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增补本）读后感锦集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增补本）》是一本由黄仁宇著作，九州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0.00，页数：228，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增补本）》读后感(一)：平心而论此书，三星，原因如下：

数目字管理......中国的数目字管理不行？那在讲李悝变法的原始数目字管理的0高明的时候，怎么，那个时候就不是中国人了？

拿什么美国老家的资本主义体系化来硬来作为中国历史的唯一想象的方向，我觉得挺悲哀的。

可能无非就是有一定高度的国际视野吧。但是我作为一个九零后，在二十一世纪看这本书，已经都觉得此人的国际视野略有秀的嫌疑了。中国的知识分子里面，这样的人真是不少！

历史的研究在我今天看来就是，每个历史学家都用自己的哲学和意识形态来梳理历史，然后读者从中挑一个符合或者接近自己意识形态的历史学家来进行膜拜。从这个意义上，Ray Huang的名声大噪倒是反映了一段资本主义大行其道的近代史，除此以外无他。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增补本）》读后感(二)：读《赫逊河畔》

黄氏“大历史观”有三个学术上的基础：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研究（《资本主义与廿一世纪》）、对明代财政的研究（《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和对古今部分军事问题的研究。创立这一观念的想法则如其在《中国大历史》序中所称，起初出于课堂教学实践的考虑，其略富传奇色彩的生平经历也促进了这一思考（无论是为学已晚、无力通读并精研全部文献的现实状况还是曾经亲身体验中国近代历史转折因而被赋予了的“使命感”）。当他利用西方史学观念与对部分历史问题研究进而积累的材料与观点构建他的“大历史观”时，他对自己理论的解释力是颇有自信的，因此他不但用《万历十五年》详尽梳理一个历史节点前后事件的历史逻辑，也敢于用远眺回望的视角试图重塑中国通史的叙述模式。一本《中国大历史》是通俗性的通论读物，而《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则是读书随笔式的断代历史或关键人物泛论；两书互为补充，成为黄仁宇对于中国历史叙述施以“翻新工程”的最终成果。在其中我们看到的是对于历史文献析读、地理环境决定论、经济分析、布罗代尔长时段理论等各类历史研究方法手段的交叉综合运用，而他们全部统一在“大历史观”“从较长的时段来观察历史,注重历史的结构性变动和长期发展趋势”，而较少缠绕于细枝末节和人物的贤愚不肖的总的纲领下，成为构成黄氏独特历史观的基石。因为“大历史观”创设者的眼光足够长远深刻，所以这一理论的建设与发展过程是深深植根于历史事件与问题本身的，此书即可为证。

本书涉及中国史领域。而涉及中国史问题时，黄仁宇通过指出传统史学叙述模式的模糊不清与偏狭难解，分析个中原因乃是身在历史之中的写作者不能用整体思维与超脱眼光看待问题，又武断而目的不纯地用混杂封建意识形态的道德指摘应付了事，仿佛历史人物的贤愚不肖乃是解释一切事件的终极理由。由此引出用后人观点和客观视角认识问题的“大历史观”，已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相较于《中国大历史》以理论统率史实，《赫逊河畔》更凸显黄仁宇的问题意识，对于断代史中的疑难纠纷（王朝更迭兴衰、关键人物的关键举措等等）和历史现象之间相互联系与影响（如“改革者何以又是书生”，“西汉和东汉”）都由大历史观出发给予不同于传统观点的见解。虽因限于文章篇幅不能处处给以详尽的阐释论证，但他对于问题症结的洞察和前人纰漏的勘破，仍然极见功力，是运用大历史观解释中国历史的成功尝试与示范。如其晚年所著《大历史不会萎缩》书题，这一观点确实具有长久的生命力与强大的解释力，通过综合其他历史解释方式并相互参照，能够取得立足于长远未来的发展动力。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增补本）》读后感(三)：以长时间远距离的姿态检视中国历史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黄仁宇先生的《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的主旨，我认为应该就是他在书中频频提及的那句：以长时间远距离的姿态检视中国历史。

当然，这样的一种姿态不是谁想有就能有的。尽管站在今日之时空来回望过去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时间可谓长，距离可谓远。但我想，黄先生所说的长与远绝不仅仅是个物理概念。即使在足够长远的时空之后，无论写史者亦或读史者（其实写史从广义上亦是读史），自身都还需要具备足够宽广的视野以及足够深沉的对世事人性的包容性的理解，才可能真正拥有这样一种长时间远距离检视历史的姿态。

书中对我触动最深的观点是：不要以道德的名义去简化历史。比如，通过史书或影视剧，我们会知道，在几乎每个朝代的末年都会有皇室生活奢侈腐化和奸臣当道之事。而许多史书或影视剧的立场，也包括我们很多人往往会持有的观点，都会把朝代的灭亡与这些因素紧密相联。换句话说，我们很多人往往会认为，如果皇室生活不是那么腐化堕落，如果没有这奸臣，在某种程度上那个朝代很可能就不会灭亡，至少不会那么快灭亡。这样的看法，在本书看来，其实就是以道德的名义简化了历史，也是夸大了当权者或权臣的个人道德水准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而其实，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迭，最关键的原因往往是因为到了某个朝代的末期，其僵化的体制、粗糙简陋的管理模式已无法驾驭一个各方面尤其经济上已较当朝初期大大发展了的、日趋繁复的社会，于是推陈出新就成了不可阻挡的必然趋势。用我们中学时在课堂上所学的观点就是：生产力发展以后，既有的上层建筑已无法适应当下的经济基础，“破”因此就成了唯一出路。

另有一点，同样与道德有关——不要用普通人的道德观去评价执政者。比如唐太宗纳谏，我们后人往往会认为是他胸怀宽广，其实不尽然。按照本书的观点（我也基本认同），唐太宗之所以能够接受魏征等人的犯颜直谏，心胸的关系所占比例不大，甚至也不是真的因为看重谏言内容。在很大程度上，他其实只是因为想要标榜自己是一个明君。当然，无论出发点是什么，他因此而做出的那些行为本身仍然是值得赞赏的。再比如，汉高祖屠杀功臣，“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种种行为，从一个人的角度，真可谓是“残酷少恩”，让人心寒。然而，站在其作为一个刚刚夺得天下的执政者的立场，当时当日，为了巩固新朝代，他似乎实在又有许多不得不这样做的理由（从某个角度，这其实也符合老百姓希望天下太平、战事平息的利益诉求）。也难怪，据《史记》记载，刘邦听闻韩信已死时会有“且喜且怜之”的复杂表情。

书中还有其他许多的分析和观点读来也颇有启发。比如，中国初期早熟的政治统一的必然性及其形成的政治系统的得与失，从秦汉第一帝国到隋唐宋第二帝国再到明清第三帝国的经济文化衍变和发展脉络，何为真正的“封建社会”，如何看待《史记》中所呈现的孔子及其门徒的真性情与后人眼中儒家的拘泥迂腐之间的关系与变迁，如何理解“藩镇之祸”之类问题的真面目，等等。

而在阅读过程中，上述种种还涉及或引发对其他一些具体人物命运的思考。比如晁错与周亚夫。前者，汉景帝先是倚仗他削藩，后因“七国之乱”，又以“离间君臣大逆不道”之罪杀之；后者，汉景帝先用他平“七国之乱”，十一年之后又以他“此鞅鞅非少主臣也”，借故将他下狱死。种种变故，非此二人（其实也包括前述被削之藩）真有错，亦非汉景帝为人之无情义，实为汉朝庭为巩固自身统治之所需也。所以，中国传统历来多以道德之名义来品判人事，而其实，最无法成为诸类品判之依据的恰是道德。亦正如前面述及汉高祖屠杀功臣时所言，古代帝王统治者的道德与普通人的道德非同一物也。

另外，晁错与周亚夫之类人物的命运，也很容易让人想到祸福相依之理。因为自身某种才能而得到重用，又同样因之而不得善终。所谓成也之，败也之。而事实上，最根本的还是在于，在帝王家天下的集权统治下，个人尊严与安全是无法真正得到保障的。

再比如，武则天执政时与其儿子之间的爱恨纠葛，母不母，子不子，实在是在当时政治环境之下，天性（此天性非母子之情，而是指自我政治及人身安全之所需）使然，以及时势使然，无以避之。这样的母子关系，既在人性之中，又在人性之外，注定是一场悲剧。

最后，摘录黄仁宇先生在本书最后篇《卷后琐语》里的一段话作为小结——

“我希望与本书读者共同保持一点检讨中国历史的心得，此即当中的结构庞大，气势磅礴，很多骤看来不合情理的事物，在长时期远视界的眼光之下，拼合前因后果，看来却仍合理。”