神疾病和不那么幸福的婚姻所逼迫。可是他还能集中精力，花费了13年时间完成了六卷本的《实证哲学教程》（1830—1842），并提出了“社会学”一词。

斯宾塞是主张价值中立的。认为“社会学家碰到的问题，是任何其他科学家所没有碰到过的。他必须割断同种族、国家和平民身份的联系——摆脱他所处的社会和时代带给他的利益、偏见和好恶——抛开民族、信仰或个人利益的影响，才能研究社会所经历过的和正在经历着的全部变化。”

回到事情本身。斯宾塞采用方法正好为胡塞尔现象学里的“悬置”。

斯宾塞以为社会的主要器官有六大制度：家庭制度、礼仪制度、政治制度、教会制度、职业制度和工业制度。有三大功能系统：生产系统、分配系统和调节系统。对应的社会阶级是工人阶级、商人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

这是从社会设置、宗教、权力与政府、经济与劳动的视野来分类观察的，当然只是那个时代的经典。

而据最新的统计，中国的千万资产所有者在北京有14万以上，在成都约1•2万，上海11万；北京的神秘而出手阔绰，成都的具有不张扬的低调潜伏，上海的则高蹈与华丽。这样的社会现象正好与文化相关，也社会结构的地位、角色与社会类型攸关。而斯宾塞的古典显然不能完全解释了。

斯宾塞过得是英国绅士生活，一生没有衣食之忧，却很惜福地保持清教徒式的生活。

巴黎的社会家帕雷托的理论中，最有意思的是精英循环论。

在他看来，社会人口可分为非精英层、精英层，后者又包括统治精英和非统治精英。

他还说：政治精英可分为狐狸和狮子，经济精英可分为投机者和食利者。

狐狸、狮子、投机者、食利者，都为社会学的隐喻。

在当下，不管是狐狸或狮子，投机者或食利者，精英们都相互勾结，权力寻租，进行着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与象征资本的交换。

斯宾塞以为每一类精英没有高低之分，它们都有其独特的社会功能。在经济方面，投机者促进社会进步，食利者则维持社会稳定。狐狸与投机者结盟，狮子与食利者呆在一起。在斯宾塞眼里，最理想的统治精英应是二者的结合。

倘若斯氏活至现在的话，肯定要给当下的社会精英们的倾情演绎合作打高分。

涂尔干是法国学院派的社会学家。以为社会事实是“存在于个人之外，但又具有使个人不能不服从的强制力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感觉方式构成。”

看来，他是相当重视文化在社会学中的作用的。

《自杀论》是涂尔干的代表作之一。在当时，流行的主要观点为自杀的主要原因是精神病态、种族、遗传、模仿心理等生理-心理特征和气候、气温等外部环境造成。

涂尔干运用溯源法，或者说“不是直接根据事先描述的特点，而是根据产生这些类型的原因来加以分类”。他将自杀分为主要四类：利己型自杀、利他型自杀、失范型自杀和宿命型自杀。

现在，如果大量的自杀者，不是平民而是社会的狐狸或狮子，那也许为社会公理公正公平的标志。

2009-7-30于成都北门天开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