筷子读后感摘抄

《筷子》是一本由[美] 王晴佳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8.00元，页数：352，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筷子》精选点评：

●按需。

●19068.综述之作。

●面食 熟食 梜匕 筯 筴 小野妹子 击箸

●2019321 翻译腔确实浓hh

●每次吃饭端起筷子就想到这书，想到筷子的历史，得尊重它。

●很流暢，很好讀，但由於中譯本補充了大量的原文材料，略微顯得有些「臃腫」，我懷疑英文版的論述會更加緊湊、更加清晰一些。頁23，「……由於麵食的魅力，大約從1世紀起，筷子在中國開始挑戰勺子，最終榮登餐具首位。」頁66，「釀酒需要用蒸飯，所以對古人而言，蒸飯有其必要性。」頁96-97，「由於煮熟的食物都被切成一口大小，筷子的作用就得到了延展。」頁172，「琉球人採用筷子進食，像越南人一樣，表現的是一種文化上追求、文明的嚮往。」頁190，「中國北方人棄勺子不用，只用筷子的主要原因是稻米已經傳到北方。」頁207，「『涮羊肉』向中原地區的傳播，使得用筷變得更為重要。」……沒有細讀，挑出來一些觀點，蠻有趣的。

●新文化史

●跟日本学者写的相比，也没什么突破，就是整理了一下中国筷子史而已。总的来说，还是罗兰巴特最有深度。作为一个对西方文化史研究方法很熟悉的人，王晴佳此书写得实在差强人意，或许是人类学、符号学功底不够？

●这本书几乎很快就读完了，可能正是王老师强调“深入浅出”的结果。书中对《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等小说的引用让我耳目一新，并曾当面向老师请教这个问题。由阅读此书看来，新文化史多重考察比较“民间”的题目，去回应其中的时代背景和文化隐喻。学术研究，就是在给研究对象赋予意义的过程。当然这个意义不是空论，但如老师所说，自己已经尽力解释和说明了。阅读王老师的书实在是莫大的享受，就像他坐在你对面给你讲故事一样。 两处错别字： 232页，“执筷是食指翘起”，应为“执筷时食指翘起”。 240页，“而陆容观察道”，似应为“而陆荣观察到”。

●还不错，有点儿意思，但我对社会生活史总有些偏见：看单篇文章还行，但一旦串联、解释、拔高，出成专著就比较boring了

《筷子》读后感(一)：解读重点

筷子的起源可追溯到7000多年前，筷子与早期汉族中国的饮食、气候、环境和生活之间有着重要的关系。饮食工具从勺子到筷子的变迁、筷子用途的变迁不仅仅是筷子这一物品的变迁，更是中国几千年的饮食文化变迁史。其中除了汉族传统之外，更要要看到中古异族的渗透甚至宗教信仰的影响; 筷子文化的传播在东亚所形成的“筷子文化圈”与“汉字文化圈”有着高度重合，汉文化在古代的传播范围之广，以及“筷子文化圈”中各地区所呈现出来的大同与小异；筷子这一物品已不仅仅是一普通饮食工具，而是把它与整个历史进程中的风俗和礼仪变化联系起来，从“用筷”看到教养和文明，了解筷子在人文意义中的“隐喻”和历史意义中的“象征”； 3.随着东亚和“舌尖上的中国”在全球化中风靡全世界，筷子成为架起世界饮食文化之‘桥’。而筷子所代表的共食制又与现代医疗相悖。“一次性筷子”的产生为亚洲食物的推广做出了贡献但其又带来一系列的资源与环境问题。 以物讲史，以“小”见“大”，不仅可以了解筷子的演变史，更可对中国几千年的饮食文化和汉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形成更全面的认识。

《筷子》读后感(二)：葛兆光：架起世界饮食文化之桥——读《筷子：饮食与文化》

受欧美学界的影响，物质的文化史研究最近很流行。通过一个小小的“物”来透视大大的“史”，这真是一个小口子进大口子出的好办法。不过，现在的研究已经不太像当年谢弗写《撒马尔罕的金桃》、劳费尔写《中国伊朗编》，以及季羡林写《蔗糖史》那样研究“物”的路数了。那时的重心是，观“物”而写“物”之“史”，现在重要的是，透过“物”来看“文化”的“史”，目的是要在小小的物品上，讲出一番大大的道理。我曾经读过一些类似的文化史著作，比如《地图的文化史》《内衣的文化史》《礼物的文化史》等，都很有“横通”的启发。

王晴佳先生以做中西史学史的学养，转过身来写这本讲“筷子”的书，实际上，就是在“筷子”这个小小的物品上，融入了很多他原来有关宏大的历史之思考。

“筷子”真是很有趣的东西。在写这篇读后感的时候，我曾努力回想学界曾经有过什么论述。印象较深的是，过去在讨论“汉族文化”和“非汉族文化”的一些论著中，学者曾经把使用还是不使用筷子进食，作为中国内部“汉”与“非汉”族群的区分；在讨论“中”与“外”的文化交流与联系的论著中，同样也有学者指出，在中国之外受到汉文化影响的韩国、日本、越南，使用筷子又恰恰和“汉字文化圈”重叠，于是，筷子又成了受汉文化影响的“东亚”的文化象征。换句话说，在中国之“内”，筷子曾经是区分“汉”与“非汉”的标志；在中国之“外”，筷子又是连缀“汉文化圈”的象征。同样，在这本《筷子：饮食与文化》中，王晴佳先生也借助了筷子，一方面“突破了民族—国家历史的书写传统，并未把筷子的历史局限在一国之内”，另一方面“从饮食与文化双重角度”，书写了别开生面的“物”的“文化史”。

使用筷子，还是使用刀叉，或是干脆用手抓，这是一种习惯，也是一种文化。我一直坚信，文明有先后而文化无高低，正如王晴佳指出的，这“只反映了一种文化的偏好，而不能表明文明程度的高下”。因此，我不太敢相信用筷子的族群“比其他人要文明”，也不大敢相信用筷子能够促进手脑平衡，促进儿童大脑发育之类的说法。顺便可以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亚洲日本和中国乒乓球崛起，曾流行一种说法，认为直握球拍优于横握球拍，有人甚至追究文化背景和生活原因，据说是使用筷子的习惯，使得亚洲乒乓球手手腕灵活因而水平高。但如今乒坛风水大转，亚洲乒乓球运动员也大多改用横握球拍了，直拍优于横拍，连带着用筷子高于用刀叉的说法，显然就没有依据。

其实，毫无来由的自负和根里来的自卑，原本就是一回事儿。作为比较文化史，真正需要讨论的问题，是王晴佳指出的，“在中国古代，为何勺子作为饮食工具比筷子出现更早也更为重要”，然而，尽管有“匕箸”并用，后来却是筷子取代勺子，成了汉族饮食文化的象征。这是为什么？除了从汤中取小块食物时筷子比勺子便捷，吃长长的面条时筷子比勺子方便等具体原因之外，还有什么更深远的历史与文化背景？

这才是这部书的主题。

说到主题，毫无疑问，任何有意义的历史研究，都必须有一个有意义的主题。但是，仅仅有好的主题，也就是有好的idea，能够做好也没那么容易。这个小小的筷子，从时间上看有几千年的历史，从空间看又遍及中国、东亚以及世界；作为一个“物”，它不止涉及饮食和日常生活，还涉及礼仪、风俗和象征等各个方面。可以说，物件虽小涉及却宽，对它的研究亦不易。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这部书的写作其实相当用心，从一开始就有周密的设计，这使得全书呈现出相当完整的结构。除了第一章《导言》之外，第二章讨论了筷子的起源，以及筷子与早期汉族中国的饮食、气候、环境和生活之间的关系；而第三章则是历史，几乎叙述了整个中国几千年的饮食文化变迁史，不仅要讨论汉族传统，而且还涉及中古异族的渗透甚至佛教的影响；接下来的第四章，则更将有关筷子的话题，扩展到所谓“东亚汉文化圈”的越南、日本和朝鲜，在这一章中不仅要说明汉文化以及筷子的传播，更要细心地梳理这个“筷子文化圈”中呈现出来的大同与小异；再接下去第五章，则进一步超越饮食中使用筷子的具体话题，把筷子这一物品，与整个历史进程中的风俗和礼仪变化联系起来，正如王晴佳书中引用艾米莉·波斯特的《礼仪》和诺贝特·埃利亚斯的《文明的进程》所说的那样，这时餐桌上使用的筷子就和“教养”，也是就和“文明”的历史有关；而第六章中更进一步，筷子已经不再是具体的“物”，这一章的题目是《成双成对：作为礼物、隐喻、象征的筷子》，筷子被作者放入社会学意义上的“礼物”、文学意义上的“隐喻”和历史学意义上的“象征”。

特别有趣的是最后的第七章，作者把视野从古代历史转向现代世界。他考察了随着东亚和中国食物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地的流行，筷子如何“架起世界饮食文化之‘桥’”。显然，这时王晴佳笔下的“筷子”，不再仅仅是“物”，而已经是“史”，甚至还是横跨各种社会、风俗、族群的一个“联结点”。这样，王晴佳就从筷子这个小小的“物”，论及文化和文明的大历史，给新文化史或者“物”的文化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典范作品，非常让人佩服。

我们虽然每天使用筷子，但如果习以为常，正所谓“司空见惯平常事”，也许很难想到从一根筷子，可以解释出这么多意义。更重要的是，看这部书的时候，令我很惊诧的是，书写筷子的文化史居然有这么丰富的文献资料。这使得作者不仅要涉及那么多的中文论著，要参考那么多的英文文献，还要引述日本、韩国、越南的资料。这样的工作有相当大难度，因为他对筷子的考察，不仅要跨越筷子和饮食文化史，要跨越传统典籍到考古发掘，跨越图像资料到文字文献，还要跨越中国传统论著到亚洲其他文明研究。

《光明日报》（ 2019年04月03日 16版）

《筷子》读后感(三)：从微物中见历史，小筷子也有大文化

王晴佳一家是美籍华人。在教儿子用筷的过程中，历史学家的本能让他意识到了筷子所蕴含的文化。他惊讶地发现，在西方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筷子专著。因此，他决定撰写《筷子：饮食与文化》。

这部作品从年鉴学派历史观出发，学习布罗代尔，要在“日常生活的结构”中，将视角转向世界各地文明的生活结构，包括粮食的种植、食物的加工和食用方式（就餐礼仪）等，纵横交错，旁征博引，从微物见历史。

筷子，也叫“箸”。据考古考证，早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就开始使用箸了。这与当时的农耕生产有着密切联系，熟食的需求与陶烹的普遍化，大约是箸产生的契机。作者将箸与匕（勺子）、刀具做了一番比较——勺子比筷子更早产生，但在烹调过程里，筷子可以用来检查、搅拌、品尝食物，用途更广泛。中国人讲究“仁”，刀啊叉啊，出现在饭桌尤其宴席上，是失礼的，刀具因此退出了饮食用具，只留在厨房里。欧洲人连吃饭都刀光闪闪，狼性可见一斑。中西文化培育不同的人格，或许从小就在餐桌上熏养而成。

大约1世纪的砖雕,清楚地展示了古人如何使用筷子。

作者搜集大量的历史典籍，呈现中国饮食结构的演变过程。

汉代是我国饮食文化民族风格的奠基时期。据《盐铁论》记载，当时的烹调方法包括烧、烤、炙、煨、蒸、煮、煎、炸、焖、拌、涮等十余种，从侧面反映了箸的普遍化——这些烹调方法大多不适于用手或匕。

汉朝是对外开放的大时代，博采众长，为我所用。其后，南北朝广泛使用釜、铛等铁质烹调器。

入唐之后，“炒”法盛行，例如薛爱华《撒马尔罕的金桃》等书中也有烹调与肴品的精细化记录。

两宋风雅，食客众多，《东京梦华录》这类文集不在少数，肴馔食谱琳琅满目。

明清两代和民国时期，舌尖风华，百味人间，袁枚《随园食单》等为人称道。中国人真好吃，烹饪工具发明迭出，技法不断翻新，食材广泛实验，追求色香味俱全。只有筷子，最好就是筷子，才能任意拆分、拾取大块的食物，又可以随意拈取，挑拣块、条、丝、丁、片、末等任何形态的食物。

魏晋壁画墓的砖画，筷子在中国古代用作炊具。

作者引用日本饮食史家一色八郎和美国历史学家林恩·怀特的论述，指出世界上存在着三大饮食习惯或饮食文化圈：1.用手指吃饭，占世界人口40%，包括南亚、东南亚、中东、近东、非洲；2.用刀子、叉子、勺子吃饭，占世界人口30%，包括欧洲、南北美洲；3.用筷子吃饭，占世界人口30%，包括中国、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等。这些差异显著的饮食习惯，反映了诸多不同——食物的摄入（比如肉食比例，或者淀粉类主食是谷物还是土豆、番薯等）、食物烹饪、饮食礼仪和餐桌礼仪等。

这三大饮食圈的形成，与各自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有关联。

热带地区习惯用手，因为食物以凉食居多；高纬度的人就要用刀叉来分割肉类；中国人追求食不厌精，主食是米饭，配合食用鱼、肉、蔬菜等，简单多用途的筷子就再实用不过了。饮食圈内部也是有细微差别的。比如，朝鲜半岛居民喜欢匕箸共行，因为热汤对他们很重要；而在大多数中国家庭里，勺子大概都退居筷子之后。

《美人图》,歌川国芳绘。从大约7世纪开始,日本人已经习惯了使用筷子。

“圈”之用词，寓意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譬如，西餐的礼仪受到游牧民族的影响，在用餐过程中，嘴和手指容易弄脏，因此就需要有餐巾。日本很早就派了遣唐使学习中国文化，越南曾经是中国的藩国，筷子自然而然成为了文化接受史的一个见证。中国作为筷子文化的输出国，推行合食制，同时输出隐藏其中的家庭伦理观思想；日本人使用公筷的举动，近年来也受到韩国人、中国人的青睐；西方人饭前餐后洗手的习惯亦成为世界卫生观念……文化流动从来不是单向的。

中国传统注重道德教化，箕子见象箸，感商纣之奢侈，遂有亡国预言。史家以“失匕箸”刻画人物心理震撼——曹操煮酒论英雄，刘备掉落筷子，险些暴露心中所谋。筷子成双成对，寓意“百年好合”当然很恰当，婚庆习俗少不了，情人自古多佳话，难怪卓文君写诗句“少时青青老来黄，每结同心配成双。莫道此中滋味好，甘苦来时要共尝”。李白用筷子比喻分离的悲苦，白居易歌颂竹箸“俭洁无膻腥”，秦观以此表达乡野生活的乐趣……我们的东邻岛国同样流行着很多有趣的竹子、筷子的神话传说，《古事记》《枕草子》等文学亦把筷子作为描写对象。筷子就如同它的形质，看似简单，在使用者手中，却能变化万端。

唐代壁画《郊野聚饮图》，图中筷子被用来传送食物。

《筷子：饮食与文化》是一部包罗万象的作品。尽管如此，仍有遗漏。作者选取的材料主要来源于中国典籍、文人笔记和西方史论。不过，在我看来，作为百姓日常用品，筷子在民间文化里也有许多可探讨的。例如，竹枝词、歌谣、小调、谚语等。很多少数民族都有《送嫁调》，借“我和小妹如同一双竹筷……”表达深情。旧社会的一些帮会，利用筷子的不同搭放姿势作为暗号，筷子也常常用作赌博用具和民间“请筷仙”的法器。作为民艺一大品类，象箸、玉筷、金筷、银筷等各种筷子，以及附加的雕饰工艺和祥瑞象征意义，也可讨论。这部作品在这些方面是缺失的，筷子可说之处实在很多。作者久居异域，与筷子文化圈的熟络，尚需长久的积累、日常的浸淫，以及生活的打磨。

北京日报：用筷子还是用刀叉，竟与它们大有关系

《筷子》读后感(四)：中文版序言

中文版序言

本书的英文版于2015年出版，之后很快与日本和韩国的出版社签约，出版了日文版和韩文版。而筷子起源于中国，对于此书中文版的出版，我由此一直念兹在兹，可惜手头事情过多，没有找到时间着手落实。2016年春天，剑桥大学出版社的版权部来信，通知我已经与北京三联书店签约，出版此书的中文译本。之后曹明明编辑又来信告知我，中文的翻译交给了安徽师范大学英语系的汪精玲老师。汪老师在翻译上不但受过专门的训练，而且已经有了译书的经验。我与她联系之后，希望她尽量用流畅的中文表达。的确，此书虽然是译文，但我的希望是，读者阅读的时候不觉得是一本译著。汪老师为此做了许多努力，让我满意和感激。在她译文的基础上，我又补充了大量原始材料、修正了一些提法、改正了一些错误，顺便也校订了译文。整体而言，此书的中文版比英文原版不但在篇幅上增加了大约三分之一，而且在质量上也相应有不少提高。当然，即使我再谨慎小心，错误可能也在所难免，十分希望得到读者、方家的批评指正。

在我写作、出版此书的前后十年中，我就本书中筷子的缘起、演变和现状及其所包含的文化、宗教含义等主题，在美国和中国的高校、博物馆以及文化机构，做过许多次演讲。听众最常问的问题是，你为什么会从事这项研究？许多中国听众对我就筷子的历史和文化写出了一本专著，也略感诧异。我猜想他们提问背后的意思可能是，筷子司空见惯、极其普通，有什么特殊的研究意义？我想借写作这一序言的机会，稍作说明。首先从学理上而言，本人在历史学的领域，多年来一直从事史学史、史学理论的研究，对历史学本身的变化及其与历史变动的关系，比较关注。与一般读者的想象可能有所不同，虽然历史学处理的是过往的事件和人物，但历史的书写，并不守旧如一，而是不断更新的。自20世纪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历史学产生了显著的变化，其影响延续至今。至少在20世纪的初年开始直到“二战”之后，历史学变化的主线就是希望挑战19世纪以德国兰克史学为代表的近代史学模式，突破该史学模式以政治史、事件史和（精英）人物史为对象的传统。1929年法国《年鉴》杂志的出版，在很大程度上引领了20世纪史学的变化主潮，因为围绕《年鉴》杂志，聚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史家，形成了“年鉴学派”。“二战”之后，“年鉴学派”在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Braudel,1902—1985）的领导下，声誉更隆。布罗代尔本人的成名作是《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其中提出了“长时段”的概念，力求对历史进行长程的、结构的深度分析。在写作《地中海》一书之后，布罗代尔又出版了《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三卷本大作，目的是从全球的角度探讨资本主义的兴起。布罗代尔在该书的第一卷“日常生活的结构”中，将视角转向了世界各地文明的生活结构，包括粮食的种植、食物的加工和食用的方式，即就餐礼仪。显然，布罗代尔这位20世纪的史学大师认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像精英人物的决策一样，对历史的演进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布罗代尔承认，一般人也许不会觉得这些日常生活有什么意义。他指出，历史事件看起来是独一无二的，但其实它们之间会形成联系和结构，制约了历史的进程。他写道，日常琐事连续发生之后，“经多次反复而取得一般性，甚至变成结构。它侵入生活的每个层次，在世代相传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上刻下印记”。

布罗代尔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中，还举了许多例子，来说明有些生活习惯，比如就餐的习惯和礼仪，如何需要逐渐、慢慢地形成。他举例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1638—1715）曾禁止他的子女用叉子进餐。但有趣的是，虽然路易十四权重一时，号称“太阳王”，但他还是无法阻止欧洲人在14—18世纪，逐渐采用餐具进食这一习俗的扩展。与欧洲人相比，中国人和部分其他亚洲人很早就开始使用餐具，这一习俗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需要？是烹调食物还是文化影响促成了这些需要？而使用餐具进食的传统建立之后，又如何反映了中国乃至亚洲的文化、宗教和历史？反过来，这一相对独特的就餐习惯，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人乃至亚洲人的饮食方式、传统和文化？促成写作本书的原因，自然还不止上述这些问题。战后史学界对“自下而上”历史的提倡、新文化史对物质文化的关注等，也都是促使我写作的动因。不过限于篇幅，此处不想细说了。

要想描述一般人的日常生活，自然可以有许多方式，因为这一生活的日常，包含了诸多方面。我之所以选择研究筷子的历史和文化，还有一个相对个人的原因。本书从最初酝酿到真正动笔的那段时间，正好是我儿子学习进食的时候。我们家虽然在美国生活了多年，但日常饮食仍以中餐为主，因此每天使用筷子。像许多孩子一样，我的儿子使用筷子进食，需要敦促和教导。我于是想找一本筷子使用的说明书，并由此想到关心一下筷子研究的现状。让我颇感意外的是，虽然筷子对每个中国人来说，几乎须臾不离，重要非凡［如同为本书写了推荐语的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教授本杰明·艾尔曼（BenjaminElman）所指出的那样，筷子和汉字一样，对于东亚文明有着重要的标志性作用］，但在英语世界，居然不但不曾有关于筷子历史的专著，甚至也没有什么研究论文。这一发现让我不但觉得这个课题富有潜力，而且有责无旁贷之感——作为一个在海外生活、工作多年的华裔学者，我感到自己应该用英文向其他地区的人们介绍筷子文化和历史，因为筷子的发明和使用是东亚文化圈最具特色的一种标志和象征。让我特别感到高兴的是，此书作为英语世界第一本研究筷子的专著，出版之后不但填补了英语学术界的一个空白，而且受到了读者的欢迎。我不但受邀到各地演讲筷子文化，而且还接受了电视台、杂志［美国《大西洋月刊》（AtlanticMonthly）网络版（Quartzy.qz.com）、播客（Podcast）］和报纸［如《费城询问者报》（PhiladelphiaInquirer）、《中国日报》（ChinaDaily）北美版］的各种采访和报道。直至今日，我还会收到读者的电邮，询问有关筷子使用及其文化的相关事项。

本书虽然是英语世界第一本有关筷子历史的专著，但在这之前，日本和中国学者出版过有关筷子的论著，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不少有益的帮助。他们这些著作基本都是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出版的，可见对人类日常生活史的重视，还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情。的确，历史书写的传统，是以精英人物的言行为主，直到战后才有改变。而对饮食史的研究，更是从70年代才渐渐开始的，是上面提到的“自下而上”历史学潮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其发展趋势来看，近年的饮食史研究，大有势不可当之趋向。仅就管见所及，有关茶的历史，最近就有了许多部著作问世，不但追溯茶的起源和传统，而且还探讨茶的种植、销售和饮用，如何成为一个世界潮流，影响了近现代历史的进程。而西方人用餐具进食虽然比亚洲人要晚好几个世纪，对于西式餐具（比如叉子何时开始使用和普及）的研究，也有了不少著作。

本书在内容和取径上，与已有的筷子历史专著相比，大致有以下两个特点。第一是突破了民族—国家历史的书写传统，并未将筷子的历史局限在一国之内。应该指出，日本学者在这方面已经做了一些努力。一色八郎的《筷子文化史：世界筷子与日本筷子》、向井由纪子与桥本庆子合著的《箸》，都考虑到了亚洲其他各地筷子使用的习俗和文化。中国学者如刘云主编的《中国箸文化史》和蓝翔所写的《筷子，不仅是筷子》等书，也附带有在中国之外筷子使用的内容。这些已有的论著，对本书的写作多有启发和参考之功。同时本人还做了进一步的努力，因为“二战”之后，由中国饮食带动，亚洲餐食大幅度地走向了世界，筷子与这一“东食西渐”的潮流，有一种相辅相成的密切关系。世界各地光顾、享用中式菜肴、日式料理等的食客，往往对使用筷子进食颇有兴趣。而亚洲餐馆特别是快餐店，也通常随外卖食物赠送顾客一两双一次性用筷，大大扩展了筷子的使用范围及“知名度”。此书英文版出版后，引起了（西方）读者不小的兴趣，与这一饮食史的全球趋向颇有关系。而本书的写作，亦可说是从全球史角度考察筷子历史和现状的一个尝试。

第二，本书不仅仅描述筷子在历史上的起源、使用和推广，更希图从饮食和文化双重角度，解释筷子成为今天亚洲地区不少人日常之必需的原因及历史。筷子虽然可能起源于远古，但相较勺子和刀叉，不但时间上略晚，而且长期以来被视为辅助的餐具。明代之前，筷子被称为“箸”，而“箸”还有其他多种写法，如“筯”“櫡”等，不但表明制作筷子的材料，而且还指出了筷子当时作为辅助餐具的性质（如“筯”字所示）。筷子在今天成为许多人（世界上五分之一强的人口）日常用餐的主要工具，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变化过程。本人认为，筷子地位上升，取代了勺子等最终成为主要餐具，主要有四个原因。第一是石磨的广泛使用，使得人们食麦从粒食转向了粉食，而食用面条和饺子特别是前者，几乎非筷子不可。第二是炒菜的普及——石磨不但碾谷成粉也用来榨油，于是炒菜便渐渐成了中式菜肴的基本形态，而食用炒菜，使用筷子更为灵活、精准、方便。第三是饮茶这一传统的建立，让人开始享用各类“点心”，即古人所说的“小食”。饮茶店（“喫茶店”）、茶馆往往提供筷子，而食用“点心”或“小食”（如烧麦、小笼包、锅贴及各式小菜等），筷子十分经济实用。第四是合食制的普及，特别是食用火锅（如涮羊肉、涮涮锅）等，更突出了筷子的优越性，勺子等其他餐具只能作为辅助工具了。以上的分析，大致以中国饮食史的演变为主要考察对象，而筷子在亚洲其他地区的普及，还有文化的因素。越南、朝鲜半岛、日本及游牧民族生活地区的人使用筷子，大致与中国文化的影响有关——使用餐具进食被视为一种文明的象征，不过也反映了饮食方面的需要，如夹用蔬菜等。而食用日本的寿司（拙意认为就是一种日式的“小食”），筷子显然是最佳的工具，在近年也大力推动了筷子在世界各地的广泛使用。

本书的写作，是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开始的。2010年我获得了该院的奖助，在那里充任研究员，从事东亚历史和史学的相关研究。在我决定从事筷子史的研究之后，我与该研究院主管东亚史的狄宇宙（NicolaDiCosmo）教授商量，希望他能允许我从事这一课题的研究和写作。狄宇宙教授对我的想法大力支持。正是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期间，我对这一课题取得了一些初步的研究成果，并在该年4月做了第一次相关报告，获得了狄宇宙教授和同期在那里的其他研究员不少帮助，如来自法国的MarieFavereau-Doumenjou帮我找到了中世纪土耳其人使用筷子吃面的研究论文，现任教于耶鲁大学历史系的日本史专家丹尼尔·波兹曼（DanielBotsman）帮助我了解近代早期日本的社会生活，现任教于德国海德堡大学的中国艺术史专家胡素馨（SarahFraser）向我提供了敦煌壁画的相关知识，范德堡大学的JinahKim为我讲述了她在泰国的研究及当地人喜食常温食物的习俗，而纽约州立大学的范发迪则从自然科学史的角度，对我的研究多有鼓励。在普林斯顿期间，我还向余英时先生多有讨教。余先生参与了张光直先生所编《中国文化中的食物》（FoodinChineseCulture）一书中有关汉代饮食的写作，他的研究对我仍有不少启发。同时我还有机会与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的艾尔曼、韩书瑞（SusanNaquin）教授交流。宾夕法尼亚大学东亚系的金鹏程（PaulGoldin）教授不但参加了我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讲座，还邀请我到宾夕法尼亚大学做了同一主题的讲演，题为“筷子：沟通文化的‘桥梁’”。我选这个题目是因为在日文中，“筷子”和“桥”发音一样。

在本书的写作期间和出版之后，我应邀在许多单位做过相关报告。如应阮圆（AidaY.Wong）教授邀请，在美国布兰迪斯大学做过讲座。阮教授是该校东亚艺术史的教授，对东亚之间的文化交流，颇有造诣。她不但邀请我演讲、与我切磋，还借我相关的材料并帮我找寻有用的图像。之后几年我在北美，又应邀在罗格斯大学孔子学院、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王嘉廉中心（CharlesB.WangCenter）、纽约州立大学佛瑞多尼亚分校、加拿大安大略大学、密歇根大学孔子学院、纽约的饮食博物馆（MuseumofFoodandDrink）等地做过筷子文化的讲座。我对涂经怡、DietrichTschanz、JinyoungJin、范鑫、PhilipShon、MirandaBrown和AnnaOrchard的邀请，深表感谢。 在中国各地，我曾在复旦大学、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台湾汉学研究中心、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四川大学、山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辽宁师范大学、安徽大学、河南大学、南阳师范学院、湖北省图书馆等多地就筷子的文化和历史做过演讲。这些演讲由下列人士邀请、安排、主持或评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的葛兆光、历史系的章清，社科院近代史所的赵晓阳，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的黄克武，台湾汉学研究中心的耿立群和廖真，南开大学的孙卫国、余新忠，中国人民大学的王大庆、郭双林、周施廷，华东师范大学的胡逢祥、王东、李孝迁，四川大学的霍巍、刘世龙、王东杰、何一民、徐跃、范瑛，上海师范大学的陈恒、梁民愫，山东师范大学的朱亚非、孙若彦、孙琇，安徽大学的盛险峰、许曾会，辽宁师范大学的刘贵福、李玉君，河南大学的张宝明、马小泉，南阳师范学院的郑先兴，湖北省图书馆的姚迎东等，我在此谨向他们及在场听众的提问和热情，表示深深的谢意。 自2007年以来，我出任北大历史系长江讲座教授，参与负责该系史学理论、史学史方向的教学与研究。北大图书馆丰富的藏书和数据库，为我的研究和写作提供了诸多方便。本书的不少章节，便是那几年夏天我在北大期间完成的初稿。2013年6月我还在北大历史系做了相关的报告，题为“筷子和筷子文化圈：一个新文化史的研究案例”。北大的同事李隆国、刘群艺、王新生、罗新、荣新江、王元周、朱孝远、彭小瑜、欧阳哲生等，对我的研究与写作，多有鼓励和帮助，特表谢忱。我也感谢北大的研究生宗雨、李雷波和张一博帮助了我搜寻了相关的资料。

在美国，我的工作单位是罗文大学历史系。像美国其他大学的历史系一样，我系有这样一个传统：一个老师写作论文或写书的时候，会在系上先发表讨论，让同事们批评指正。虽然各人的专攻和兴趣有所不同，但这一讨论的形式，往往能让作者得到诸多有益的建议。我多年来的感受是，正因为各人研究兴趣和方向的差异，同事们所提的意见往往能帮助作者找到新的想法和路径。2011年我把书的提纲写好之后，便首先在系里发表，接受同事们的检验和批评，让我受益匪浅。我的初稿写成之后，又得到同事CorinneBlake、JimHeinzen、ScottMorschauser和JoyWiltenburg拨冗阅读，帮助我改进内容和文体，对此我表示由衷的谢意。我的写作还得到社会学系的同事李玉辉和数学系的同事阮孝的帮助，前者在中国西北长大，帮助我了解北方各地的饮食风俗；后者是越南人，通过他和他的家属，我获得了不少有关越南饮食风俗的知识。而我对日本饮食习惯的知识，除了自身的阅读之外，还来自福森友世的帮助。作为我的研究助理，她不但帮助我理解日文的材料，而且还增进了我对筷子在日本饮食文化中的地位、作用和意义的理解。我的写作还得到了系主任BillCarrigan和时任人文社科学院院长CindyVitto的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为了此书的研究和写作，我曾利用暑期和外出开会的机会，参观访问了下列博物馆和文化机构：旅顺博物馆及其箸文化特藏、重庆的中国三峡博物馆、扬州博物馆、南京博物院、上海的筷子博物馆、韩国的民俗博物馆、东京的国家博物馆、江户-东京博物馆和京都的筷子文化中心。这些访问得到了下列人士的帮助，我对他们深表谢意：艾智科、陈蕴茜、崔剑、韩均澍、李玉君、李禹阶、刘俊勇、刘力、刘世龙、罗琳、欧阳哲生、ParkMihee、王楠、汪荣、王振芬、徐跃、喻小航、曾学文、赵毅、赵轶峰和周一平。上海的筷子博物馆由筷子收藏家蓝翔建立，他本人也写作了多本有关筷子历史的书籍。我在参观的时候，蓝先生不但容许我对他的收藏拍照，还回答了相关问题。我在日本期间，由任职于京都日本文化研究所的刘建辉教授陪同，特意去京都的筷子文化中心参观，可惜到达的时候，那个中心已经决定关门大吉。有幸的是，通过一个热心的老人，我们找到了中心的主人井津先生，与他做了简单的交谈。通过他的介绍，我们还去了京都最老的筷子专卖店之一——“御箸司·市原平兵衛商店”，得到了店主的热情接待，让我实地感受了日本筷子的种种形状和不同用途。店主还送给我一本介绍他们商店的杂志，其中的文章题为：“筷子——架起食物和文化之间桥梁的一个工具”。显然，这一题目也借用和指出了日文中“筷子”与“桥”同音背后的寓意。

本书所用的各种资料（包括所附的图像和地图）、英文的写作以及中文译本的修改补充，还得到了下列人士的多方协助：艾智科、邓锐、范鑫、范瑛、韩江、韩均澍、何妍、林志浤、冈本充弘、江媚、刘世龙、潘光哲、DenisRizzo、孙江、孙卫国、邢义田、王之鼎、王振芬、曾学文、张一博和赵文铎。出版原书的剑桥大学出版社编辑MarigoldAcland、LucyRhymer和AmandaGeorges，对作者的选题和写作，充满热情，不但预先提供了出版合约和资助，而且在写作和出版中多有协助。英文书出版之后，他们还通过各种渠道进行宣传，包括联系制作视频、在美国的亚洲学会年会上让读者开展筷子使用的竞赛等，扩大了本书的影响。英文版的审读，除了匿名人士之外，还有王笛和伍安祖两位教授。他们的大力支持和批评建议，让我受益。同样，我也对中文版的编辑、三联书店曹明明的细心和认真，表示谢意。 本书的写作，让我回忆起母亲在我幼时教我执筷的情景。本书能顺利完成并产生了较大的反响，让我老母深感欣慰，与我家人的全力支持无法分开。本书既是写给读者，亦是献给他们的。

王晴佳 2018年4月22日草，5月1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